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黎段相争

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冲突终于在是否对德宣战这件事上完全爆发出来。

最初一段时间,黎元洪还是相当能忍耐的,他做副总统那么久,自然早已学会韬光养晦,遇事忍让。而段祺瑞脾气虽大,但好歹也是留过洋的人,多少有些遵行宪法的观念,也不至于给黎太过难堪。

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拿。有些事情反而是坏在了手下那些人手里。

段祺瑞早年留学德国,最少还能表面上表现出对黎总统的尊重,但他的手下就很难做到,比如段祺瑞最信任的“小扇子军机”徐树铮就是最难说话的一个。

徐树铮很有才干,而且极得段祺瑞倚重,段祺瑞怠于政务,每天总要下棋、打牌,把时间消磨在这上面,公务基本上由徐帮忙处理。而且徐十分能干,总能将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又对段忠心耿耿。时间一长,段就对其极为依赖,仿佛没有小徐自己就不知怎么处理公文。

但徐树铮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恃才傲物,飞扬跋扈,说话做事盛气凌人,丝毫不留情面,甚至是老段的情面也不讲。包括段的亲信,见到其都绕着道走,敬而远之。

反正小徐替老段把能得罪的人都得罪光了。

从用人识人这方面,老段跟袁世凯比差得太远。老袁手下有一帮人替他做事,而老段只有一个小徐可用。

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便让徐树铮任国务院秘书长。

段祺瑞做太上总理,让黎元洪当橡皮图章。

这里面的起因是民党最早为限制袁世凯而匆匆制定的所谓《临时约法》。由于当时约法对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权限不甚了了,而老段和老黎在平日里也不太互通声气,因此在一些事务上难免出现误会与冲突。按照约法规定,国务院所决定的重大事件,应当呈递给总统府,由大总统盖印发布。徐树铮是国务院秘书长,因此经常要往返于国务院和总统府办事,但这个小徐经常不给黎总统说明事件来由,只管催促总统赶快盖印。要是黎元洪多问上几句,小徐脾气上来就敢当面顶撞。徐树铮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若不是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从中斡旋调解的话,黎总统还真是有点吃不消。

有一次,徐树铮拿着山西省三个厅长的任命书来请总统盖印,黎元洪刚刚问了几句这三人的从前来历,小徐就不耐烦的说:“大总统问这些干什么?请赶快盖印,我事情忙得很!”这下可真是把黎元洪气得半死。等徐树铮走了,黎元洪恨恨的跟手下人说:“我本不想要做什么总统的,可你们看看,这些人目无总统到了什么地步!”

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两头受着夹板气,自然日子好过不了,干了三个月,终于受不住辞职走人。黎元洪做了总统后,一大帮湖北老乡都攀附到他的门下,总统府被人戏称为“湖北会馆”,这帮人可不愿眼看着黎元洪手上无权,在这些人的鼓动下,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矛盾更是迅速激化。

在张国淦辞职之后,代替他的是人称“报界三杰”之一的参议员丁世峄。丁秘书长可没有张国淦那么好说话,他的性格和小徐倒是有点像,一向是言辞犀利,做事干练,岂能容忍小徐那样骄横跋扈的作风?这不,他一就职,马上就搞了一个“府院办事手续”草案,名义上是为了划分府院权限、规范办事手续,但说白了,其实就是要为总统府争得权力与地位……你国务院不能把总统府看成是一个盖印的机器啊!…。

丁秘书长的提议得到了黎总统的支持,但引起了国务院那边激烈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个草案就是“总统争权”,是用总统制来替代内阁制,这如何使得?段祺瑞身为内阁总理,当然不能对这事坐视不理,他随后便请假不出,以此来向黎元洪施加压力。

黎总统其实也心虚得很,他也不想把事情搞大,因为老段不出来理事的话,他还真维持不了局面。于是黎元洪又找人出来斡旋调解,说他本人是尊重《临时约法》和责任内阁制的,绝没有要恢复总统制的想法;之所以搞出“府院办事手续”的草案,主要是想协调府院之间的关系,避免误解,减少矛盾。趁此机会,黎总统又向老段投诉徐树铮等人在总统府嚣张跋扈的种种做法,并希望老段能对这些人稍加约束。

既然黎元洪服了软,老段也就坡下驴,销假回来办事。双方经过一番调解和讨论之后,都做了让步和折中,老段还特别指示小徐,以后交给黎总统核阅的文件,一定要亲自递送,并且一定要注意收敛。于是,“府院办事手续”的风波就暂时平息了下来。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这次却是来自国务院内部,内务总长孙洪伊与秘书长徐树铮发生冲突。孙洪伊是清末著名的立宪党人,在民国初年的组党热潮中大出风头,他此时与黎总统及林副总统的关系打得火热,自然免不了与老段、小徐发生矛盾。

小徐仗着老段的信任,在国务院一手遮天是人所皆知,偏偏遇到孙洪伊也是眼高手低的朋友,他的为人争强好胜,而且政治能量也不小,用当时人的话来说,这两位在一起,几乎就是“日日在火并之中”。

老孙是直隶人,年纪比小徐大十岁,哪里看得惯小徐这个嚣张劲。两人的日常口角就不消说了,这里说几次大的冲突。第一次冲突是徐树铮擅自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布调令、命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四省军队会剿护法军李烈钧部的事情引起。本来这事已经在国务会议上讨论过,决议是去电调解,而小徐却私自拟了一个讨伐的命令拿给黎总统盖印,结果被拒绝了。小徐一怒之下竟然擅自以国务院的名义将讨伐之令发出,结果引起其他内阁成员的一片哗然,孙洪伊当面指责小徐违法越权,而小徐也不甘示弱,两人就此结下梁子。

紧接着,在8月下旬的时候,众议院将湖南议员提出的一个议案转给了国务院,其中对现任福建省长的胡瑞霖提出查办要求,理由是其在任湖南财政厅长时有贪污等劣迹。胡瑞霖是皖系的人,徐树铮接到议案后擅自以国务院的名义为胡瑞霖辩护,并将议案驳回。

孙洪伊得知后十分恼怒,他怒气冲冲的找到老段说:“对民政长官的处分问题属于内务部的职权,我自己分管的事情,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这算哪门子王法?如果秘书长可以包办一切,那我这个内务总长还做它作甚?”黎总统得知此事后,也召见并慰留孙洪伊说:“就是啊,现在哪里是责任内阁制,简直就是责任秘书长制嘛!”

被这么一闹,老段也觉得这事做得荒唐,随即命小徐将咨文追回,徐树铮表面上答应,实际上却不了了之。由此,孙洪伊又和老段卯上了。

中国的事情,就是千万不要轻视了小人物的作用,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从古至今,有多少大人物是被小人物给拖下水并一蹶不振的!徐树铮和孙洪伊两人在前台斗法,两位后台老板免不了在私下里抱怨,段祺瑞说:“这孙总长也太不象话了!”黎元洪则说:“徐秘书长未免欺人太甚!”…。

一个月后,孙洪伊为整顿内务部,裁减了部里的三十多名职员。由于这些被裁者大都和北洋系的头头脑脑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他们岂能善罢甘休,而徐树铮也想利用他们来把孙洪伊给搞下去,于是便怂恿他们向平政院上诉。结果,平政院裁定撤销内务部原令,被解职的那些人仍旧回去上班。

平政院是袁世凯时期设立的一个政治仲裁结构,孙洪伊不但不接受这样的裁定,反认为平政院是一个非法机构,随后他拟将此案提交国会审议。徐树铮害怕国会接受孙洪伊的意见,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他在经过老段的同意后拟定了一道执行平政院裁决的命令,准备交总统府批准。

徐树铮的这道命令,不但内务总长孙洪伊拒绝副署,黎总统也拒绝盖印,府、院之间反复争执,酿成政治风波。老段自上次就对孙洪伊十分不满,于是暗地里给孙传话,让他辞职算了。但是,孙洪伊非但认为自己没有错,而且口气十分强硬,拒不辞职。

老段这回真动怒了,他在十月中旬下了一道将孙洪伊免职的命令,让小徐拿给黎总统盖印。黎总统见后十分震惊,坚决不肯用印。徐树铮为这事来回跑了四趟,黎总统连拒四次,丝毫不肯让步。最后一次,徐树铮威胁黎元洪说:“总统不肯盖印也无妨,以后我们不准孙洪伊参加国务会议!”黎总统大怒:“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徐树铮冷笑道:“什么话?这是段总理的原话!”

过了几天,很少到总统府的段总理突然气呼呼的出现在黎总统的面前,他拿着将孙洪伊免职的命令交给黎元洪,说:“总统要是不肯免孙洪伊的职,那就把我免职了!”

老段下了最后通牒,黎总统也只好退让,不过他还想给双方留点余地,也给自己争回点面子,于是他建议:“免职令还是不下的好,让他自动辞职!我来给他做做工作!”

偏偏孙洪伊这位也是个死硬派,他死活不肯主动辞职,还大声嚷嚷道:“什么官我都可以不做,只要维持我的人格!我不辞职,不出洋,不外调!”

黎总统也说服不了他,这下事情闹僵了。一方面,要是不把孙洪伊赶出内阁的话,段总理的面子没地方放,以后也就没了威信;另一方面,孙总长坚持自己没有错,主动辞职就是失却人格。双方都不肯妥协,把黎总统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束手无策。

最后,黎元洪只好把北洋系的大佬徐世昌给请出来,希望他来调解这个纠纷。徐世昌是个老官僚,见多识广,他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问题所在。于是,徐世昌提出一个方案,那就是将孙洪伊和徐树铮同时免职,原总统府的秘书长张国淦出任国务院的秘书长。张国淦与府院之间的关系都不错,由他出任国务院秘书长的话,双方的沟通就相对好很多了。

老段用人,从来就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对部下的袒护是出了名的。对于徐世昌的提议,老段开始不同意,因为他并不希望徐树铮被免职。直到后来国会要弹劾徐树铮,老段才不情愿的同意了这个方案,但又加了一条,那就是将总统府秘书长、号称黎元洪“四大金刚”之一的丁世铎也一并免职。

11月下旬,孙洪伊、徐树铮、丁世铎三人先后被免职。老段这次以一换二,而且徐树铮仍旧是陆军次长,勉强占了上风。至于被免职的孙洪伊,他转身又回到了国会,仍旧对老段不停的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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