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卒们顶盔挂甲一路疾行。一万步卒、五千骑兵，其中三千是杨凌自京中携来的外四家军铁骑，另外两千是德州守军。
杨凌坐镇德州，根本不是为了留在这座军事重镇督战，其志实在杨虎。他停驻德州，是因为德州的重要性不亚于济南，不把这里安顿好，他无法放心驰援泰安，同时又可借此麻痹杨虎，暗暗调度各地守军。
刘六精骑三万，军队素质要高于杨虎，但是人数较少，尤其不擅攻坚，按照常理，没有数倍的精锐战士，要攻下一座苦心经营多年的军事要塞，难如登天。然而官军的士气低落导致战力严重低下，再加上德州守军鱼龙混杂，来源不一，所以很难做到令行统一，其结果就是援军多了，但是没起到1+1=2的效果，反而比原来更弱。
这就是木桶原理，如果组成木桶的木板长短不一，那么这个木桶的最大容量不取决于长的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守卫城池，需要部队整体配合、协同作战。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强弱、整个战役的胜负，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某几个人或某一支队伍的超群和突出，更取决于它的整体状况，取决于它是否存在某些突出的薄弱环节。
德州军有官军、有巡捕、有乡兵丁勇、有民壮，而且官兵来自四个地方，派系山头众多，将这么一些人捏合起来，难度可想而知。杨凌在德州临战之际果断以刑杀立威，整肃统属不一的各路军队，树立罗士权绝对的指挥权和个人威望，就是为了让他能负起坚守德州的责任。
他把保定、天津两支数量最大的援军分别安排到桑园口和十二连城，把德州本地守军全部调回德州城，同时把易于指挥和听命的团练部队也留驻德州，加强统一调度能力，保证了德州这座军事要塞的安全。
待军心士气稳步回升，罗士权令出一门，足以统御德州守军，杨凌这才突然誓师，亲率一路兵马，趁夜悄然离开德州城，星夜驰往泰安。德州城头杨字帅旗不撤，刘六刘七根本不知道杨凌已悄然离城，并带走了一万两千人。
此时德州城内还有两万六千官兵，正常情形下也能与刘六大军僵持，何况还有桑园口、十二连城两路大军互为倚助，刘六大军不知底细，加上自己伤亡惨重，于是转强攻为僵持，表面上仍气势汹汹，摆出意欲决战的姿态，其实际意图已转变为拖住杨凌及德州军队、配合杨虎夺取泰安、济南。
杨凌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计划不可谓不大胆，但是为了减少杨虎在山东的流毒，将大明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这是唯一的办法，否则山东地境越发溃烂，恶性循环，匪只能越剿越多。
官府对外宣传响马盗、白衣军如何为非作歹、裹胁乱民，其实有些事是很难对外言明的。百姓从盗，杨虎、刘六短短数月间聚兵数万，决不仅仅是靠裹胁利诱的办法，朝廷施政过苛也是缘由之一。
河北、山东百姓百余年来为了保证明军边马的供应，马户的徭役负担极其沉重。为了保证养好马他们要付出很大代价，不仅耽误农耕，而且当所养马匹死亡或种马孳生达不到定额时，还要赔偿损失，一贫如洗的农民不得不卖田产、鬻男女，以充其数，实是苦不可言。
当边军暂时不需要那么多马匹时，官府也不会把成马全部收缴，他们同样承担不起这么庞大的军马饲养，于是仍要养在百姓家中，这些为了节省开支散养农户家中的成马，就是杨虎、刘六两支队伍迅速聚敛使用的大量战马来源。百姓负担如此之重，以致当时有人慨叹“江南之患粮为最，河北之患马为最”。
同时河北山东一带近京畿，富绅豪商不及南方多，但是官僚地主却如过江之鲫。以衍圣公来说，作为山东的大地主之一，拥有百万亩良田。那是什么概念？附近几县的百姓统统都是他的佃户，作为地主如果稍稍刻薄贪敛一些，就有数县百姓饱受荼毒。
马政压榨、土地兼并，土地兼并造成草场减少，反过来使马政剥削更加严重，朝廷涸泽而渔的作法，使许多百姓对官府怨憎不已，这也是反叛队伍一旦破坏了百姓生存希望，他们根本不寄望于朝廷，而选择从匪的原因。甚至一些久被官绅地主压迫的农民，主动接济援助马贼，而视官府如仇。
因此，即便山东不是地理上太接近京师，就凭此地的社会环境容易滋生反叛者，容易成为白衣军的稳定根据地，杨凌也不能不重视，不能不尽全力铲除这个大患。
战马嘶鸣，战旗猎猎，轻装快马，雄壮剽悍的骑兵队伍飞驰在前，乔四海率步卒尾随与后，乔四海参加过抗倭战争，临战经验丰富，而且善于打埋伏、打突击，正堪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