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
伊万刚下了夜班。
他走得并不快，脑子昏昏沉沉，半晌清醒，半晌混沌。
鞋底沾了霜，踩在水泥地上咯吱作响。
街上空旷。
这个点，除了守夜的警卫和换班的司机，没人还醒着。
卡缅内站那边的信号灯还亮着，但编组场早就静了下来，只剩几节空车皮停在侧线上。
伊万穿过巷子，拐进一排老职工楼。
赫鲁晓夫时期修的建筑，外墙早就褪了色。
他顺着熟悉的楼梯一步步爬到四楼，走廊尽头是宿舍的大门。
老报箱还挂在钉子上，锁锈死了，也没了邮差投递。
伊万停下步伐，把手伸进外套口袋，摸出钥匙。
刚要插进锁孔，他忽然皱了皱眉。
门缝下透出一丝光亮。
这时候家里不应该有人。
奥克萨娜昨天说得清楚，帕夫洛要留院观察，她要守一整晚，不会回来。
伊万悄悄靠近，侧耳倾听，里面没有任何动静。
但那光线又是真实的。
伊万低头看了眼门把手，旧铜件泛着微光，没被撬过。
叹了口气，他轻轻插入钥匙，转动，推门——
桌旁坐着一个陌生人。
亚洲面孔，短发，穿着一件黑色大衣，仿佛等了他一整夜。
“晚上好，”那人听见他进来，抬起头，轻声说道。
伊万平静地关上门，脱下外套，挂在钉子上。
“您是他们派来传话的的？”他问。
“并不是。”
听到这话，伊万此时心中已经明了。
不是来传话的，那就是来处理自己的。
尽管如此，他还是走过去，从水壶里倒了一杯水，仿佛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夜晚。
“您是来杀我的。”他说。
那人微微一笑。
“我和拉夫连季耶夫没有关系。”
“相反，只是想请您帮个忙。”
他说着，从口袋里抽出一张纸条，放在桌上。
“1993年12月7日。”
“这天，对您来说，有什么特殊的印象吗？”
伊万脸色未变，摇了摇头。
“很抱歉，并没有。”
“六号的时候系统就关闭了，全站调度停了整整二十四小时。”
那人叹了口气，又从口袋中掏出一叠现金。
绿色的。
印着富兰克林的脸。
伊万盯着它看了一会儿，却没有伸手。
“我可以问一句，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吗？”
“我在找一趟列车。”那人说道，“准确地说，一趟特殊物资的运输车次。”
伊万皱了皱眉，“很抱歉，但我真的不知道。那天的调度全被锁死，所有人都提前回家了。”
“很好。”那人似乎并不失望，像是对这个答案早有预料。
“看来我找对人了，”他说，“所以我希望，在下一次这种封锁发生前，您能提前告诉我。”
伊万不知道该摆出什么样的表情来面对这个奇怪的要求，只得低声问道：“请问.您代表了谁？”
那人轻轻笑了笑：“您最好不要知道。”
他说着，从脚边的箱子中拿出一只卫星电话，黑色，没有标志。
紧接着，在桌上的纸背面写下一串数字，然后推了过去。
“通知会在封锁开始前至少十二小时送达。”
他说，“您只需要在那时拨打这个号码，说一句：‘又要关了’，就够了。”
伊万怔怔地望着那张纸，过了半晌，才艰难问道：“您怎么确定我会收下这个？”
“因为我知道您是个聪明人。”
“也是一个陷入困难的父亲、祖父。”
“您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在活。”
“不是么？”
伊万没有回答。
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他终于走近，把那叠钱拿了起来，握在手里沉甸甸的。
那人见状，露出一抹微笑：
“很好，一旦消息验证无误，您会收到剩下的一半。”
“总共十万美元。”
“我到时会再联系您，不是通过这个电话，而是通过另一个方式。”
伊万站在原地，没有吭声。
那人等了一会儿，见他没什么别的要问，便准备转身离开。
然而，正当他朝门口走去时——
“等等，”伊万忽然出声。
那人停住脚步，回头看向他。
伊万的声音很低：“可以.请您再待一会儿吗？”
那人眉头微动，似是没料到会被这样挽留。
“不是为了这些事，”伊万说，“就是.突然想找人说说话。”
对方沉吟片刻，重新走回桌边，在刚才的位置坐下。
伊万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小陶罐，又找出两个杯子，放到桌上。
他倒了点液体出来，递过去。
“苞米酒，”伊万说道：“是我老朋友留下的。”
“他死前就这一个愿望，让我替他喝完剩下的最后一坛。”
周奕接过杯子，点了点头。
伊万没有立刻开始讲述，反而靠在椅背上，像是把整个人都陷进了火光里。
两分钟后，他终于开口了：
“我是一九三三年生的，在文尼察州下面的一个小村子。”
“那是个什么时代.您翻书都能查到。”
“人死得多，种地也白种，口粮上交完了，家里只剩树皮。”
“我爸是铁匠，活得久一点，因为能做农具。”
“后来村里合并成集体农庄，他就成了公社的‘技术工人’，给马打掌，修犁刀。”
“我妈是个瘦女人，很少说话，冬天总把棉袄脱下来盖在我哥身上。”
“德国人来的时候我八岁，记得特别清楚——天很蓝，坦克一进村，所有鸡都飞了。”
“我哥当时在地里偷挖土豆，被士兵抓住抽了一顿，但算他命大，没开枪。”
“三年的日子很混乱，可也不是所有人都挨打。”
“我们村的书记活得比谁都好，换了个领章就接着当头儿。”
“我爸有时去镇上修马具，回来会带点啤酒糖或者半个萝卜。那就算是过节了。”
“十三岁那年，战争结束，我哥从医院回来了，缺了两根手指。”
“家里连套整衣服都没有，但我爸说——‘打完了，你该去上工了。’”
“所以，我就去了铁路部门下面的工地，修枕木，背碎石，冬天冻得裤子都能立着站。”
“可那时候不觉得苦，能活着、有工作，就是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