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三十八章 整肃风气

()不过这一切与身在上海的胡卫东却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受命主持中原局工作的他已经迅速将工作中心由军事转移到民事上来，由于沈鸿、孙越崎等杰出工业管理人才的飞速成长，对于具体的工业建设项目，胡卫东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事必躬亲，这令他得以将工作的重点放到制度建设上来。在胡卫东乃至赤se党zhong yang的心目中，中原解放区不但是中国工业化的龙头，同时也是未来新中国各项经济制度的试验田，因此胡卫东肩上的责任之重可想而知。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胡卫东也不例外，而他先动刀的却是中原解放区的干部队伍，正如斯大林所言，“干部决定一切”，如果没有合格的干部队伍，上面政策再好也没什么意义，甚至反而会适得其反。由于文化程度和工作经验的限制，中原解放区的干部素质虽然强过其他解放区一截，但依然不能令来自二十一世纪的胡卫东满意，但毕竟基础摆在那里，他除了加大干部培训的力度并勉励大家充分利用闲暇时间努力自学之外，也没什么别的办法，可是下面干部弄虚作假的现象，却令胡卫东难以容忍，毕竟有了准确的经济数据作为参考，他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而本质上是一个技术干部的胡卫东又并不擅长、也没那个闲工夫根据各种蛛丝马迹去推测挤出水分之后的真实经济数据......

张浩是个十分优秀的领导干部，但他的xing子温和，轻易不下重手，对于下面弄虚作假的现象，只要没有造成太大恶果的，一般都是尽量以说服教育为主。而带兵多年的胡卫东却没这么好的肚量，尤其是后世三年困难时期的沉痛教训更令他对此事不敢轻忽。事实上当年上面的决策固然有误，但下面大量虚假的信息对其造成了误导，才是真正要命的地方，现在弄虚作假的风气才刚刚抬头。下点狠手应该不难压住，若是等其泛滥成灾，那时可就难以收拾了，毕竟中国有着“法不责众”的传统......

考虑到干部队伍的觉悟还普遍不高（注1）。胡卫东除了那些摆在台面上的官话之外，还让人在私下散布“弄虚作假会令上级作出错误的决策，实质上是让领导给你背黑锅，还有什么错误的xing质比这更严重？”之类的言论。结果被官本位思想浸润了几千年的国人果然更能接受。不过，为了避免以后此事成为自己的小辫子，胡卫东还是第一时间就向zhong yang和太祖汇报了此事。同时还将弄虚作假一旦泛滥成灾之后将会招致的种种恶果向其详细剖析。结果一向厌憎官僚作风的太祖当即对其高度重视起来，告诉胡卫东放手去干，还派了社会部的康部长过来帮忙......

康部长后世恶名昭彰，但由于这个时空的整风运动是由xing格温和的张浩总负责，因此康部长一方面没法像历史上那样造成多少冤案，升迁的速度也比历史上慢了许多（王明早早被打倒，令其历史上关键时候选对阵营的功劳没了。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与胡卫东这位常委之下的第一人根本没法比，所以胡卫东根本不怕他瞒着自己借机乱来，要知道历史上这厮虽然干了不少坏事，却从没树过强敌，绝对是人jing中的人jing，要不然以他累累的罪行，又怎么可能得以善终、并且死去多年之后才被清算？

而另一方面，康部长人品虽然不好，但在谍报安全和内部整肃方面的确有着卓越的才能，历史上改开初期对康部长重新评价了之后，他所制定的安全保密制度很自然地跟着被推翻了，结果其后短短几年就发生了比之前几十年加起来数量还多的重大机密外泄事件，不得不重新恢复成他当年制定的一些安保制度，其才可见一斑。事实上，也正是有了这个“坏人”的帮忙，胡卫东整肃风气的行动才能最终取得成功，否则以他骨子里还只是一个科技专家的有限心机，加之行政系统又不能像军队一样令行禁止，胡卫东不被下面那些干部玩得团团转才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康部长还帮中原解放区改革了安全保密制度，自此以后中原解放区、特别是军工系统，再没发生过一次大的泄密事件......

虽然如此，但胡卫东出于对康部长人品的担心，还是将制度定得很死，尽量不给他个人cao作的空间。由于历史的教训，胡卫东严查弄虚作假集中在数据统计方面，他规定抽查率一般不得低于十分之一（连续三年没出任何问题的地级行政区或者省级直属部门可以降到二十分之一、连续五年没出问题的可以降到五十分之一。），统计数据与实际值的偏差超过一成就将被记录在案列为重点关注对象，偏差超过20%、或者偏差超过15%且无有说服力的理由，则将被定为“弄虚作假”，如果又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造cheng ren员伤亡或者严重经济损失），则使其具体情形从重处理，最大可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即便没有造成严重损失，第一次“弄虚作假”被发现后，违纪者也将被处以党内jing告处分，并且要离岗接受为期一个月的政治思想教育，期满后重新安排工作，原则上级别不得高于之前的职务（一般都会降个一级两级）。而如果是第二次“弄虚作假”被发现，若是造成损失，则罪加一等，即便没有造成损失，也将被撤职并开除党籍（除非以后能够证明此罪不实，否则以后立功再大，也只能当个党外人士了。）......

注1：其实建国初期的干部觉悟并没有后世以为的那么高，只是中国人从众心理很强，在大气氛的影响下干部们很自然地随大流而已，此外严刑峻法和群众监督也是很大的威慑。但是大的罪行不敢犯，弄虚作假这种可能谋得名利却不被视为重罪的小事，大家却不惮学一学，类似的还有当时十分普遍的“靠山吃山、靠厂吃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