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信是曹操写的。
在回信中，曹操先是大大地褒誉了荀贞一番，表达了对荀贞为忠义而无惧生死的勇气的敬佩，接着略微叙说了一下洛阳士人对荀贞捕灭邺赵的议论，凡是清正的士大夫、士子以及太学生，无不交口称颂，荀贞虽然一次洛阳都没去过，他现在在洛阳的名头却是一时无二。
再之后，曹操又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洛阳如今的政局。
自今年三月，因刘焉之奏请，朝廷复设州牧后，至今先后拜了三个州牧，一个是刘焉，拜为益州牧，一个是黄琬，拜为豫州牧，一个是刘虞，拜为幽州牧。
“牧”一职，由来已久，据说舜时置天下为十二州，就设立了州牧，又称州伯。夏代时，分天下为九州，亦有州牧，如舜时。
入到前汉，本无此职，前汉惠帝三年，开始派遣御史监察三辅，后在各州俱设监察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召回了各州的监察御史，不复再设，然后於元封五年置部刺史，此即州刺史职位的设置之始。刺史不理军政，专以刺举、督察为责，行视州部，以“六条”问事。
武帝之后，成帝绥和八年，大司空何武与丞相翟方进共同上奏，认为“《春秋》之义，用贵临贱，不以卑临尊”，而现在刺史秩仅六百石，“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这是“轻重不相准，失位次之序”，因之奏请天子，请求“罢刺史更置州牧，以应古制”，获得了成帝的许可。
虽然说何武、翟方进的这个建议实际上只是把刺史的名称改为州牧，秩俸提高到二千石，实际的职掌并无变化，但从中央集权的角度考虑，他两人的这个提议却是大错特错。刺史正因为有监二千石太守之权，权力太大，所以才不应该给它高秩，“以轻驭重，以卑临尊”，此本是朝廷的平衡之术，刺史本就权重，再给它高秩，那么在地方上谁来制约刺史？
所以仅仅两年后，哀帝建平二年，便因朱博的奏请，朝廷又把州牧改成了刺史，但没过几年，哀帝崩，平帝即位，王太后临朝，王莽把持住了朝政，王莽好古，遂又把刺史改成了州牧。
前汉时，刺史、州牧互改了好几次，不过不管是州牧也好、刺史也罢，不同的只是秩俸，权力、职掌上并无什么明显的不同。
光武中兴，建立本朝。光武雄才大略，娴明政事，自然不会干傻事，所以他废止了州牧之制，改仿武帝，在除了司隶之外的十二个州重置州刺史，而於司隶则置司隶校尉。这次改动之后，刺史就没再变过，直到今年三月，因了刘焉的奏请，朝廷乃又复置州牧。
看起来，朝廷此次改刺史为州牧是有“故事”可依，是在仿照前汉的故事，——汉室是很重视“故事”的，拿本朝来说，只要前汉或本朝之前有过类似的事，那么实行起来就是“有理可依”、“有据可依”，阻力就不会太大，但是，与前汉的几次刺史改州牧不同的是，这一次刺史改州牧，州牧却是有了在州中的军政实权，州部就此从“监察区域”变成了“行政区域”。
州牧有了实权，上马管军，下马理政，州部成了行政区域，各郡太守均得服听命令，而且因为州牧秩高权重，出为州牧的只能是朝廷重臣，如今年出为州牧的三个人便全是本为九卿，刘焉、刘虞且是宗室，，那么可以想见，州牧到了州部后，威望必也高重，如此一来，若是短暂的实行或许还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和太坏的后果，可如果一旦长期实行，无异是埋下了地方割据的种子。
天子对此大概也是知道的，所以他今年任用的三个州牧里边两个都是宗室，黄琬虽非宗室，却是公族子弟，素有忠名，只可惜，天子对此虽有警惕，却也不过是空费心机罢了。孙坚、桓阶倒也罢了，荀贞却知，随着时局的发展，州牧之势终至不可制，朝廷变得形同虚设。
曹操没有对朝廷此次的“州牧之设”发表意见，只是因为荀贞是豫州人的缘故，特地多说了几句出为豫州牧的黄琬。
说过黄琬，曹操又提了一句：因青、徐黄巾复起，朝廷拜陶谦为徐州刺史。陶谦在中平二年时曾先后从皇甫嵩和张温讨过北宫伯玉和边章、韩遂，知晓军事，故临危受任。
紧接着，曹操便转笔说到了洛阳近期的朝局。
他首先说到的蹇硕、何进、袁绍。
天子信用蹇硕，以为元帅，督司隶校尉以下，虽然大将军何进也在他的领属以下，但何进毕竟位为大将军，而且又有袁绍等人团聚在他左右，蹇硕犹畏忌之，担忧他会对自己不利，於是与诸常侍共同建议天子遣何进西击边章、韩遂。
天子听了他们的，赐何进兵车百乘，虎贲斧钺，打算诏遣他带兵出京。何进得人暗中送讯，知这是蹇硕和常侍的阴谋，遂奏请遣袁绍东击徐州、兖州的叛乱，说等袁绍回来，他就出兵。
这件事刚发生不久，因此之故，袁绍刚离京都，现不在洛阳，也所以这封回信是由曹操写的。
曹操在写到这一段时，隐晦地写出：蹇硕之所以劝说天子遣何进出京，而天子又之所以同意，并非只是因为何进、袁绍等与宦官存在矛盾，更深层的原因是牵涉到了立谁为皇太子之故。
何皇后所产的刘辩是嫡长子，该被立为皇太子，可天子不喜欢他，认为他轻佻无威，不可为人主，所以想立王贵人所产的刘协为皇太子，但皇后有宠，何进又握重权，故天子迟疑不决。
天子以蹇硕为元帅，何进虽贵为大将军却也归蹇硕领属，一方面固是因天子信赖蹇硕，另一方面却也是因为天子不想立刘辩为皇太子，所以不愿给何进太重的兵权，以免将来生变，而这次蹇硕等人一说，天子即同意遣何进出京，也是出於这个缘故。
——现在洛阳的政局实在是错综复杂，有士大夫与宦官的政斗，又有“皇储”之争。何进作为刘辩的舅舅，他与袁绍等士人走得近，往深层里挖掘，其中未尝没有无奈之故。荀贞虽然没去过洛阳，但从袁绍、曹操等人的信中，从派去洛阳打探消息的人传回来的一些话中却也知道何进、何苗兄弟不和，何进倾向於士人，何苗则倾向於宦官，当年何皇后之所以能够得宠、成为皇后便是赖了宦者之力，故此何苗一直反对何进和袁绍等士人走得太近，可不和士人结盟，何进又能怎么办？天子信用的蹇硕等宦官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会顺从天子的意思，支持立刘协为皇太子，要想与他们斗争，要想立刘辩为皇太子，何进只能借重士人的力量。
一边需要借重士人的力量，以保证刘辩能被立为皇太子，一边又觉得何苗的话不错，如听从袁绍的意见，把宦官尽数诛掉，那么士人之势便无人可制，朝廷大权必将被士人垄断。
以是之故，何进其实也是很矛盾的，远在数千里之外的荀贞只从袁绍、曹操等的信中和一些听闻到的事情中都能体会到他左右不定的犹豫。
说过何进、袁绍、蹇硕的事情，曹操又提了下天子阅兵於平乐观之事。
从曹操的信中，荀贞才知道，天子阅兵平乐观却竟是因为何进的奏请。在闻术士称京都将遭兵灾、两宫流血后，何进的司马许凉、假司马伍宕对何进说“《太公六韬》说：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厌四方”，何进以为然，遂入奏天子，天子乃召四方兵，讲武於平乐观下。
接着，曹操又说了点鲍鸿、赵瑾的事儿。
鲍鸿是西园八校尉中的下军校尉，位仅在蹇硕、袁绍之下。赵瑾是上军校尉蹇硕的部下，为上军别部司马。就在曹操写信的时候，鲍鸿被朝廷派去汝南讨击葛陂黄巾，赵瑾则被派去平定巴郡的板楯蛮之叛。赵瑾是蹇硕的人，鲍鸿则是袁绍一党。
因为没能把何进调出京都，所以蹇硕又奏请天子，改对西园校尉中的袁绍一党下手。
西园八校尉的这八个人选是士大夫与宦官平衡的结果，其中有宦官的人，有士大夫的人，相比之下，士大夫占了上风，如袁绍、曹操、鲍鸿、赵融、淳於琼等都是士人，蹇硕虽为上军校尉，统率其余七个校尉，可真正与他同为宦官一党的只有冯芳，冯芳是已死的故中常侍、车骑将军曹节的女婿，所以，为了更进一步地掌控兵权，蹇硕奏请天子，遣鲍鸿出京击乱。
作为平衡，在士大夫的要求下，他也派了自己的别部司马赵瑾远击巴郡的叛乱。
袁绍一党在这件事是吃了亏的，鲍鸿是下军校尉，赵瑾只是个别部司马，孰轻孰重不必多说。袁绍先被派去击兖州、徐州之乱，鲍鸿又跟着被遣出京师，上、中、下三个校尉，现只有蹇硕一人留在京都，没了袁绍、鲍鸿在前头顶着，曹操这个位列八校尉第四的典军校尉首当其冲地感受到了压力，更且别说曹操和蹇硕还有仇，当年为曹操为洛阳北部尉，年轻气盛，为了立威扬名，杖死了蹇硕的叔父蹇图，曹操在西园里的日子颇不好过，不过好在他出身大宦官世家，他父亲又得天子信爱，刚当过太尉，蹇硕倒也没有太过地逼迫、为难他。
接下来，曹操在信中提到了盖勋。
袁绍离京前，与盖旭交结。盖勋对袁绍说：“天子聪明，但拥弊於左右耳，若共并力诛嬖幸，然后征拔英俊，以兴汉室，功遂身退，岂不快乎！”却是意气相投，入京没多久就和袁绍诸人结为了一党。荀贞在傅燮的信里听说过盖勋，盖勋也从傅燮的口中听说过荀贞。荀贞捕灭邺赵的事情传到京都后，袁绍党中颇有人惊讶震骇，盖勋知道后，不以为然，对袁绍、曹操等人说了句话，说道：“吾与荀侯虽素未谋面，然久闻其名，故汉阳太守傅公素重荀侯，多次向我说荀侯乃是英俊之才、忠义之士，今荀侯捕灭邺赵，有何惊奇？”
曹操於信中感叹言道：“卿与元固素不相识，而元固知卿，此即古之神交乎？”
信末，曹操对荀贞说“今有黄公为豫州牧，卿自可不必复担忧宗族、家乡”，并说，他和袁绍也已经派人去过颍川、颍阴，和颍川郡守、颍阴令俱打了招呼，请他们多照顾荀氏宗族，又在最后提到：“襄阳蔡德珪，荆州豪士，吾之故交，吾别有信付德珪，嘱以卿事，卿於长沙如不尽意，可往而依之。”
蔡德珪中的“德珪”明显是个字，此人是谁，荀贞不知，不过以曹操的谨细，既然他敢把荀贞在长沙的事告诉此人，敢对荀贞说“於长沙如不尽意，可往而依之”，那么这个人肯定是可靠的。
整个一封信，曹操说了不少事儿，不过却无一言涉及荀贞以后的前途。
曹操虽很想帮荀贞脱罪，可有赵忠在前，他却也无可奈何，对荀贞的前途，他没什么可说的。又因曹操知荀贞向来豁达大度，料他必也不会在意这些，所以在信中亦无只字对他的安慰。
曹操信中虽无一字提及荀贞以后的前程，然却正如他之所料，荀贞对此的确是浑然不以为意。
荀贞明知历史的走向，对自家的前程又何必着急？
如今洛阳的朝争虽然激烈，然因天子在位之故，远远尚未到图穷匕见之时，只要再耐心地等上些时日，也许是明年，或许是后年，看如今洛阳的局势，士大夫与宦官的斗争渐至白热化，最晚也应该不超过后年，总之也就是最多再等这一两年的时间，只要等到今天子崩，等到何进、袁绍召四方诸侯、豪杰入京，他荀贞之这条“暂时蛰伏的潜龙”就可以一跃冲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