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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我与章兰玩了两天，乐中有累，所以没有睡到自然醒，而是杨厂长把我叫醒的，当时还在做梦。我当天晚上写了一篇习作《痴心不改》，内容如下：
全厂最大的车间空缺着主任“宝座”，负责人事工作的年轻副厂长力荐我去担当重任，并用了两天时间给我作思想工作，可结果却出乎所料，最终以一个“不”字了结。
他微笑地对我说：“一车间无主任已有好几天了，想来想去，我还是觉得你最合适。通过三年来的锻炼，你已成为我厂比较成熟的企管。一则为了让你的工资跃上高档次；二则，你可以象在家乡作灵魂工程师那样，跟几个车间主任起表率作用，又会作教育工作，相信你会很好地发挥作用。你先考虑两天再答复我。”
起初，我还有一半的可能重返车间，但一个可怕的事实将压住我，一天12个小时的马拉松式泡车间，恢复一年的笔耕又将搁浅，一种艰难选择再次考验我，我终于战胜了高薪的诱惑，恢复了平静，仍就闭门冥思，操起笔走进清贫的夜里。
职务是升不完的，钱是挣不尽的，最难得的是闲适的人生。虽不提倡消极遁世，但在这世纪末的悲哀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不能说没有可取之处，以文人自诩的我在受到利害冲突时，不时诵读陶潜，以解内心沉重的包袱。
象我们这类在家乡有铁饭碗待着，却不甘心在狭小的井围之中平静地消磨生命，而走向浮躁而热闹的南国阅读黄金屋，将南北中国来一个实地体验，最终用文字记下来，也算为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加入打工文学协会以来，为打工族摇旗呐喊的责任感时时提醒自己。写几篇打工文学作品，挣得一点辛劳的稿酬不是主要目的。“百无一用是书生。”在南方寻梦的打工文人中悲剧一幕幕重演。怎样才能解除类似痛苦，避免相近的遭遇在自己身上结缘呢？
自己在打工前先作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的准备。辞掉学校铁饭碗，回到反对我打工的父母身边。父亲语重心长地劝我：“好不容易才走出了这穷山沟，在城里找到了好工作，我们二老正准备到城里带孙子，你却跟你马伏山那些农民走一样的路，跑出去打工受苦，叫我们怎么想得通呢？”母亲也在旁边不高兴地劝我。正好遇家乡秋收。我虽从未干过农活，但凭练过武功的国防身体，却成了家中的主要劳动力。看到金黄的稻谷从田里回到粮仓中，邻居们也夸我：“想不到一个文弱书生还这么肯干，吃苦比我们都强。”听到此话，我已觉得打工的准备够了，父母的劝阻也无能为力了。
后来随着我的报喜，父母一天天更年轻，年逾古稀的父亲戴起老花镜，握起发颤的笔一次次鼓励我。现在听说我加入了党组织，又看到我在报刊上最近发表的打工作品，真是乐不可支。父亲在电视机旁给不识字的母亲念读我的文章，母亲发出会心的微笑。父亲与母亲一起分享儿子在外打工获得成功的喜悦，无疑也无形激发我奋斗不息。刚脱掉国防绿的弟弟看到我的打工作品后，也写出了反映打工生活才两个月的切身体验文章。厂里厂外相识的读者也另眼相看了。这一切使我意识到：文章发表的兴奋远比父母看到初生儿女的喜悦，远比我每月领工资的激动。
记得一位哲人说过：“物质的富有并不肯定就幸福，精神的充实才是真正的幸福。”我可能“中邪”太深，便选择了清淡，而疏远了孔方兄。
后来这篇文章很快发表在一家打工文学刊物上。接着，好几个读者给我来信说，有人指责我，为了圆文学梦而放弃高薪，这个精神固然可嘉，可是当了车间主任，照样可以写文学作品呀；也有人夸我，做得对，就是要多写一些打工文学作品，为外来工鼓与呼。我被读者的来信感动，工作更加努力。与厂领导一起坐车到北京路参加街道办的庆七一座谈会，写七一标语，办厂庆标语、专刊、墙报、会标，图片展，营造了厂区浓厚的宣传氛围。时间排得满满的，尽到了一位企业文化宣传干事的职责。晚上太疲劳，八点多就倒在床上睡着了，后来被蚊虫叮咬，醒来，皮肤瘙痒得好厉害。
六月二十八日，厂里开展厂庆十周年活动。中午都没有休息。下午召开联欢会，我得到区党委征文活动礼品，收到一个不锈钢保温杯，及五十元奖金。我在抽奖活动环节，没有得到奖品，有点失望。晚上在迎客馆举办厂庆招待会，我骑车去的，喝了较多量的酒，居然还骑车回来。当时没有酒家的处罚一说。晚上的舞会，还是找姑娘跳起来，十一点才结束。厂里认识我的人都说我瘦了许多，我去称重，六十公斤，比去年少了五斤。苏书记安排我为上半年写工作总结，又是一个大任务。我六月底已经成为预备党员，上报街道办党委审批，我上半年取得的成绩不可小觑。
七月里，天气更加炎热，我加紧写文章，将真实经历写了一篇文章叫《助人的尴尬》：
夏日的早晨，我买早报途经广州棠溪公共汽车站时，看见一位刚下车的年轻但看起来并不漂亮的女孩。她吃力地下了三个行李包，其中一个沉甸甸的约有20公斤左右。凭直觉，她是刚从家里返厂的外来妹。她背一个，左手提着轻的，右手用力地提起大包，走不到十米，她放下大包休息，准备双手交换轻重，并长长地呼了一口气，脸红了，汗水从额角不停地渗出。她还回顾了一下后面慢慢跟着的那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大叠当天的广州日报等新报纸的我。
此时的我心想：以前站在三尺讲台上，总是教育自己的学生要学习雷锋，多做好事，助人为乐。现在轮到自己了。我便跨出几大步，接近姑娘的跟前，关切地问道：“小姐，请问到哪条街？”她吃惊地回答：“到国强大街，我是国强食品厂的工人。”“那好，我是帽厂的，正好同路，让我帮你提一个包吧！”我说。
“用不着，我自己能行。”她说着还看了我一眼后，提起大包慢慢前行。慌了手脚的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懵了好一阵。好在身边没有其他人，否则无地自容，真想旁边有个洞，从那里钻下去。心想：就算自己自讨没趣，多管闲事吧，不过这姑娘也不识好歹，良莠不分，自讨苦吃，忘记了家乡的一句谚语：“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后来再深思，在广州这大都市里。三教九流，形形色色，坑蒙拐骗，耳濡目染，看来这姑娘在广州打工也不是一天两天，警惕性还算高，连一向给人和蔼可亲印象的我也不相信，由此我比较了南北中国在识别人信任的差异。也由此，我回想起了春天在火车上的亲身体验。
记得那时四月中旬吧，我从家乡大巴山回广州的火车上发生的事情。当火车经过韶关站时，我所在的车厢里吃力地挤进了三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应该都是古稀之年的老人，跟我母亲差不多，脑海一下子出现了我那位善良慈祥的母亲形象。从此，我便注视着三位老人。
其中一位佝偻着背脊，拄着刺藤拐杖。由于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老大娘只好靠在厕所边站着。她们手腕里都挎起一个不轻的布包，里面装得气鼓鼓的。我的座位也接近厕所，由于缺水，列车刚起动时，总是飘来一根根熏人的臭气。我捂着鼻子，视线透过站着的人群，发现老大娘用空着的那只手捂着难受的鼻子，脸上的皱纹更强调了沧桑的印痕。我的心仿佛被毒蜂蛰了一下。我立即站起身，挤到三位老人身旁，微笑着说：“大娘，我那里有两个座位，你们去吧！”她们相互看了几眼，迟疑地示了眼神，没有出声，都只是摇头。
我又问：“三位老大娘，请问你们要去哪里呀？”她们仍是不停地摇头。我还听见较瘦的那位大娘跟驼背大娘嘀咕了几句。对白话略知一二的我便隐隐约约听出了她们的意思，一下子恍然大悟。广东的老人们大都听不懂普通话，我说那么多话都是白搭，难怪她们总是摇头。
我回到原位置，叫同行的能说白话的侄女去搭话，一则是让座，二则是让她们放下重重的行李，减轻负担。可是出乎意料的是，侄女用白话表达意思后，她们仍是摇头表示拒绝，用白话回应道：“不用，不用！”这样，周围的乘客不停地用复杂的眼神在我和侄女身上找答案，后来还是找到了，那便是“不信任”。
估计过了二十分钟，用两手托起面颊装睡的我悄悄地斜视大娘，却不见了。我好奇地去周围寻找，终于发现，她们正费劲地挤向了后面一节车厢。此刻，我心里更难受，陡然觉察到，身边埋着地雷，或是定时炸弹，不然老大娘怎么会远远地避开我们呢？其实这地雷就是一件件耸人听闻的骗局，教会她们的不信任生人，要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不知不觉，我踏进了厂门。在办公室看到了当天的《南方日报》头版头条赫然出现了“陈观玉，特区的活雷锋”的标题。一口气读完了这位南方大娘震撼人心的先进事迹后，对这个处在转型期的时代里，人应该怎么活着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
其实，来到南方后，我仍然希望自己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做点什么，可因这个地方坑蒙拐骗的肮脏事屡见不爽，无意间搅乱了人们的视听，让人眼花缭乱后很难分清黑白是非，便只好对陌生人的行为以拒绝作为最好的办法，来降低风险。
这个大都市跟我西部的故乡比起来，经济上的繁荣与富有跟那里的贫穷与落后形成了鲜明对照，但在这里人心难测却为人们的处世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在大都市我感觉很累，所以，不久后还是会放弃了这里的繁华，回到了让人活得轻松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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