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10点钟，参加奠基仪式的人基本来齐了。
除了文化界人士外，就是香港文化署和规划署各有一个代表出席，张潮则是唯一的大陆人士。
他一出现在现场，书迷的热情就控制不住了，不仅口号喊声震天，甚至把安全围挡向前推了几尺，让张潮不得不拿着麦克风安抚了几句才平息下来。
这样如同明星的阵势让出席的作家、批评家，以及官员都颇为感慨。
香港已经多少年没有出过这么有影响力的作家了？
这里虽然有着非常鲜明的在地文化传统，但是市民大众似乎与文学向来不甚亲近，即使是最受欢迎的金庸，也比较依赖影视剧的影响力，更不要说纯文学了。
年轻人们更喜欢追捧日本、美国的作品，甚至是韩国一些流行作家，例如「可爱淘」也在香港畅销过一阵。
香港本土作家的作品似乎格外不受待见，哪怕通俗文学，一般卖到1万册就是一流畅销书了，更不要提大陆作家。
张潮的出现打破了这个僵局——他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一个20多岁的大陆年轻人，可以在日本、美国都深受欢迎，把书卖到上百万册，赚的盆满钵满。
香港人对别的可能迟钝，对赚钱一事绝对敏感。张潮能赚这么多钱，那他的书一定有可观之处。
所以在这种奇怪心理的催促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看张潮的作品。这一看不要紧，他们也从中发现了新天地：
这些小说当中，故事不再是刻板印象里铺满了淋漓的苦难，环境也不再是与他们距离遥远的盛满旧事物的乡村，人物不再面目灰暗、表情低沉、装满了心事……
张潮写的故事，要么他们能与之共情，要么他们可以沉浸到精彩的情节当中去，只有很少几部技巧太复杂的作品香港市场一时半会还无法接受，其余卖的都不错。
于是香港逐渐就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固的名为「张潮书友会」的松散组织，主要用「微博网」相互联系，人数大概有数千人左右，在这里算是规模很大的民间组织了。
这一次「香港文学公园」能通过规划署的调研、审批，也少不了「张潮书友会」的居中串联与联名签署请愿书。
早上10点钟，奠基典礼正式开始，张潮和其他出席的嘉宾一样，都领到了一把铁锹，在一个松软的小土堆前象征性地挖了一锹土。
接着就是嘉宾讲话的环节了，张潮被安排在了最后。
不过前面的嘉宾看着安全围挡外汹涌的人潮，很识趣地缩短了自己的讲话时长，尽快把舞台让给了张潮。
张潮也没有客气，在简单地和其他人致意以后，轻快地走到麦克风前，迎接他的是巨大的欢呼声。
此时正值夏季最热的时候，虽然是早上，但阳光依旧毒辣，幸亏主办方比较贴心，在毫无遮挡的舞台四周布置了几台冷风机，略略让人感到一丝凉爽。
张潮先看了眼台下的嘉宾，又抬眼看了看目光里都是期待的香港书迷，露出了微笑：“各位街坊、各位文坛前辈、各位拿着我小说却忘记带笔让我签名的年轻人——”
台下响起了一阵笑声。
“今天站在这里，我有点恍惚。两年前来香港时，我在记者面前吹牛说要建一个纪念鲁迅先生的地方，结果被一些报纸和媒体说我‘大陆仔画饼充饥’。
没想到两年后，这饼不仅画成了，还加了叉烧、烧鹅和菠萝油——变成了香港文学公园！”
张潮一边说着，一边略略回过身，抬手指向背后背景板上的设计规划效果图：“今天站在这里，看着这片即将破土动工的文学公园，我的心情非常复杂——复杂到什么程度呢？
就像两年前我第一次喝到半岛酒店的英式下午茶——甜到齁嗓子的马卡龙配苦到发颤的司康饼，一口下去，甜苦交织，五味杂陈。
但后来我发现，这才是香港的味道——多元、碰撞、矛盾，却又充满生命力。”
张潮顿了一顿，站正了身子，语调又轻松起来，并且从怀里掏出了两年前他买的那块田黄石，小小一颗，晶莹剔透，如油脂般凝润。
张潮用手指捏着田黄石将之举高，让它在阳光下散发着莹润的光泽：“两年前我在油麻地一家石头店里，和钟伟明先生‘斗智斗勇’，终于买下了这块田黄石。
钟老板虽然与我意见不同，但他也告诉我，田黄之所以名贵，是因为它原本只是寿山石中的普通一员，但历经溪水冲刷、泥沙打磨、金属元素浸染，最终蜕变成了一块温润如玉的珍宝。
今天回顾他的这番话，我忽然就想到香港——这座城市的文学，不也像一块田黄石吗？
香港的文学史，就是一部‘碰撞史’。从清末南来的文人短暂停留，到抗战时期大批文化人避难于此；从金庸、张爱玲在报馆里奋笔疾书，到西西、也斯笔下本土意识的觉醒……
每一代人都在碰撞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有人写沪上的咖啡馆，有人写江南的烟雨，有人写香港的街市，但无论笔下是哪里，最终都成了这座城市的养分。
今天，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曾是老厂房、旧楼宇，但很快，它会变成一座文学公园。这让我想起钟老板的那句话：‘石头离开母矿，反而成了珍宝。’
香港文学，不正是因为接纳了五湖四海的‘碰撞’，才沉淀出自己的独特质地吗？”
张潮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开始沉思，就连最聒噪的拥趸，也不再叫嚷着口号，仿佛被张潮带回了那个文学鼎盛的时代。
张潮说的虽然是普通话，每一句都撞进了他的心坎里。
钟伟明也混在人群当中。他虽然不屑于与嘉宾席里那些“文坛正统”比肩而坐，但是对张潮还是颇感兴趣的。
看到张潮手里那颗田黄，他内心也有些五味杂陈。
两年前他“勉强”卖给张潮这颗石头的时候，其实对这个大陆仔没有太大的改观，认为他的走红不过是一场造神工程的产物。
但是两年过去了，随着张潮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不少与他有接触的作家、文人都频繁地提到这个名字，他才真正意识，自己的观念也许真该改改了。
他戴着鸭舌帽和墨镜，站在人群的边缘，但是张潮的声音仍然能清晰入耳：“所以有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这话我坚决不同意——
沙漠里可长不出金庸的武侠世界、许冠杰的市井金曲，更养不活《我城》里西西笔下那座充满想象力的城市。
不过小时候读金庸，我最困惑的是——为什么郭靖在大草原练功，杨过在襄阳城断臂，萧峰在雁门关自尽……却从没一个主角来香港？
现在我才明白，金庸的江湖本就在香港。他笔下的侠客，是南来文人的化身——带着故土的记忆，在陌生的土地上重建精神家园。那些‘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情怀，不正是香港文化人骨子里的担当吗？
而今天的香港年轻人，比金庸那一代更幸运。你们不必在战火中逃难，也不必在殖民地的夹缝中求存。
你们可以坐在诚品书店的窗边写诗，可以在深水埗的茶餐厅里构思小说，甚至拿起手机就可以在部落格上留下几行诗句。”
张潮的声音清亮如罄，又像一阵风一样从这个小小舞台吹出去，穿过街巷的缝隙，钻进那些狭窄的居住空间里——那里也正有人用电视、用电脑听着张潮的演讲。
台上的张潮也完全沉浸在回忆和情绪当中，他胸中涌起许多场景：
有小学时和同学用木棍比划着“华山论剑”的童趣；有初中时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大唐双龙传》的惊险；有高中时哑着嗓子学唱《光辉岁月》《大地》时的豪情……
香港的流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和日本的动漫、美国的大片一样，深深影响了像他这样的大陆“80后”，是小城、小镇青年们认识世界的一个窗口。
而知道更多后来发生的事情的张潮则有着更不一样的情绪，他希望能把自己的思考带给这里的年轻人，让他们在逼仄的世界里，让精神不要跟着萎靡和狭隘下去。
也许有点理想主义——但文学如果没有了理想主义，那就是长篇广告了不是吗？
他的声音透过电视、电脑的喇叭，响彻了一个个小小的房间：“我知道，很多香港作家正经历‘劏房式创作’——在50呎的狭小世界里，既要写小说、诗歌养活理想，又要写专栏赚生活费。
但这也是文学的可贵之处——它从来不嫌写作的地方小，只怕心被框住。今天这座公园，就是给所有文学‘劏房’开的一扇窗——
让写作者在铜像旁晒太阳，让街坊在小说段落里散步，让游客在鲁迅先生的烟斗雾气中，也能闻见油麻地的烟火气。”
顺着张潮的介绍，大家想起这个小公园里确实设计了不少坐椅和小桌，既有独处一隅的，也有合围而设的，似乎真的就在欢迎那些写闷了的作者来这里小憩、放松。
张潮接着道：“昨天刚来香港的时候接受访问，有位记者问我，说‘张先生，你总说香港文学很特别，但香港作家写的东西，和大陆、台湾有咩不同？’
我的回答是，‘为什么一定要追求不同？文学特质的不同不是作者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土地自然会赋予作品以风格。’
文学不是比赛，非要争个高下；文学是桥梁，连接着不同的心灵。
西西写《我城》，是在寻找香港的身份；莫言写《红高粱》，是在追问土地的命运；白先勇写《台北人》，是在回望离散的乡愁。但无论主题如何，优秀的作品永远超越地域，直指人心。
香港的年轻人们，你可以写中环白领的焦虑，也可以写大澳渔村的黄昏；可以写赛马场的永恒欢呼声，也可以写老公屋天台不断的漏水声；可以学西西写《我城》的本土寓言，也可以学黄碧云写《血卡门》的生存与毁灭。”
说到这里时，张潮的声音突然放缓了，带上一点温柔，他知道下面的话可能有些天真，但是在2008年这个节点讲出来，似乎却十分恰当——
“此外，你们完全可以在写旺角街头市井烟火的同时，想到长江黄河的无尽奔涌；在描绘维港夜景的璀璨灯火的时候，思考六朝古都外那千年不息的风沙。
天山、秦岭、五岳、草原、长城、古寺……这些不仅属于我，也属于你们。
本土情怀与家国认同，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就像这座文学公园——鲁迅的铜像旁，会立着张爱玲的倩影；郭沫若的诗句下，会刻着也斯的警言。不同的声音在此交汇，这才是它的魅力。”
张潮说完这番话，现场响起了一阵掌声，在场哪怕是那些来“例行公事”的嘉宾，也不得不承认张潮的这番话颇有煽动力，更别提那些书迷了。
等掌声停息，张潮的讲话也进入尾声了，他的语调重新变回了轻松与幽默：“过去，全世界提到香港，想到的是中环的银行、铜锣湾的霓虹、兰桂坊的红酒。但这座城市的灵魂，远不止于此。
六十年代，邵氏电影让武侠文化风靡亚洲；八十年代，Beyond的摇滚唱出‘海阔天空’；九十年代，王家卫用镜头重构都市的孤独……这些文化符号，和恒生指数一样，同样是香港的骄傲。
今天，我们建文学公园，不是要造一座‘文学迪士尼’，而是想从这片小小的、不起眼的土地出发，做一件大事——为香港重新定位。
它不仅是资本的港湾，更应是创意的摇篮；不仅是金融的枢纽，更应是故事的源泉。朋友们，太平山是香港的地标，但我想说，文学应该成为这座城市的‘第二座山’。
它不必高耸入云，但能让人仰望星空；
它不必寸土寸金，但能安放每一代人的理想。
若干年后，当有人问起，‘香港除了钱，还有什么？’我希望你们能指着这片文学公园回答，‘还有这里，还有文学。’
这座小小的公园在林立的高楼里，好像一块凹下来的砚台，我希望这里磨的是五湖四海的墨，写的是地分南北、文不分两岸的江湖。
这块砚台的底面落款，既刻得下「我城」，也容得下「中国」。
谢谢大家，我就讲这些。”
说罢，张潮又迈着轻快的步伐，回到了嘉宾席自己的座位上。
现场沉默良久，忽而掌声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