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和缅甸之间的彻底停战，最终在小康六年的六月份达成了。
和平能够重新降临，一方面是因为大明确实完全拿回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三宣六慰本来就是大明的领土，是嘉靖以后逐步丢失的），也惩戒了敢于接纳大明叛逆和摇摆土司的不臣缅王。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明确实不想再在对缅战争中投入更多资源，继续深陷泥潭了。
在这场战争持续期间，李定国始终保持了四万左右的出兵规模，一旦前线有所损失，后续还要续征兵源补充，所以前前后后大概动用了六万多战兵。
海路的郑成功，也动用了两三万人，加起来就是九万战兵了。
而给这么庞大的部队跨国远征提供保障，哪怕粮草已经尽量“因粮于敌”，边抢缅甸人的存粮边吃，后方主要只负责第一阶段的粮食，和全程的药品、弹药、武器军械损耗。
但即便如此，这个后勤压力也还是非常巨大的。给九万人提供配套，至少涉及了三十万民夫和水手、工匠。尤其明军火器率之高，后勤远比其他古代军队要复杂，需要的物资品类也是繁杂不堪。
大明的国力能撑得住，全靠朱慈煜登基后的前四年，他父王一直在坚持休养生息、种田攀科技，没有乱花钱。
云贵地区每年结余的存粮，也都提前攒起来。从小康元年起，中央朝廷就没让云贵两省外调一粒粮食过，这才撑得起今天的战事。
而随着这场战役，最终持续了大约十个月之久，过去四年多云贵积攒的官仓存粮，也差不多已经吃掉一半以上了，即将逼近警戒线。
当然，或许有人会觉得：云贵官仓的存粮，不是才吃了一大半么？既然还有一小半，为什么不继续打？为什么要把粮食安全的临界线设置得这么高？
但事实上，这个警戒线还真得料敌从宽。
因为大明在南疆的敌人，可不止缅甸这一个——
如前所述，去年也就是小康五年，大明对缅甸谴责敲打的同时，也一起敲打了越南。毕竟越南同样在当初朱慈煜登基之初，犯过“收容大明叛逆”的罪行。
大明朝廷一开始为了闭关种田，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不追溯。可一旦开了追溯这个口子，就没法再装聋作哑了，必须对缅甸和越南同时一起谴责。
否则如果因为同一件事情、先谴责一个，隔几年再谴责另一个，那大明的外交信用将来就完了，会被人认为是“选择性惩戒、柿子挑软的捏”。
毕竟“诉讼时效”的意义，是让人“不知道自己的利益被侵害时”，可以有个提起争议的缓冲时间。而不是让你明知自己已经有利益被侵害，还不及时表态。要是出现了后面那种情况，就太虚伪了。
这也是为什么后世国际法上，“搁置争议，但不承认，保持谴责”这一措施，会显得如此重要。
很多国际争端，只要你没承认过对方，你表明立场说这里面有争议，先谴责，那就保留了将来翻脸的法理依据。谴责完了，你就可以继续隐忍，种田发展自己，等自己强大了之后再翻脸，那样国际法还会给你个机会。
但要是一开始遇到争议时连谴责都没谴责，默认了，那就等于承认了没争议。将来就算变强了，再想自古以来翻脸的法理依据都没了，就算你拳头硬，也会冒天下之大不韪。
所以对大明而言，谴责缅甸和谴责越南是必须同时发出的，不容拖延。
只不过，谴责必须同时，但谴责和动手之间，却还允许有一个时间差。
自从去年夏秋之交，同时谴责完缅甸和越南后，大明很快就对缅甸动了手。而对于越南这边，则是只坚持嘴炮谴责，并不实际出兵。
毕竟从兵法上来看，能够各个击破的话，何必同时对两个敌人一起开战呢？只要我一直保持谴责，我的开战理由和战略主动权就一直握在手上。
而越南因为国力比缅甸还要弱好几倍，当时虽然被缅王莽白遣使联合，暗中也支持缅甸，却并不敢直接主动入侵大明。
于是，在明越边境上，从小康五年七月，一直到小康六年二月，整整七个月的时间里，双方就形同“静坐的战争”，大明月月谴责，越南月月狡辩，但就是没打。
礼部那帮负责写檄文骂人的家伙，也不知刷了多少KPI，包括顾炎武这个刚刚上位的礼部尚书，都亲自下场，平均每个月刷一篇数据。
而一贯骂不还手的越南人，到了小康六年二月底的时候，心态和行为，终于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这一变化，主要是因为听说了郑成功在勃固的河口三角洲登陆了，还跟李定国南北夹击，打通了缅甸战场的伊洛瓦底江补给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