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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砚醒来的时候，病房里只有仪器在响。
滴——滴——滴——那种声音听久了会让人产生幻觉，像是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敲木鱼。她盯着天花板看了三分钟，才把昨天法庭上的事情一件一件捡回来。导师的脸，陆时衍递证据的手，旁听席上炸开的喧哗，还有那声枪响。
枪响之后的事她记不太清了。只记得自己扑过去的时候，脑子里什么都没想。不对，想了一件事——陆时衍今天穿的是一件深灰色的西装，要是溅上血，不好洗。
人在生死关头想的事情，往往最没出息。
门开了。陆时衍走进来，手里拎着一个保温袋。他换了一身衣服，浅蓝色的衬衫，袖子挽到小臂，露出一截手腕。手腕上有一道红痕，是昨天被弹片划的，已经结了痂。他把保温袋放在床头柜上，打开，里面是一碗皮蛋瘦肉粥。粥还热着，热气扑到苏砚脸上，带着姜丝的辛辣味。
“医院食堂买的？”苏砚问。
“买的能有姜丝？”陆时衍把勺子递给她，“我做的。”
苏砚接过勺子，没喝。她看着那碗粥看了好一会儿。粥熬得很稠，米粒都煮化了，皮蛋切得碎碎的，瘦肉撕成细丝，姜丝切得比头发还细。是一碗花了功夫的粥。
“你还会熬粥？”
“刚学的。”陆时衍在床边坐下，“手机上现查的菜谱。不难，就是把东西切碎了扔进去煮。”
苏砚喝了一口。烫了舌头，她嘶了一声，又喝了第二口。
“咸了。”
陆时衍愣了一下：“我按菜谱放的盐。”
“菜谱是菜谱，你是你。下次少放半勺。”
陆时衍没说话，把那句“下次”咽下去了。苏砚也没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两个人都沉默了。窗外的天是灰的，要下雨又没下透的那种灰。病房里飘着粥的香气，混着消毒水的味道，是一种很奇怪的味道，像有人在厨房里打翻了一瓶酒精。
“薛紫英走了。”陆时衍忽然开口。
苏砚的勺子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搅动碗里的粥。“去哪儿了？”
“国外。今天早上的飞机。她让我跟你说一声。”
“说什么？”
“对不起。”
苏砚把勺子放下了。她看着陆时衍，陆时衍也看着她。两个人的眼睛里都有东西在流动，不是眼泪，是比眼泪更重的东西。
“她对不起的人不是我。”苏砚说，“是你。”
陆时衍没接话。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苏砚。窗玻璃上映出他的脸，模模糊糊的，像一张浸在水里的照片。
“薛紫英跟我认识的时候，我刚进律所。”他的声音从窗边传过来，很轻，像是自言自语，“她是所里最年轻的合伙人，我是她带的实习生。她教我怎么写诉状，怎么跟当事人沟通，怎么在法庭上不被对方律师的气势压住。我那会儿觉得，这世上没有她搞不定的案子。”
雨终于落下来了。打在窗玻璃上，一滴一滴的，慢慢连成线。
“后来我才知道，她搞不定的不是案子，是她自己。”陆时衍转过身来，“她家里条件不好，父亲生病，母亲没工作，弟弟还在上学。她一个人扛着，扛了太多年。扛到最后，钱比什么都重要。导师就是看准了这一点。”
苏砚想起了薛紫英在法庭上作证的样子。那个女人穿着一身黑色的套装，头发盘得一丝不苟，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像是用刀刻在石头上的。她说出导师与资本勾结的细节时，旁听席上有人倒吸凉气，有人低声骂叛徒。她全都听见了，眼睛都没眨一下。
“她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陆时衍重新坐下来，“她说，陆时衍，我这辈子做过最蠢的事，不是背叛你。是在背叛你之后，才发现自己再也信不过任何人了。”
苏砚把碗里最后一口粥喝了。粥已经凉了，凉了的皮蛋粥有一股铁锈味。
“她错了。”苏砚放下碗，“信不过别人，不是最蠢的事。最蠢的是连自己都信不过。”
陆时衍看着她。
“我爸破产那年，我十五岁。”苏砚靠在枕头上，眼睛看着天花板，“他从楼顶上跳下去的前一天晚上，来我房间找我。跟我说，砚砚，爸爸对不起你。我说，没关系，钱没了可以再挣。他笑了笑，摸了摸我的头，走了。第二天早上，小区保安在楼下发现他的时候，他身上穿的还是那件灰色夹克。那件夹克左边口袋破了一个洞，他一直没有缝。”
雨下大了。哗哗的，像是天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后来很多年，我一直在想，他摸我头的时候，手为什么是凉的。”苏砚的声音很平，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后来我想明白了。不是他的手凉，是我的头烫。我在发烧，烧了两天，他不敢告诉我。因为告诉我也没用，家里已经没钱买退烧药了。”
陆时衍的手在被子下面握住了她的手。苏砚的手指蜷缩了一下，然后慢慢松开了。
“我用了十年时间，学会了一件事。”她说，“不是怎么赚钱，是怎么在别人背叛我之前，先把路堵死。公司的高管，我从来不让他们接触核心代码。签合同的合作伙伴，每一份协议里都藏着三条以上的退出条款。连我自己的助理，我都不会让她知道我住在哪一栋楼。”
她转头看着陆时衍。
“你知道薛紫英比我强在哪里吗？”
陆时衍摇头。
“她至少还信过一个人。哪怕后来那个人让她失望了，她至少信过。我没有。我从来没信过任何人。”
病房里安静了。雨声盖过了仪器的滴答声，像是整个世界都被水泡着。
陆时衍松开她的手，站起来，走到床头柜前，把保温袋里另一层打开。里面还有一样东西，用锡纸包着。他撕开锡纸，是一个烤红薯。红薯还温着，皮烤得焦黑，裂开的地方露出金黄色的瓤，冒着甜丝丝的热气。
“粥是现学的。这个是我本来就会的。”他把红薯掰成两半，一半递给苏砚，“小时候冬天，我妈总在炉子上烤红薯。烤好了掰开，我跟薛紫英一人一半。那时候她住我家隔壁，她爸还没生病，我妈还在世。”
苏砚接过那半红薯。红薯很烫，烫得她两只手倒来倒去，像捧着一团火。她咬了一口，甜得齁嗓子。不是那种精致的甜，是土里长出来的、笨拙的、粗粝的甜。
“你跟我说这些，”她嚼着红薯，含含糊糊地说，“是想让我可怜薛紫英？”
“不是。”
“那是想让我原谅她？”
“也不是。”陆时衍咬了一口自己那半红薯，“就是想告诉你，我以前也信过人。后来不信了。现在……”
他没说完。
苏砚替他说了：“现在又信了？”
陆时衍看着手里那半个烤红薯。红薯的芯还是烫的，边缘已经凉了。烫的地方和凉的地方混在一起，咬下去，是一种很奇怪的口感。
“不知道算不算信。”他说，“就是觉得，跟你一起查案子这几个月，我晚上睡得着了。”
苏砚愣住了。
“以前我失眠。不是那种普通的失眠，是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导师的脸的那种失眠。他教我法律的时候，跟我说，法律的底线是正义。我信了。后来发现他说的正义，是价格。”陆时衍把最后一口红薯塞进嘴里，“跟你合作之后，我没再梦见过他。改梦见你了。”
苏砚差点被红薯噎住。
“梦见我什么？”
“梦见你在法庭上跟人吵架。吵输了就摔我的文件。”
苏砚笑了。笑着笑着，呛出了眼泪。她拿手背擦了一把，手背上全是红薯的糖浆，黏糊糊的。她看着那只黏糊糊的手，忽然说了一句话。
“陆时衍，我爸从楼上跳下去的前一天晚上，跟我说了对不起之后，还说了另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砚砚，爸爸这辈子最遗憾的事，不是公司没了。是妈妈走的时候，我没敢在她面前哭。我怕她担心。后来我想哭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
苏砚把手里的红薯皮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红薯皮在垃圾桶里滚了一下，停住了。
“所以我从来不憋着。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骂人就骂人。公司里的人说我脾气差，合作伙伴说我难搞，记者说我喜怒无常。随便他们说。我又不是活给他们看的。”
窗外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云裂开一道缝，阳光从缝里漏下来，落在窗台上，金灿灿的。病房里忽然亮堂了起来。
陆时衍把保温袋收好，站起来。
“明天你想吃什么？”
苏砚想了想：“你会做什么？”
“什么都不会。现学。”
“那就……红烧肉。”
“太腻了，你伤还没好。”
“那就糖醋排骨。”
“太甜了，对伤口愈合不好。”
“那你问我干什么？”
“问一下，表示尊重。”
苏砚抓起枕头朝他扔过去。陆时衍接住了，把枕头放回床上，又替她把被角掖好。他掖被角的动作很笨拙，一看就是没照顾过人的。被子被他掖得皱皱巴巴的，边角全塞进了床垫缝里。苏砚看着那团皱巴巴的被子，心里忽然涌上来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不是感动。感动太轻了。是一种像是被什么东西攥住了心脏，攥得不紧，但松不开的感觉。
“陆时衍。”
“嗯？”
“薛紫英走之前，你送她了吗？”
陆时衍站在门口，手搭在门把手上。他的背影在门口的光线里拉得很长。
“送了。”
“送的时候，她哭了吗？”
“没有。”陆时衍停了一下，“我哭了。”
门关上了。走廊里的脚步声渐渐远了。
苏砚躺回枕头上。枕头上有陆时衍手上的味道，很淡，是烤红薯的焦甜味混着薄荷味。她闭上眼睛，把那个味道吸进肺里，存着。人在医院里待久了，会学会一件事——把好的东西存起来。存够了，才能熬过那些不好的时候。
手机亮了。
是公司群里有人在发消息。技术部的小周发的，说新专利的方案已经按照她的要求修改完了，问她什么时候能审。市场部的琳达发了一个祈福的表情包，说老大好好养伤，公司有我们。行政部的老赵发了一段语音，点开一听，是他在办公室里给大家分烤红薯，说是陆律师送来的，每人一个。
苏砚把那段语音听了两遍。
第一遍听老赵说话。第二遍听背景音里那帮人抢红薯的动静。
她放下手机，翻了个身。伤口被扯了一下，疼得她龇牙咧嘴。疼完之后，她忽然笑了一下。
她想起陆时衍说的那句话——“跟你合作之后，我没再梦见过导师。改梦见你了。”
这话要是换个人说，她会觉得是情话。但从陆时衍嘴里说出来，她知道不是。他是在说一件事实。就像他说“粥咸了”一样，只是陈述。可正是因为是陈述，才比情话重。情话是加了滤镜的，陈述是原片直出。原片直出的东西，骗不了人。
走廊里又响起了脚步声。不是陆时衍的，陆时衍走路脚后跟先着地，声音是闷的。这个脚步声是前脚掌先着地，轻而快，像猫。
门开了。
薛紫英站在门口。
她穿着一件米色风衣，手里拎着一个登机箱。头发披散着，没化妆，嘴唇干裂，眼角的细纹在没有粉底遮盖的情况下清晰可见。她看上去老了五岁，或者，这才是她本来的样子。
“飞机延误了。”她说，“我来讨半碗粥喝。”
苏砚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她指了指床头柜上的保温袋。
“粥凉了。红薯还有一个，陆时衍留的。”
薛紫英把登机箱靠在墙边，走进来，在床边坐下。她拿起那个烤红薯，掰开。红薯已经凉透了，金黄色的瓤变成了暗黄色，甜味也散了，吃起来像在嚼一块带纤维的蜡。她一口一口地吃，吃得很慢，像是在吃一样很珍贵的东西。
“他小时候烤的红薯比这个好吃。”薛紫英说，“那时候他舍得放糖。烤之前先在红薯表面抹一层蜂蜜，烤出来皮是亮的，咬一口能甜到嗓子眼。后来他妈妈走了，他就不抹蜂蜜了。说甜的东西吃多了，会想家。”
苏砚没说话。
薛紫英把最后一块红薯皮扔进垃圾桶，拍了拍手。她站起来，走到门口，拎起登机箱。
“苏砚。”
“嗯。”
“我给你的那份证据里，少了一页。”
苏砚的瞳孔收缩了一下。
“第三百四十二页。导师跟瑞士银行的往来记录。”薛紫英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得四四方方的纸，放在床头柜上，“我本来是打算留着自保的。现在不用了。”
她拉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传来登机箱轮子滚动的声音，咕噜咕噜的，越来越远。
苏砚拿起那张纸，展开。上面密密麻麻的全是数字，账户，金额，日期。最下面一行，是一个名字。不是导师的名字。是一个她从来没见过的名字。
她把那张纸折好，压在枕头底下。
窗外，一架飞机从云层里钻出来，拖着长长的尾迹，往西边去了。
苏砚闭上眼睛。枕头下面那张纸硬硬的，硌着她的后脑勺。她没有把它拿出来。有些东西，就是要硌着，才不会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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