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9章 非得手撕鬼子才行？
5月15日这天，江弦来到了位于沙滩北街2号的《人民文学》编辑部。
他当然是来参加《红高粱》的作品研讨会，研讨会的举办地点就在这里的一间会议室。
“江弦，这里。”
崔道怡喊他一声，寒暄两句后，他提醒道：“咱们这次研讨会的规模不算很大，但是规格比较高。”
“都有谁来？”
“光是咱们编辑部就有好几个资深编辑还有编委会出席，像是编委徐怀中同志，他就是写军旅文学的，刚好能对你这部作品的战争部分提一些建议。
另外主编他老人家也会来帮你坐镇。
除了咱们《人民文学》还有些编辑部也来了人，像是人文社那边，严文井同志和韦君宜老太太也过来了，至于中作协那边，来了几位领导，冯沐同志、沙汀同志都在，还邀请了一些有名望的作家，京城作协的王濛同志、张洁同志，评论界李陀、阎纲，此外还有燕大、师大的中文系教授.”
崔道怡掰着手指头，把研讨会上的嘉宾给江弦数了一遍。
江弦一听，这规格确实够高。
国内除了江弦，如今恐怕很少再有哪个作者，能把自己作品的研讨会嘉宾凑出这样豪华的阵容。
当然，这也离不开《人民文学》这部皇家刊物的雄厚底蕴。
换作其他杂志，恐怕很难会有这样的能量。
“小弟。”
正聊着，张洁笑盈盈的过来和江弦打了声招呼。
张洁算是这个嘉宾阵容中资历比较浅的。
毕竟她写作的起点比较晚，江弦依旧记得，几年前他在《京城文艺》的招待所改稿子，张洁就住在他的隔壁，两人时常串门，聊写作、聊文学、聊作品。
如今江弦在文坛崭露头角，张洁丝毫不亚于他，仍是佳作频出，好稿子一部接着一部的发，尤其是去年一部《沉重的翅膀》，在文坛引起巨大轰动，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篇质量不亚于《高山下的花环》的名作。
仔细一琢磨，张洁老师这样的，那才是真大佬，只靠着自己的才华便能追上江弦开挂的速度。
“我可是被你吓了一跳。”
张洁说，“伱这篇《红高粱》，绝对是我今年读过最好的一篇战争题材小说了。”
“张老师，你言重了。”江弦自谦道。
“我就是实话实说。”
张洁心直口快，笑着道：
“你那篇《高山下的花环》已经是给写军事题材作品的同行出的难题了，我熟悉的好些个军旅文学作家，都铆足了劲，准备挑战《花环》这座高峰。
没想到他们还没挑战成功，这座高峰就又被你重新攀越了。”
张洁的话并不是玩笑，国内的战争题材小说实在是太少，国外有《战争与和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个名篇，国内则很难找出这样深受欢迎的战争题材小说。
江弦回想一下当代文学之中，《高山下的花环》《红高粱》这种写得好的战争作品太罕见了，除了这两部，很难再想到其他小说的名字。
有人可能就要提《亮剑》了。
《亮剑》这部作品，属于电视剧比小说精彩的典型。
《风声》？
《风声》属于谍战的范畴，和传统意义上的战争题材有比较大的分别。
这次座谈会由人文社的韦君宜老太太来主持。
江弦先把小说的内容讲了二十多分钟，讲述了小说内容，也讲了自己写作的动机。
“在好多次会议上，好多人都为苏俄一场卫国的短暂战争打出了一批又一批好的战争小说，而我们数十年的战争并没有打出多少好小说而扼腕叹息。
我被这些叹息撩拨成一串‘愤怒的葡萄’，摩手擦脚，跃跃欲试，又怕惹出不大不小的乱子来，砸了我吃饭的泥钵子，后来一想，大不了去锔锅锔盆，怕什么？于是就写了。”
不少嘉宾都点头认可。
的确如江弦所说，不管是《花环》还是《红高粱》，内容都有惹出乱子的风险，除了他，恐怕也没别的作家再敢写了。
江弦把话讲完，话题就交给了别人。
研讨会的气氛总体上算比较轻松，王濛捏着一份《红高粱》的稿子，感慨说：
“我肯定写不出这种英雄好汉王八蛋的语调。
江弦这篇《红高粱》不仅仅在主题上进行了突破，结构和语言也很不同，写的很跳跃，‘头上一句，腚上一句’。”
王濛说话一向比较风趣，他这个“头上一句，腚上一句”的调侃，逗了个满堂欢笑。
“的确如王濛同志所说。”
京城作协的吴组缃一板一眼的接着说：“读到这小说的某些片断时，我觉得这些语法有些过分，怎么能把动词当名词用，把名词当动词用，把一些莫名其妙的词搭配到一起？”
吴组缃代表作有《一千八百担》《鸭嘴涝》。
他曾任青华大学的中文系主任，后担任燕大中文系教授。
因此，小说当中语法的错误完全瞒不住他的眼睛。
顺带一提，这位对《红楼梦》这部名著很有研究，非常有名，担任《红楼梦》研究会的会长职务。
吴组缃微侧着身子，摆开长谈的架势，道：
“这篇《红高粱》如果交给一名中文系的老师来读，我相信他一定会在上面画满红叉，会说这句、那句，都写的不通顺，要改正，或是指出用词不当、逻辑错误等一些问题。
但我觉得，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写法，才使这篇《红高粱》的作者江弦同志的强烈情感得到了释放。
也正是这种写法对语言的破坏，才使读了这篇小说的读者受到感染。
这或许是一种艺术上的创新，你们说呢？”
“高粱高密辉煌。”
李陀接着吴组缃的话，提了《红高粱》当中的这一句。
“江弦同志此前有一部小说叫《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其中文笔的严谨，辞藻的华丽，他的语言艺术我已经见识过了。
我相信这些语法错误，绝不是江弦同志在语法上遭遇了瓶颈，而是他在写作上极为超前的创新。”
李陀直视着江弦的眼睛，看到对方无奈的微笑起来，立刻对自己的揣测信心大增。
他举例道：
“写作是不能被框死的，若是框死写作方式，那文体不就成了一只铁笼？里面笼着一群群被称为‘作家’或‘诗人’的呆鸟。
在这样的笼子里，这些呆鸟若是谁飞得花哨，或者不慎冲撞了笼子，恐怕还要遭到其他呆鸟的笑骂。”
“哈哈哈哈。”
李陀一番风趣的表述，又惹得众人忍不住的哄笑称绝。
研讨会就在这样风趣的氛围中进行着。
忽的，沙汀老爷子捏着《红高粱》的稿子，操着浓浓的巴蜀口音，忽然提了一句：
“这篇小说里有些描写是不是有点问题？”
沙汀老爷子声音不是很大，但每个人都很专心的听。
“你比如说这几句。
‘马上的日本人都坐得端正，腰挺直，头微仰。一张张脸都被阳光照得白花花的，分不清鼻子眼睛.’
‘二十几匹日本大马驮着日本兵，摆成两路纵队，水一样漫过来，但日本马队队形整齐，大马探着头，迈着小碎步子，一匹追着一匹跑’
‘日本兵齐刷刷举起了耀眼的、窄窄的长刀，嗷嗷地叫着，旋风般卷过来.’”
沙汀读了几句，“这样的描写，我总觉得有点问题，是不是写的这些小日本太威风高大了？
这些日本人的进攻怎么能像旋风？而且还是齐刷刷的举起刀，有种训练有素的滋味。”
沙汀越说，会议室里氛围就越浓重，很多人都深以为然，点头赞同了沙汀老爷子的说法。
毕竟江弦这种写法实在和时代相背。
在过去，现实主义的写作里，角色一般就只有两种面孔，一种是坏人，一种是好人。
坏人就要坏的明显，要看上去猥琐肮脏龌龊。
好人也要好的明显，要看上去高大威猛正气凌然。
因此有了个说法叫“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
嗡嗡嗡时期，文艺创作必须严格遵循“三突出”原则。
不管电影里还是话剧里，甚至小人书上，好人都必须红光满面，高大威武。
如今嗡嗡嗡虽然结束了，不过对文艺创作带来的影响却还像一座大山。
像是《红高粱》之中写一个日本鬼子的外貌。
“他们的脸都像刚从锅沿下揭下来的高粱面饼子一样，焦黄、暗红，美丽、温暖，漂亮又亲切。”
“面容清癯，鼻梁挺拔，尖陡，眼睛黑亮，很像个口齿伶俐、见多识广的读书人。”
这就看起来相当的大逆不道。
“对于沙汀同志的疑惑，我分两点来解释。”
江弦开口道：“首先，我写小鬼子队形整齐，进攻就像是旋风，这样的描写是不是会写的小鬼子威风高大呢？我认为是的。”
会议室里顿时陷入沉寂，很多人难以置信的看向江弦。
沙汀指出小说里的这些问题，江弦完全可以说是他一时间疏忽，没有考虑周全。
但要是主动承认自己想这么写，这可就有问题了。
有大问题。
江弦自顾自接着说：
“我虽然没经历过那场战争，但我始终不认为日本鬼子的作战素质很差。
我认为他们是一个非常强劲和凶残的对手，是一个不好对付和棘手的对手。
难道说，我们笔下的这群鬼子都是一群傻子、白痴，只会说八嘎和花姑娘？
难道我们作家写抗战，要写敌人的枪一枪都打不中，但我们的子弹哪怕拐着弯也能打到他们的脑门上。
要写敌人的刀全是摆设，但我们的战士冲上去就能徒手把鬼子撕成两块儿。
要写敌人的军队毫无战斗力，但我们的战士一个人带着些飞刀之类的东西，就能神勇的把他们全部解决”
会议室一群人听着江弦的描述，脑袋里不由得浮现出他描述的那些内容。
像什么挨几百发子弹都能不死。
一脚踹开一辆车。
一拳震碎一面墙。
徒手扔个石子就能击落一架飞机。
几个人端着几支缴获的驳壳枪，就换来了十四年抗战的胜利。
“我想，若是这样来写，那对那些流血牺牲的先辈才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江弦说，“正是怀着这样的念头，我才觉得，将敌人描写的强大并不可怕。
因为哪怕面对这样强大的敌人，我们中华民族也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我就是要这样子来写，读者乃至后人们才会理解，我们面对多么强大的敌人，这场胜利有多么的来之不易，他们的和平是怎样珍贵。”
听完江弦的话，很多人都点起了头，包括沙汀。
江弦年纪小，没经历过，但他可是真正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他清楚地明白敌人的凶残和可怕。
抛开嗡嗡嗡时期提出的“三突出”原则，江弦说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这么写，难道写小鬼子都是弯腰驼背、歪歪斜斜、垂头丧气？
难道真得像江弦说的一样，要让我们的战士手撕鬼子。
“就说那一句旋风般的进攻，我特意写到，他们是‘嗷嗷叫着’冲过来的，‘嗷嗷叫’这样的词明显是贬义的。
由此，我再谈第二点，为什么会写‘他们的脸都像刚从锅沿下揭下来的高粱面饼子一样，焦黄、暗红，美丽、温暖，漂亮又亲切’，我想请大家来结合这一段描写的背景。
这句话的视角，是一个快要饿死的小女孩，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
而这之后，马上就写了一段鬼子的暴行。
结合上下文来看，这是写鬼子人面兽心，畜生不如。
但若是寻章摘句来读，自然会产生歧义。
况且，我这篇小说多次写了鬼子的丑陋，比如
‘他的尖削的嘴巴，嘴巴上那一撮漆黑的毛、他的鬼鬼祟祟的神情’
‘他们的脸上都挂着黄鼠狼一样奸诈、愚蠢的笑容。’
可见，我并没有一味的在小说里写他们高大，我只是写他们凶残、写他们奸诈，是实事求是的来写。
所以我的这篇《红高粱》小说当中，并不存在沙汀同志所担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