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章 就当为国做“慈善”

国内的专利法，是84年才立法的。在此之前，国内用外国人的专利技术，大多是不给钱的（当然如果工业基础太差、告诉你答案你都不会抄，还是要外国人技术支持，那当然会收你高额的技术服务费）

国内的著作权法，要到90年才立，貌似比专利法还晚了6年。但即使在此之前很久，国内也有向引进的外国出版物支付版权费用。

在法律之外，还有《书籍稿酬试行办法》等行政法规和条例对版权进行临时性保护。到80年3月——也就是八个月之后，我国也会正式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一言以蔽之，在当时的中国，对版权的保护，是优于对专利的保护的。

用外国专利不用给洋人钱，放外国电影、翻外国小说却要给钱。

这或许是因为，当时国内的科技工作者可以主要靠单位的工资奖金生活，而文艺战线的工作者，却早早就依赖了稿费。所以一旦在洋人的问题上破了例，很容易出现利益分配上的疑难杂症，并且导致稿费体系的混乱崩溃——

假设引进《追捕》不用给原作者钱，那凭什么只有你沪江电影制片厂一家引进？春城厂、京城厂看到该片火了之后，能不能也跟风翻译一把、然后各地院线划地自守拉帮结派？

为了维护住这个圈子的经济体系秩序，遵照国际惯例给个几万美元、买断在内地的独家版权，相比之下社会综合效益显然更好一些。

当然，正如前文所说，这个时代的对外版权贸易，基本上只有“一口价买断”这种形式，而不可能是“票房分成”。

一来外国人看不上国内的票房，二来技术上也没法统计，很多东西也不适合透明。

半年前徐凌主导引进《追捕》的时候，厂里跟日本人谈的也是这种买断制。

今天顾骜想跟他谈，肯定也是在这个模式基础之上。

……

或许是因为苏萍、萧穗等徐凌信任的中间人背书，短暂的试探交锋后，徐凌对顾骜的人际关系网和斡旋能力，已经没什么怀疑了。

能出访多次、并且在档报上发表多篇文章的人，对国家的舆论导向、审查尺度肯定是极为熟悉的，宣传战线上认识的朋友也不会少。

不过，谈到具体的商业定价问题时。

尤其是顾骜再次介绍了他在香江的合作伙伴、以及可以提供的代理空壳时，徐凌还是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小顾，这门生意，可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他抿了一口茅台，右手食指中指微曲敲击着桌面。

“你找的那家香江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代理商，我看过了。你想挂靠资质当中介，这没问题。但你以为如今的中介是赚钱的么？不，那都是赔钱的。你指望倒卖版权赚差价，这在国内是绝对不允许的。国家不会看着任何‘捡漏’的中间商赚差价，最多只有原制片方可以赚到钱。否则厂里就是违反了政策，将来也是会被查被处罚的。”

后世版权自由交易比较发达的年代，倒腾版权、捡漏赚差价是很正当的生意。

比如一本网文，某个版权中间商或者代理商，赌这个写手将来会大火、他的所有作品改编权都会升值，那就先当一把“伯乐”，在对方还贫贱的时候就低价入手。等他真的火了，再把版权高价倒卖给真心想拍电影拍网剧的。

有点儿像缅甸那边的“赌石”，玩的就是眼光和捡漏。

但是在国内，直到80年代前半叶，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哪怕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明文规定。

因为国内认为这是投机倒把，而且很容易催生与电影制片厂关联的交易人、故意弄虚作假中饱私囊——

如果允许的话，那万一制片方卖价5万的片子，中间商转手后再卖给制片厂，而制片厂里有个人收了中间商的钱，骗国家说“这片子值10万”。然后中间商就赚了5万、还可以从这5万里拿一部分给国营制片厂的拍板人当回扣。

因为任何艺术品，都是无法用严格客观算法来估值的。

名画、电影、书法、瓷器……这些东西究竟该值多少钱？计划经济是算不出来的。

艺术天生是洗钱和腐败的最佳载体，所以只能一刀切——只要赚差价，就不许买。任何想给艺术作品做中间商的人，只许赔本，不许盈利。

徐凌言简意赅地阐述了政策，最后总结道：

“所以，我们国内只允许译制片厂直接问制片方购买版权。如果非要问二道贩子买，那这个二道贩子也不许加价，必须是按照他问制片方买时的原价卖给我们，甚至是亏本价。如果让二道贩子赚到钱了，那就是犯错误的。”

听了这话，马风、闻莺、顾敏、杨信四人，全部有些懵逼。

他们以为今天要白跑一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