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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雾像一块浸了水的粗麻布，裹着马伏山的轮廓，也裹着我办公桌上那本摊开的《国防教育》教案。教案上的红笔批注才写了半页，教导处的门就被轻轻叩响，朱玲抱着一摞作业本站在门口，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濡湿，贴在光洁的额头上：“姚老师，这是我批改的作业本，覃校长说第三节要抽查批改情况。”
我放下笔，起身接过作业本，指尖触到纸页上的潮气——山里的秋晨总是这样，连纸张都像吸足了雾气。“辛苦了，”我顿了顿，目光落在墙角那两个半开的蛇皮袋上，“等下第三节下课，我们把剩下的行李搬上楼吧，总放在别人家里也不是事儿。”
朱玲顺着我的目光看去，嘴角弯了弯：“好啊，我正想说呢，你那袋书再不拿过来，住在底楼的王老师可能有意见了。”她的声音很轻，像山涧里的泉水，带着点刚参加工作的青涩。
这是我回到清流学校的第五天。准确地说，是我结束四年广州打工生涯，重新拿起教鞭的第三天。课桌抽屉里还放着没来得及整理的广州地图，上面用红笔圈着白云区冠花帽厂的成品仓库，还有图书室，舞厅，还有单身宿舍——那是我在打工间隙偷偷看书、写东西的地方。而现在，我的眼前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标语，是黑板上“初一年级国防教育”的粉笔字，是教导处里堆积如山的文件和表格。
“姚老师，你昨天拟的那个教学计划，覃校长说要再细化一下，特别是课外活动部分，要结合山里孩子的特点。”朱玲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她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便签，上面是覃校长龙飞凤舞的字迹。
我接过便签，指尖有些发紧。覃校长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说话时总爱用手指敲桌子，每一下都像敲在人的心上。那天报到时，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姚老师，你是我们学校第一个从广州回来的青年人，又是本地人，可得给孩子们带个好头。”这话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心里，让我不敢有丝毫懈怠。
第三节下课的铃声刚响，我和朱玲就快步来到王老师底楼宿舍。蛇皮袋里装着我的衣服、书籍，还有一些从广州带回来的小物件——一个塑料相框，里面是我和工友们的合影；一个印着“广州日报赠阅”的金属保温茶杯；还有多本文学杂志，是我省吃俭用买的。王老师叼着旱烟，坐在门口的竹椅上，看见我们就咧开嘴笑：“小姚啊，总算把这些家当搬过去了，再放几天，我这儿都快成仓库了。”
“麻烦王老师了。”我笑着道谢，弯腰扛起那个装书的蛇皮袋。袋子很沉，压得我肩膀生疼，朱玲想过来帮忙，我摆摆手：“没事，我来就行。”她只好跟在我身后，手里提着那个装衣服的袋子，脚步轻快得像只小鹿。
从对面到教师宿舍要穿过操场，操场上有几个学生在追逐打闹，看见我们就停下来，怯生生地喊：“姚老师好，朱老师好。”我点点头，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四年前，我也是这样，背着大包，怯生生地走出马伏山，去广州追寻所谓的“梦想”；四年后，我又背着行囊，回到了原点，只是身份从打工仔变成了老师。
把行李放回宿舍，朱玲帮我整理着床铺，我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窗外是一片梯田，金黄色的稻穗在秋风中摇曳，远处的马伏山像一头沉睡的巨兽，连绵起伏的山峦被云雾缠绕着，若隐若现。我突然想起今天是父亲的七十大寿。
这个念头像一根针，猝不及防地刺进我的心里。父亲的生日是农历八月初，我记得清清楚楚。小时候，每到这一天，母亲都会杀鸡宰鸭，烧腊肉，做一桌子好菜，亲戚邻居们都会来热闹一番，父亲会坐在堂屋的上首，接受我们的祝福，然后笑着给我们发糖果。那时候，我总觉得父亲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他能扛着锄头在地里干一整天，能修理家里的各种农具，还能给我们讲马伏山的传说故事。
可是自从我去广州打工，就再也没有陪父亲过过一次生日。第一年，我寄了一封信和200元钱，信里说我在广州一切都好，让他们不用担心；第二年，我还是寄了一封信和200元钱，信里说我换了一个工资更高的工作；第三年依旧如此，第四年，也就是去年，他起一了。居然办了五桌，接近于大办，自然200元不够，我知道后便追加了200元，他回信好感激的。每次打电话回家，母亲都会在电话那头说：“你爸挺好的，就是总念叨你，说你在外边辛苦，要照顾好自己，要早些成个家，不能老是一个人闯荡。”我知道，父亲嘴上不说，但心里一定很希望我能回家看看。
这次回来，我本来打算上完这两天课，就向覃校长请假，回家给父亲过寿。可是真到了这个时候，我却没有勇气开口。教导处的事务太多了，教学计划、课程安排、学生学籍档案……一堆事情等着我去做。覃校长虽说是我的恩师，但现在毕竟是一校之长，要公私兼顾，他对我寄予厚望，我不想刚回来上班就请假，给校长留下不好的印象。
“姚老师，你在想什么呢？”朱玲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她已经整理好了床铺，正拿着一条毛巾擦手。
我勉强笑了笑：“没什么，就是有点累。”
朱玲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然后转身拿起桌上的教案：“那你休息一下，我先回办公室了，下午还有课。”
“好。”我点点头，看着她走出宿舍，心里的愧疚感越来越强烈。离老家只有十多里路，步行也就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可我却觉得那么遥不可及。我仿佛能看到家里的寿宴已经开始了，兄弟们都回来了，他们围坐在桌前，举杯向父亲祝福，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脸上带着笑容。而我，却只能在这里，对着一摞摞文件和教案，想象着那热闹的场景。我此时突然想到了一句古语：忠孝不能两全。
下午第一节课本是国防教育课，可我我学中文的，还是一个文学写手，便打算跟同学们拓展一下视野。走进教室，学生们都坐得整整齐齐，眼睛里充满了好奇和期待。我深吸一口气，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背影”两个字。“今天我们来学习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我开口说道，声音有些沙哑，“这篇文章讲述了作者与父亲之间的深厚感情……”
讲着讲着，我想起了父亲。想起了我去广州的那天，父亲背着我的行李，送我到村口的红庙子岩边。他的背有点驼，头发已经花白了，走路的姿势也有些蹒跚，还不断地喘气。分别的时候，他把行李递给我，想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在外边好好干，照顾好自己。”我点点头，转身上下了陡坡，不敢回头看他。走了很远，我才回头看到他还站在原地，像一尊雕像，望着我前进的方向。
那一刻，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学生们都愣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赶紧转过身，用袖子擦了擦眼泪，勉强笑了笑：“对不起，老师有点激动了。我们继续上课。”
下课铃响了，我逃也似的走出教室，回到办公室。刚坐下，办公桌上的电话就响了起来。我拿起电话，里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小叔，是我，华儿。”
华儿是我二哥的儿子，在此读中学时一直在我宿舍居住，今毕业年去绵阳读中专了，因为英语差，没有考上高中，只好自费读书，学点实用技术，以后好就业。他学的是电子专业。“华儿，你怎么打电话来了？”我问道，声音里带着一丝哽咽。
“小叔，我听说你回马伏山，又教书了，是真的吗？”华儿的声音很兴奋。
“是真的，刚上班三天。”
“太好了！小叔，你什么时候回家啊？今天是爷爷的七十大寿，家里可热闹了，大伯、二伯都回来了，还有好多亲戚邻居。”
我的心像被重锤砸了一下，疼痛难忍。“华儿，小叔这边工作太忙了，暂时回不去。”我低声说道。
“啊？回不来啊？”华儿的声音一下子低落了下来，“爷爷还念叨你呢，说你要是能回来就好了。”
“替小叔给爷爷说声生日快乐，祝老人家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我强忍着眼泪说道。
“知道了，小叔。那你自己在学校要照顾好自己，有空就回家看看。”
“好，我会的。”
挂了电话，我趴在办公桌上，肩膀不停地颤抖。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窗外的蝉鸣声和远处的鸡鸣声。我知道，我今天又让父亲失望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抬起头，发现办公桌上多了一封信。信封是淡蓝色的，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字迹娟秀，是用钢笔写的。我认出了这字迹，是毛珍姑娘寄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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