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六月初，太平洋中部的海面上，一场决定战争走向的海战悄然爆发。
中途岛海战，以美军的绝地反击拉开了序幕。
谁也没能想到，这场海战会以一种近乎戏剧性的方式改写历史：
日军在短短五分钟内，三艘主力航母“赤城”“加贺”“苍龙”相继被美军舰载机击沉。
舰体爆炸的火光染红了海面，也彻底击碎了日本妄图掌控太平洋的野心。
自此，日军失去了最后的战略主动权，从主动进攻的一方，被迫转入被动防御。
战败的消息传回日本本土后，军部却选择了极致的信息封锁。
他们不仅严令所有知情者封口，还在国内媒体上大肆宣扬“巨大胜利”：
宣称日军击沉了美军两艘航母，自身仅损失“赤城”号一艘，“加贺”号不过是“重伤”，很快就能修复归队。
东京街头甚至举行了盛大的“祝捷”游行。
学生们举着太阳旗高呼口号，市民们挥舞着彩带，报纸上满是“皇军威武”的头条，仿佛那场惨败从未发生。
可纸终究包不住火，日军越是粉饰太平，越难掩盖太平洋战场上的颓势。
而国内的指挥层，却通过多条秘密情报渠道，相对准确地掌握了中途岛海战的真相。
延安的情报部门整合了来自美军盟友、地下党以及海外侨胞的信息，最终确认：
日军损失惨重，太平洋战场的天平已开始向盟军倾斜。
这个消息如同惊雷般传遍国内，无论是前线将士还是后方民众，都为之振奋。
全面抗战打了五年，终于看到了鬼子走向衰败的清晰迹象，全国上下抗战到底的决心愈发坚定。
国内指挥层在分析局势后，普遍认为这是太平洋战争的重要转折点。
美军的胜利意味着，日本将不得不把主要精力、兵力和战略资源从国内战场抽离。
转而投入到广阔的太平洋战场，以抵御美军的反攻。
如此一来，国内战场面临的压力将极大减轻，长期以来的被动防御局面有望得到扭转。
大队长在日记中写道，此战“减少敌寇对我之压迫与威胁”，并视之为“抗战前途一大利器的曙光”。
他还立即利用这一胜利，加强向美国呼吁和争取更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理由是日本已被削弱，如果此时加大援华力度，国内战场可以更好地牵制日军，配合美军在太平洋的反攻。
在军事层面，尽管日军在大陆的总体兵力没有立即大幅减少，但战略主动性已明显受限，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能力更是大打折扣。
国内军队指挥层不再局限于被动防御，开始更有信心地规划未来的作战部署。
甚至伺机在局部地区发起有限反击。
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也敏锐地察觉到变化：日军的“扫荡”频率明显降低，强度也远不如从前。
显然，太平洋战场的资源分流，让日军无力再维持对根据地的高压态势。
我军趁机巩固现有根据地，还向敌后纵深拓展，将抗日的火种播撒到更多地区。
陈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前往总部开会。
各级指挥员共同分析了中途岛海战对国内战场的影响，规划了接下来的抗战策略。
最终达成的共识是：
短期内日军虽不会大规模调走，但战略收缩已成定局，国内战场将进入相对平静的相持阶段。
而这种平静，对日军而言实则是“慢性死亡”。
相持状态最能消磨一支军队的战斗力，无战事的时间一长，士兵的战斗意志和战术素养会肉眼可见地下降。
更重要的是，日本为了加强太平洋防御，必然会持续从国内战场抽调老兵，国内补充的新兵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兵力只会愈发捉襟见肘。
日军“以战养战”的妄想，早已在我党领导的根据地面前彻底破产。
根据地实行“自力更生、军民一体”的政策，不仅能保障基本的粮食与物资供应，还能动员民众支援抗战，让日军无法通过掠夺获取资源。
如此一来，日军只会在持久战中被一步步拖垮，陷入“抽兵-缺兵-更需抽兵”的恶性循环。
独立支队根据地内，陈铭从总部回来后，继续依照计划整训部队。
他心里清楚，部队还没完全消化之前的战果。
新整编的部队需要系统训练来提升协同能力，特种支队的各兵种需要时间磨合，经历过战斗的老兵也需要休整恢复。
而且日军在华北的兵力尚未明显减少，暂时还不是动手的最佳时机。
但“不打大战”不代表“没有动作”。
在一次干部会议上，陈铭做出来指示：
“战斗最能熔炼出钢铁般的战士，想要练出强军，就要让部队在战斗中成长。
光靠训练场的训练不够，必须让战士们在真刀真枪的对抗中积累经验。”
基于这个思路，他做出指示：
让新整编的新兵先接受基础训练后，随后参与到小规模战斗中，检验训练成果，锤炼实战能力。
这个指示一出，独立支队根据地周边的日军据点和炮楼，瞬间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日伪军们发现，每天清晨，炮楼外的铁丝网总会被剪断几道。
白天外出巡逻的小队，时常会在半路遭遇冷枪，有去无回。
到了晚上，更是连睡觉都得睁着半只眼，生怕八路军摸黑偷袭。
渐渐地，据点炮楼视野之外的区域，彻底成了日军的“禁区”。
没人敢轻易踏入，哪怕是寻找水源或砍伐木材，都要凑齐一个班的兵力才敢出门。
日伪军们无时无刻不在提心吊胆：
远处的山坡拐角、路边的草丛、甚至是村口的老槐树后，都可能突然冒出八路军的身影，随之而来的便是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
到了夜里，风吹得树木摇曳，影子投在炮楼的墙壁上，都能吓得哨兵慌忙开枪示警。
偶尔有夜鸟飞过，翅膀扇动的声音，也会让炮楼里的日伪军们心惊胆寒。
一时间，整个区域的日伪军都陷入了“草木皆兵”的境地。
可即便如此谨慎，也挡不住独立支队的攻势。
对独立支队的主力部队来说，攻打这些孤立的据点炮楼，简直跟“吃饭喝水”一样轻松。
凭借灵活的战术和充足的火力，很快就能拿下一座炮楼。
就连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和民兵部队，也敢主动谋划日军的炮楼了。
当然，民兵们清楚自己的实力：
他们没有重武器，仅凭步枪和手榴弹，根本攻不下有机枪驻守的砖结构炮楼。
但他们有更聪明的办法——不打炮楼，专打补给。
日军的炮楼是砖石水泥建，可给炮楼送补给的运输队可不是。
民兵们分成多个小队，在运输队必经的山路、河道旁设伏，要么抢夺粮食和弹药，要么干脆破坏运输车辆和船只，硬生生断掉了炮楼内日伪军的补给线。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炮楼里的日伪军断了粮，别说端起机枪打仗，就连站都站不稳。
日军也曾尝试派兵驱赶袭扰的民兵，但民兵们有一项“绝技”——摇人。
一旦遇到日军大部队，民兵们打不过就跑，同时立刻向附近的独立支队主力求援。
主力部队接到消息后，会迅速赶来支援，往往能将增援的日伪军一网打尽。
日军陷入了两难：
要是为了一座小炮楼出动一个大队甚至联队的兵力，不仅得不偿失，还会暴露其他防线的空虚。
可要是不增援，炮楼里的日伪军要么饿死，要么只能投降。
久而久之，日军再也扛不住了。
一部分日伪军为了活命，开始用武器弹药向民兵换粮食。
一部分试图拼死突围，最终倒在了战士们的枪口下。
还有一部分干脆放弃炮楼突围，狼狈地退回到城市里，再也不敢轻易驻守偏远据点。
相比之下，伪军的选择要“现实”得多。
他们本就不是为了“效忠天蝗”而来，大多是为了混口饭吃才当的伪军。
如今饭都吃不饱，还要天天提心吊胆，哪还有心思跟着日军卖命？
一旦炮楼被围，只要八路军喊话劝降，相当一部分伪军会毫不犹豫地缴械。
对他们来说，投降八路军虽然也未必能顿顿吃饱，但起码不用吃“紫蛋”和“泡蛋”。
太原第一军司令部内，司令官岩松的状态却一日比一日差。
这段时间内，他仿佛苍老了十几岁，原本挺直的腰杆变得佝偻，眼神也失去了往日的锐利，整个人看起来垂垂老矣。
他看着桌上的战报，眉头拧成了死结。
晋省的八路军确实没有发动大规模进攻，可那些“小打小闹”的骚扰，却比大战更让他头疼。
今天是某个炮楼被围，明天是铁路被拆，后天又是公路被挖。
八路军显然是吃准了日军主力被太平洋战场牵制，无法及时增援，才敢如此肆无忌惮地折腾。
更让他心灰意冷的是，他主导的“伯计划”彻底破产了。
这个计划原本想拉拢晋省的地方势力“岩长官”，借助其力量对抗八路军。
但岩松被岩长官骗了一批装备，得到装备后岩长官直接变卦。
岩松直接成了笑柄。
如今第一军连自身都难保，接连在吃败仗，连报复回来都做不到。
除非第一军能突然爆发，扫清晋省的八路军，重新掌控战场主动权。
但显然不可能。
单是一个独立支队，就足以让他焦头烂额，哪怕赌上第一军的所有精锐，他也没有“一战必胜”的信心。
但真正压垮岩松的，并非军事上的失利，而是仕途的崩塌。
由于他在晋省的无能表现，军部已决定将他调离第一军司令官的职位，转而任命他为“军事参议官”。
这个职位是天皇的军事顾问，实则却是个没有任何兵权的虚职，说白了就是“冷板凳”。
更让他难堪的是，同期担任军事参议官的人，平均年龄已经 68岁。
而他今年才 59岁，却要提前“养老”，军中早已有人私下嘲讽他“无能早退”。
对岩松这种一生钻营权术、视权力为生命的人来说，失去兵权比直接被枪毙还要难受。
他坐在空荡荡的司令部里，看着墙上悬挂的“武运长久”匾额，只觉得无比讽刺。
曾经的野心和抱负，如今都成了泡影，只剩下无尽的失落和绝望。
独立支队根据地的指挥部内。
陈铭坐在椅子上，指尖夹着一支钢笔，正逐行审阅着各部队上报的战报。
某连在昨夜拔除了日军的一个哨所，缴获步枪五支、子弹两百余发。
民兵小队成功截获日军运输队的粮食二十石，俘虏伪军三名。
特支的坦克大队完成了山地适应性训练，命中率较上月提升了 15%……
每一项战果都透着部队的活力，陈铭的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
他将最后一份战报叠好，在封面写下“已阅”二字，随后站起身，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久坐带来的腰背酸痛随着舒展的动作渐渐缓解，他活动了一下手腕，目光转向守在门口的警卫员王大彪，笑着问道：
“大彪，贾工的父亲贾伯韬最近怎么样了？”
提起贾伯韬，陈铭的眼神里多了几分重视。
这位从德国回来的炸药专家可是真正的“大拿”，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还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兵工厂里不少年轻工程师都盼着能多跟他学几招。
自贾伯韬来到根据地后，陈铭就打定主意要把他留下。
王大彪挠了挠头，脸上露出几分笑意，回答道：
“您还真问着了。贾老先生最近可没怎么往兵工厂跑，倒是天天围着贾主任转。
听兵工厂的同志说，他好像在给贾主任张罗着婚事呢。”
“张罗婚事？”
陈铭愣了一下，随即挑了挑眉，有些意外又觉得在情理之中。
贾工今年已经二十五岁，在这个年代算得上是“大龄青年”，作为父亲的贾伯韬操心儿子的终身大事，也合情合理。
“没错，”王大彪点点头，补充道。
“不过贾老先生现在的活动范围和对外通讯都还有限制。
听说他正琢磨着找政委申请，想跟以前在北平的老熟人联系，看看能不能给贾主任介绍个合适的姑娘。”
陈铭走到桌案前，手指轻轻敲着桌面，发出“笃笃”的声响。
他心里很快就摸透了贾伯韬的心思。
这位老专家在德国待了大半辈子，思想里还是有些传统观念，觉得儿子成家立业才算“安稳”。
如今他担心自己的儿子在未来可能会牺牲，在改变不了儿子想法的前提下，他想要提前做准备。
说白了，就是觉得“大号已经定型，便想着让“大号造个小号（孙子）”，把贾家的香火续上，也算是在根据地彻底“安家”的一种信号。
想到这里，陈铭忍不住笑了笑。
但贾工的身份特殊，贾父的想法注定难以实现了。
他的婚姻可不仅仅是“个人私事”，还涉及到保密安全。
贾伯韬想从北平找“大家闺秀”，先不说那些姑娘是否愿意来艰苦的根据地。
单是背景审查这一关就很难通过，他的想法注定难以实现。
不过，贾伯韬的举动倒是给陈铭提了个醒。
“咱们的被服厂不是准备搬迁嘛，待会儿提醒我一下，找后勤部李部长讨论，看看能不能搬到兵工厂附近。”
陈铭朝着王大彪开口问道。
王大彪虽然有些疑惑，但还是立刻立正回答：
“是！”
他心里犯嘀咕：被服厂搬去哪里不都一样？
怎么非要靠近兵工厂？
陈铭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思，笑着解释道：
“你想想，被服厂的女工多，少说也有数百，很多是十七八到二十出头的姑娘，都是读过书、思想进步的好青年；
而兵工厂呢，绝大多数都是男工，除了工程师就是技术工人，年龄跟女工们也差不多。
把两个工厂搬得近一点，平时组织个篮球赛、文艺汇演;
或者让他们一起参与田间劳动，不就能让年轻人多些接触的机会？说不定就能擦出点火花。”
“咱们搞根据地建设，不光要让大家有饭吃、有枪扛，还得关心大家的生活，这叫‘人为关怀’。”
王大彪这才恍然大悟，忍不住点头：“还是领导您想得周到！
这么一来，兵工厂的小伙子们也不用天天围着机器转，说不定真能成几对。”
他顿了顿，想起后世的一些做法，继续说道：“这就跟以前钢铁厂附近总要建纺织厂一个道理，都是为了让工人能就近找到对象，安下心来工作。
陈铭笑着说道：“贾老先生想给贾工找‘大家闺秀’，可那些姑娘未必懂贾工的工作，也未必能适应根据地的生活。
咱们根据地的女青年就不一样了，她们知根知底，思想进步，还能理解贾工搞研发的辛苦，跟贾工站在一条战线上。
要是能给贾工找个这样的优秀进步女青年，不比那些娇生惯养的大家闺秀好？”
说到这里，陈铭心里已经有了初步的想法。
等被服厂搬过去后，可以让后勤部和兵工厂联合组织几次联谊活动，既能解决年轻人的婚姻问题，又能增强两个工厂的凝聚力。
这就跟钢铁厂附近总要建纺织厂一个道理，都是为了让工人能就近找到对象，安下心来工作。
至于贾工的婚事，或许可以从被服厂的女干部里物色合适的人选。
毕竟都是为根据地建设出力的同志，互相理解、互相支持，才能长久。
“行了，你先去通知李部长，下午三点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陈铭拍了拍王大彪的肩膀：
“顺便再去兵工厂那边问问，贾老先生最近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咱们能解决的就尽量解决，别让他觉得受了冷落。”
“好嘞！”
王大彪应声而去，脚步都轻快了不少。
陈铭则重新坐回桌前，拿起被服厂的搬迁计划书，开始琢磨具体的选址。
既要靠近兵工厂，又要保证安全，还得有足够的场地扩建，看来得好好跟李部长商量商量才行。
PS：今天心态有些炸裂，我不知道养鱼池不能一次投太多饲料。我想着给鱼儿们多吃点长得快，结果午觉醒来，一大个鱼池全废了，鱼儿们全都缺氧死了。难受，半个月的努力全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