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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本家卸任村支书送我出门时，景区的观光车正从山路上开过，载着游客往姚氏宗祠去。我望着远处的森林，忽然想起那年那个被遗忘的生日——没有蛋糕，没有蜡烛，却有山坳里的玉米饭，有姚家软和的被子，有老侯烟卷上的火星，有车主任军大衣上的露水。
那些藏在大巴山褶皱里的日子，像姚氏宗祠的木柱，沉默，却撑着一片稳稳的暖。
初冬的太阳沉进山峁时，我站在村妇女主任家的门槛上，看最后一缕光恋恋不舍地掠过坡上的麦田。
空闲时，我好奇地问姓姚的妇女主任，你怎么年轻，在家作基层干部，一个月几十上百元钱的工资，有时还欠账，怎么不跟着当家的去南方打工，多挣些钱养家呢？
姚主任摇了摇头说：谁不想出去呀，以前我也一起进厂打工呀，可是现在两个女子要读书，两个老人都是药罐子，谁来照顾他们呢？你看两个老人是啥子身体，我们怎么忍心丢下不管嘛。
是的，两个女儿都在铁钉街道读书，一个职中，一个初中，家里是该有人照顾，不到万不得已，她三十几的女人怎么愿意做留守妇女呢？
啤酒瓶在手里还留着余温，两罐下肚，解渴的快意刚压过疲惫，老刘的土陶碗已经空了第三回——他喝的是农户自酿的红高粱老白干，酒液浑得像掺了蜜，咂嘴时的声响在屋里荡开，惊飞了梁上的麻雀。
“下山吧，去铁钉镇住。”老刘把空碗往桌上一搁，起身时膝盖“咔”地响了一声。他是冷家乡的协会秘书长，从村专干到乡计生办临聘人员，绕了三十年还是没转成正式编，却把每个村的计生台账背得比自家族谱还熟。有人喊他去广东工地上挣大钱，他晃着脑袋笑：“舍不得这帮老伙计。”
从村子到铁钉镇的路，走得比想象中快。月光爬上肩头时，国道旁的路灯亮了，昏黄的光裹着汽车尾气的味道，把影子拉得老长。老刘忽然指着前方：“看，姚家宾馆，就在职高对面。”
我心里猛地一抽。那栋三层小楼还是老样子，砖墙上的“旅客之家”四个字被雨水洇得发蓝，只是门口的梧桐树粗了不少，枝桠快够着二楼的窗台。六年前我在铁钉职高当教务干事时，老家来人了就开临时房间，老板娘总说：“姚老师，给你算半价。”
“进去歇歇脚？”老刘拍我的胳膊。我摇摇头，目光越过宾馆屋顶，落在斜对面的校门——铁艺大门上的“铁钉职业高级中学”几个字，在月光下闪着冷光，像串没焐热的钥匙。
第二天补休的消息，是车主任亲口告诉我的。“在铁钉好好转转，”他的声音带着电流的杂音，“刘友陪你，算公假。”挂了电话，老刘已经买好了礼物：两袋麦乳精，一包水果糖，用红塑料袋提着，像拎着两串沉甸甸的往事。
“去看老向。”他把塑料袋往我手里塞，“他还住在校园里，退休了还管着教务处的杂事，买文具，分试卷，发资料，有啥做啥，从不讲价钱，老党员就是这样做的，初心不改 。”
走进校门时，电铃刚响过第二遍。操场上的学生在跑操，口号声震得法国梧桐的叶子簌簌往下掉。我站在宣传栏前，看里面贴着的教师名单，老向的名字还在，只是职务栏写着“返聘教师”。旁边的照片里，他头发白了大半，高高的个子，背有些佝偻，却仍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中山装。
“小姚？”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我转过身，正撞进老向的目光里——他比六年前瘦了，背有点驼，手里还攥着本数学教案，边角卷得像朵花。
“向主任。”我喉咙发紧，把麦乳精往他怀里塞。他却先握住我的手，掌心的茧子硌得人生疼，那是常年握粉笔磨出来的。“苦尽甘来啊。”他反复念叨着，眼眶红得像被夕阳染过，“我就知道，你是除冷江山之外最有出息的青年之一。”
六年前的冬天，我刚从高寒山区古楼中学调到铁钉职高，揣着梦想，可谓意气风华。老向那时还是数学专职教师和年级组长，没有才接替的教务主任，五十多岁还兼着两个班的数学课，总在周末时来找正加班的我，要我去他家喝酒，喝得我半醉。
有回我发烧躺了三天，他让女儿小向熬了姜汤送来。小向是铁钉小学的老师，扎着马尾辫，把搪瓷缸往我桌上一放就红了脸：“我爸说你爱喝辣的。”后来就有闲话说我在追她，我吓得躲了半个月，见了老向家门都绕着走。
“别听那些闲言碎语。”此刻老向拍我的手背，声音压得低，“小向去年嫁去铁路上了，老公是铁路技术工人。”他往教学楼那边指了指，“走，去家里坐坐，家里炖了鸡汤。”
他家还在老地方，挨着教务处的对面，中间隔着中心花园和水池。花园里的月季开得正艳，石榴花和鸡冠花如火如荼地开放，好美。小向以前总说这是学校最美丽的地方。好多个早晚自习时间，都在这里朗读自我订阅的《诗刊》《星星诗刊》上的诗歌，丰富了我的业务生活。这里留下我美好的青春与回忆。
我一到向家，系着围裙的成婶迎出来，手里的锅铲还滴着油：“姚老师，可把你盼来了！”
客厅的墙上，挂着张褪色的合影。后排左数第三个是我，穿着借来的西装，领口歪得像条没系好的领带。“这是你最帅的时候，”老向指着照片，“他们现在好多去外面打工，有的当了老板，去年有人还回来捐了台电脑和打印机。”
正说着，门被推开了。老罗扛着个纸箱走进来，额头上的汗珠在灯光下闪：“向主任，新到的教案本。”他看见我，手里的纸箱“咚”地掉在地上，“姚老师？你咋回来了！”
老罗是教务处的老工人，从油印机到电脑打印机，他摆弄过的机器能摆满半个操场。以前我总在晚自习后找他印试卷，他边摇着油印机边说：“姚老师，这字写得漂亮，跟刻的似的。”他老伴走得早，一个人拉扯大四个孩子，一男三女，如今个个成了才，在城里安了家，近的周末总开车回来接他去吃馆子，而在省城那个儿子最能干，美术学院毕业后自主创业，在省城创办了园艺展销中心，名气大呢，每到寒暑假就接老罗过去避暑过冬，真有孝心呀。
“还在忙呢？”我帮他把纸箱搬到桌旁。他咧着嘴笑，露出掉了颗牙的豁口：“闲不住。以前敲铁钟，现在按电铃，都得准时。”他忽然压低声音，“老向总念叨你，说你是块干大事的料。”
中午的鸡汤炖得酥烂，油花在碗里浮着，像片凝固的阳光。老向非要开瓶酒，我以“还在工作”为由推了，他却给自己倒了一满杯：“当年你在这儿时，我总灌你酒，现在该你管着我了。”
饭后在校园里转，老刘识趣地去操场边抽烟。教学楼的走廊里，学生们在大扫除，擦窗户的姑娘哼着流行歌，调子像极了六年前小向常唱的那首。我站在以前的教务处门口，门牌换了新的，却仍能想起靠窗的位置——我在那儿与老罗对坐办公，也写过好多文字，修改过好多篇校刊稿件，还写过好几封寄往文教局的调动申请，一心想回到马伏山老家，照顾年迈的父母，每次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结果。
“想啥呢？”老向走过来，手里捏着片梧桐叶。我摇摇头，忽然看见墙根的角落里，还立着台老式油印机，蒙着层厚厚的灰，像头打盹的老黄牛。
“舍不得？”老向笑了，“人往高处走。你现在做计生工作，行使行政执法，不也是在教人家怎么过日子吗？”
傍晚的夕阳把校门染成了金红色。老刘已经在门口等着，手里的塑料袋空了，想必是把水果糖分给了放学的孩子。老向送我们到门口，忽然从口袋里摸出个红本本：“给你，当年你参加征文的获奖证书，一直替你收着。”
老向不说我都忘记了这件事。那奖状边角已经卷了，却被塑封得整整齐齐。还有一张活动合影照。那照片上的我穿着白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眼里的光比此刻的夕阳还亮。当时的我，是立志要做新时代的文学青年，可是受阅历的限制，总是有一种江郎才尽的苦闷。直到九十年代初以陈小艺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外来妹》的观看，为我打开了一条走出去看外面精彩世界的路子，从此有了闯江湖与体验生活积累写作素材的决心。
“回去吧。”老向挥挥手，转身时的背影，在地上投成个佝偻的问号。
走出校门时，学生们正涌出来，叽叽喳喳的声响漫过国道。姚家宾馆的老板娘在门口招手：“姚老师，住店不？给你算半价。
”我笑着摇头，看老刘正跟卖烤红薯的摊主聊天，手里的烟卷在暮色里明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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