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获得的东方消息也是晚了几个月，在新年刚过，远在香港的伊朗商人就得知了这个组织宣布反抗清国的消息。
1842年成为自由港后，香港便成为一个重要的转口港。多间洋行在香港设立，吸引不少华人从事与贸易相关的业务。
“大人，去年我们一共赚了5万6321里亚尔，这是账本。”
纳塞赫奉叔叔的命令前来设立商行开展贸易，此时清国虽然开放，但出售的东西也确实不好卖，强大的自耕农经济让销售举步维艰，加上还有英国的竞争。
“辛苦你了，这一年时间就有这些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再接再厉就好。”
这个名为赛帕的洋行成为伊朗在东方设立的第一家商行，目前经营糖、烟草、生丝、茶叶等商品的贸易，目前准备去广州设立分行。
“大人，恕我直言。目前赚钱的生意都被英国人掌握着，就算是生丝和茶叶也只能赚他们的零头，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地方占的优势。”
这让纳塞赫好奇，目前的情况下他们还能去哪争取利益？
“那你说，我们该去哪呢？”
“大人，我们可以在上海开设分行，那里可以接触到更多机会。”
刘长庆是最早学习波斯语的华人之一，西贡条约后，他被派到香港帮助纳塞赫建立商行，同时也正式聘请他为商行经理。负责伊朗的贸易扩张。
“目前来看，除了上海，福建也可以让商行进行贸易。特别是打狗地区，其他国家也没有进入这里，我们可以在这里先发制人。”
刘长庆说的很有道理，目前的竞争还不算太多，可以去清国其他地方碰碰运气，但入手晚了，那就真后悔了。
赛帕商行借鉴前辈怡和洋行的经验，雇佣熟悉清国内地的华人为买办，负责销售和采购。因为清国刚刚打开国门，这个时候只要是愿意做生意的基本都能发财。
而伊朗的印度支那地方也基本稳定下来，加上保护国，伊朗一共控制了将近300万人口。总督一开始就是重用华人，提升高棉人地位，拉拢越南人的政策。当地民众已经接受了改朝换代，接下来就是从他们这里弄钱了。
最大的收入就是垄断，垄断食盐贸易来增加收入，同时为了让西贡变成东方第一港口，扩建也是不可避免的。
巴赫拉姆将一些地块分成15块大小不同的区域，说这些地方将会进行建设。
这直接引起了当地富人的购买，经过竞拍等手段，巴赫拉姆获得了将近400万两银子。
这些钱用来改造当地，同时也提出建造铁路，连接柬埔寨和西贡。这样可以提升贸易和人员流动。
面对东亚这么大的变动，英国自然是第一个知道的。唐宁街火速召见伊朗大使，华莱士也去拜见大维齐尔和沙阿。他们只说这是因为当地人对他们的战争，结果就是割地赔款。
这个流程的确不奇怪，而且伊朗一直尊崇英国为东亚主宰，加上对方也没有完全掌控，让伊朗来这里自然是可以的。毕竟法国人都来了，为什么伊朗不可以呢。
而且西贡开放后的确引来了不少商船，他们都在这里停靠贸易。一些商行在这里设立分行，很快当地就会繁荣起来。
而清国内部的争斗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围观，尤其是英美法这些国家。一些人宁愿相信造反者们与朱明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不愿接受他们是敬拜上帝者的事实。
就比如一张报纸这么说:人们辗转流传说，新皇帝是明朝后裔，是一位罗马天主教徒，正用一个狂热者的一切猛烈手段来摧毁偶像和寺庙。也有人说他是信“上帝”者，但此说比起前一种说法更不可能是事实。联系过去的事件看，前一种说法倒可能有几分真实性。在密切注意事态发展的人们看来，新皇帝信奉基督教的传闻，不过是大清的拥护者故意捏造出来的，其目的是引起人们对他的不满——他采用全非基督教性质的“天德”称号，也证明这种传闻不大可能是事实。
此时清国内部正在进行权力更迭，新皇帝上任，改了年号叫咸丰。对于这场起义他们也比较重视，派当地官员进行围剿，不过好几次没有成功。
早在去年11月，广西各有关州县已得悉金田等处拜上帝人马公然揭帜造反的情报。12月，广西地方官员向清廷奏报了金田等处“匪徒纠聚”的情形，并奏称：“桂平、平南、郁林均属连界，防其串合纠结，现将梧州随营兵勇调派五百名，饬令署抚标中军参将成安督带，驰赴平南一带，相机剿捕。”
这是金田起义的信息第一次出现于清朝大吏的奏报之中。但直到此时，官员尚不知道这是与天地会造反截然不同的拜上帝会起义，甚至完全不清楚起义领袖是些什么样的人，当然更不可能预见到这些“纠聚”的“匪徒”行将成为大清王朝的劲敌。
而就算没有这个，南方的动乱也够他们吃苦头。在长江以南、云贵高原以东的江南各省中，广西经济文化最为落后。全省每年额征地丁银69万两，在江南各省中位居最末，在全国十八省中位居第十五。每年除稻谷外，广西几无其他农副产品输出，在省际贸易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清代公私文件在提到广西时，总要加上“地瘠民贫”、“内无所产，外无所资”等语。
此外广西居民的民族构成十分复杂，全省10多个民族混居。此外，土客矛盾，亦即早已定居的土著客家人之间的矛盾也很突出。
这种社会矛盾既复杂尖锐，官府统治力量又十分薄弱的状况，使得广西不仅成为本省各种造反势力的藏龙卧虎之地，更成为外省造反者的逋逃渊薮。附近的天地会众和其他反抗者，在本省不能立足时即逃入广西。迁入广西的两省客民，则成为他们最好的“窝主”。甚至鸦片战争以后广东所裁撤的乡勇，因本系无业游民，也“流入广西，剽掠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