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以来中原王朝的治国趋势总体是重文轻武的，明代也不例外。不过目前的情况还没有后来那么严重，靖难之役过来的功臣武将及后代仍然拥有很高的地位和话语权。特别是朱勇这种勋贵之后，地方官府仍然不敢怠慢的。朱勇来到常德府，受到了知府赵鸣以下众多官僚的热情接待。
因为监军太监曹善和东厂太监马宝认识，而且曹善在宫里的地位远远高于马宝，所以由曹监军引荐，朱勇很容易就见到了这个下来收集消息和查案的太监；并从他那里得到了关于辟邪教的打量情报。
辟邪教总坛的位置和一些分坛的位置在永顺司等三地交界处，朱勇在常德官员的帮助下了解到这个区域在武陵山脉范围内，其中地形复杂，道路崎岖山高林密，而且人烟稀少不是什么好地方。这个区域汉民很少，朱勇难以想象乱党通过什么物资来源养兵，难道是靠抢|劫少民的钱粮？那与山匪何异？
朱勇到湖广之前，了解到的情况是乱党占据了石门县附近的地盘；从徐州来的太监曹善带来的圣誉是优先围剿在石门县的匪众，并且协助锦衣卫及地方官府捣毁乱党的老巢。
现在到了地方，发现“乱党”已经逃回山区，围剿石门县的任务便不复存在。而辟邪教的老巢在深山，不利于大军行军；在朱勇的判断中，这帮人实际就是形同武装流民和坑蒙拐骗的流窜山匪一样的乌合之众，他认为没有必要在不太清楚实情的状况下发兵进剿，而应该派出密探斥候先摸清状况。
作为一个武将，目前最能引起他注意的情况是苗人叛军进逼辰州府。据塘报苗人聚兵一万多人，声势很大震慑州县。这才是朱勇认为有用武之地的地方，和苗人这一战，斩获定然颇丰。苗兵一万多外线作战；乱党几百龟缩山区。两厢比较总兵朱大人心里已经了计较。
他在常德升帐建立起军事中心，一方面督促武昌都司尽快聚兵交到他的手上，调兵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近左卫所和州府尽快聚拢人数不少于五千的第一批部队；第二阶段，征发卫所屯田的军户以及府县的预备军户，组建起一支两万以上规模的大军。
另一方面，朱勇和幕僚制定了作战设想，奏报徐州京营中军。当然因为路途遥远，行动之前不一定要等待中枢的回应，既然兵部交给了兵权，总兵官就有较大的自主权力。
作战思路主要针对苗人。前期，利用第一阶段快速征调的驻扎各地的现有军队，抓住苗人主力进逼辰州的战机，官军南下渡过沅水支流，迅速占领卢溪切断苗兵大股整体回撤的退路；基于辰州乃西南门户重镇，无法被短期攻破的判断，苗兵进入辰州府之后必定在乡里劫|掠夺食，无险可守。这时西面官军主力和辰州城中官军成犄角之势，两下夹击击溃苗兵主力，再分割追逐之，以削弱苗人的兵力和士气。
后期等征召的大军齐集，在苗人实力在辰州被重创的情况下，官军再以优势兵力分路向腊尔山范围内合击，一举平定叛乱。
待平定了苗人叛乱，朱勇描述了对“乱党”的形势：西面以永顺司、保靖州宣慰司为屏障，北面有诸多卫所和土司武装，南部官军平叛后控制了苗疆武陵山系，东部是常德、岳州洞庭湖平原，是朝廷官府稳定有效统治的地盘。直接就将“乱党”活动范围围死在了中间，使之无路可去插翅难飞。届时再以机动兵力分路进山进剿，必可清洗掉乱党主要势力。
想法是好的，不过现实就没那么美好。西南地区的卫所兵动员能力十分低下，速度慢、调度不灵。都司派下来调兵的人也明白，在军户逃跑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地方上每卫兵力五千多的名额，能调动一半的数目都十分困难。而且将官相互推诿争执之下，军事调动毫无机密可言，“要去哪里”、“去干什么”几乎路人皆知。
在朱勇的计划中“突然渡河进占卢溪”的设想不太容易实现突然性，从各卫所出动的军士马匹粮草完全不够，加上约束不严，各军就沿路“征用”马匹粮草。如果百姓不愿意交，就吓唬他们，说大爷们是去平叛，你阻挠是和反贼有勾结；老实的百姓多半不敢和军士们争锋相对，只能自认倒霉。
朱勇见到这样的状况又是恼怒又是失望，只能寄希望于苗人一向在闭塞的山区活动，对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实际上好像也的确如此，因为据辰州官府报东来的苗人没有要退走的迹象。
所谓“迅速集结第一阶段不少于五千人”的急调兵，急了半个多月人数也不够。朱勇的中军帐外每天都有“噼里啪啦”的皮鞭声和惨叫讨饶声。朱勇连什么也没干成，朝廷的消息都走了一个来回，回信到了他的手中；“行在”兵部官员赞同了他的军事计划，谁又了解湖广这边是这么一副光景呢？
朱勇不得已之下，开始考虑原本不打算抽调兵力的永定卫……
此前制定军事公文时，给永定卫的命令只是提高警戒坚守隘口。因为朱勇的幕僚和部将进行了商议论证，认为辟邪教乱党虽然从石门、慈利二县撤走，却兵力未损，大小是一个威胁，需要预先防备；永定卫这个地方，因此受到了好几个在朱勇圈子里有才能的谋士的重视。
几个谋士起先认为辟邪教反贼兵马能从西部绕过永定卫，进而跳跃式地攻占石门慈利，是永定指挥使的失职；然后“贼兵”竟然又从东部从容撤走，甚至让人怀疑永定卫的将官是不是与贼兵有所勾结。
但后来大伙发现了这些问题不单是永定卫的问题，战争在即也顾不上追究指挥使的责任。接着谋士们就开始讨论从永定卫调兵补充近期兵员的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