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瑾见杨凌目瞪口呆的模样，心中更是得意。平心而论，奸臣只是别人对他所作所为的评价，奸臣本人可不这么想，刘瑾何尝不想做出一番事业来？只是……
杨凌接过刘瑾那本厚厚的奏折打开来一瞧，还别说，刘瑾的奏折绝对没有那种又臭又长、拐弯抹脚的毛病，奏折中开门见山便提出朝廷机构臃肿、政令不行、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的情形十分严重，既而针对时弊，提出变法。
比如任用私人、裙带升官现象极为严重，官员不在原省任职的旧制早已无人遵循，正德即位后曾按照刘瑾和杨凌的建议重申此事，发付吏部执行，刘瑾对这一措施极为得意，此次旧调新弹，建议列为朝廷律条，作为考核官员的一项制度。
再比如，朝廷对地方钱粮的查盘一直不怎么详细，以致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大明税赋极轻，国库收入极少，但下层的百姓却苦不堪言，盖因朝廷监管不力，下边层层盘剥加码，是以瑾决定改变户部官员临时抽查各地库存钱粮为经常性制度，且每年盘查达十二次之多。
其外，重新丈量屯田、打击走私商人、整顿盐法、酷刑治贪、减轻农民赋税和劳役、文官治军等等林林总总，不但提出了问题，而且每条都有相应的办法。
杨凌细细看来，不觉大是惊奇，这其中许多观点都是针贬实弊、一针见血，或许是因为刘瑾自己就出身贫穷，他那个智囊又是个小小的落第秀才，许多到了朝廷上就被遮掩住的问题却瞒不过他们的眼睛。
刘瑾笑眯眯地抿了口茶，耐心地待杨凌读完，才问道：“杨大人，你觉得咱家这些政策可行么？”
他虽问着杨凌，却已得志意满等着杨凌夸奖了，他的策略中许多都是正确的，但真要执行起来，执行的官员本身就是个大问题。
比如那条峻刑酷法制贪，杨凌看到那儿就有些想笑，刘瑾做了内相后，自己就没少收礼，而且同外廷猜忌内廷一样，刘瑾也信不过外廷，将此事在条阵中明确注明有东厂执行，试问一堆敲诈勒索的痞子执法肃贪会有什么效果呢？
重新丈量田亩、依田地数量纳税这一条杨凌是赞同的，他在鸡鸣驿时就遇到过这种怪事，大明建国初的地主，如今已沦落成贫农，可是官方记载的田亩数还是一百多年前的，依此纳税差点儿没把那户人家逼的上吊。
至于文官领兵，杨凌是坚决反对的，不过刘瑾这么做，是从维护君权出发，杨凌现在已不是初入京时的毛头小子，不会在官面文章上和别人幼稚的争个你死我活，听了刘瑾询问，杨凌沉吟一下，叹道：“公公这番理论，实是大有道理，不过……实行起来大有难度呀。”
刘瑾见他赞同，心中大乐，至于难度……刘瑾乐观的很。他笑眯眯地道：“大人，你觉得我这般呈于皇上，可行吗？”
杨凌赶紧道：“呃……有些小问题，比如说，公公认为户部应该每个月盘查一次各地钱粮，这个……就过于频繁了，舟车鞍马不胜劳顿呀，这一拨官员出了京，还没等回来呢，第二拨就得下去了，再说粮赋大多按年收成，临检频繁，地方官员迎来送往哪还有时间处理政务？”
刘瑾听了连连点头道：“是了是了，咱家倒忘了那各地的官仓不在京里，这个要改，改为一年两次。”
他拿过奏折了标注了一下，又问道：“还有何处不妥？请杨大人多多指教。”
杨凌指着那条文官领兵的条文道：“在鸡鸣驿时，那位御使大人身为文人，不懂军事，对行军布阵却处处干涉，害得大军被困葫芦谷，最后葬身乱军之中，公公也是深受其害呀。你看这里，这里说设文官总制九边，镇、巡以下皆受节制，如果鞑子再来袭边，让一个文臣在上边胡言乱语一番，岂不坏了大事？”
刘瑾听的脸一红，当初他也是胡言乱语的人之一，最后却只让何参将背了黑锅，他心中也知道外行瞎指挥有很多坏处，这一条本是为了表示忠心，那个秀才公自作主张替他加上的。
刘瑾提起笔来，将这一条重重涂去，问道：“大人说的是，还有么？”
杨凌指着那条“罚米例”，说道：“这个罚米，杨某担心……”
刘瑾不以为然地道：“这个还是必要的，洪武年间，贪污六十两就剥皮塞草，咱家以米银代刑，已经算是轻的了，吏治之腐败，必以重刑酷典嘛。”
杨凌似笑非笑地道：“其他的么，就没有了，不过……公公还是不应操之过急。”
刘瑾以为杨凌有与他争功之意，怕自己治政有了成效，所以只是笑笑，心下不以为然。杨凌知道刘瑾新官上任，那番热忱自己是劝不住的，再者他现在掌着内廷中枢，实权比自己要大得多，要不是自己在皇上面前说的上话，恐怕刘瑾会更加不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