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由许仲复仇试看两汉复仇之风

许仲为母复仇之事是来自史书记载的一个故事：东汉时安丘男子毋丘长“与（母亲）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毋丘长遂杀之为母报仇，然后逃往胶东。不过后继的故事和书中不同：安丘县吏追踪到胶东抓住了毋丘长，时为胶东侯相的吴祐对他说：“你的母亲见辱，这是人情所耻，但是真正的孝子忿必虑难，动不累亲。你现在背亲逞怒，白日杀人，赦若非义，刑若不忍，将如之何？”毋丘长以械自系，说：“国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虽加哀矜，恩所施。”祐问长：“有妻、子乎？”对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长妻，妻到，解到桎梏，使同宿狱中，妻遂怀孕。至冬尽行刑，长泣谓母曰：“负母应死，当何以报吴君乎？”乃啮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吴生’，言我临死吞指为誓，属儿以报吴君。”因投缳而死。这个故事在

光武帝到和帝九年，大约七十年间，对复仇的控制是松弛的。桓谭曾上书朝廷，力主严惩复仇者，但受到了光武帝的冷落，可能是光武帝受公羊学所倡导的复仇思想之影响。章帝建初五年制订了《轻侮法》，明确规定从宽处置为父母报仇之人。这条法律一直延续了十七年，到永元九年。

和帝永元九年到东汉末，处於对复仇的严格控制期，废除了《轻侮法》，为父母报仇也要受到严惩了。放走复仇之人的官吏也要受到惩罚，如前边提到的张歆就弃官亡命了。在这个时期，虽对复仇的行为严格控制，但权势之家在杀人后却可避免法律的制裁，如夏侯、如阳球。

对两汉的复仇之风，荀悦曾经做过一番论述：“或问复仇古义也。曰：‘仇，复仇可乎’？曰：‘不可’。曰：‘然则如之何’？曰：‘有纵有禁，有生有杀，断之以法，是谓义法并立’。”荀悦认为既要靠法律来约束，也要通过避仇来防止复仇行为的滋长。

汉以后，有关复仇的法与伦理的关系仍有学者如韩愈进行探讨，但他们都受到荀悦的启发。

以上内容多引自《汉代社会风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