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的旁听席可不是谁都能坐的，这需要某个德高望重的议员或者内阁成员推荐。
阿米尔坐在下院的旁听席上，煤气灯在缭绕的雪茄烟雾中投下昏黄光影。罗素首相正站在橡木讲台前，手中文件在激烈挥动时发出羊皮纸特有的脆响。德比伯爵利斜倚在猩红色长椅上，金丝单片眼镜链随着他嘲讽的轻笑微微晃动。
下议院议长约翰·伊夫林·丹尼森发言：“本日议程为《人民代表法案》二读辩论，请首相阁下发言。”
“尊敬的议员先生们，当帝国的机器在世界的每个角落轰鸣时，我们却在本土剥夺着最勤劳阶层的发声权！去年曼彻斯特棉纺工人每日工作十四小时，创造的财富占出口总额的30%——而他们中多少人能走进投票站？
因此，本法案将城市选民财产门槛降至七英镑，乡村降至五英镑……”
托利党后排传来嘘声，议长不得不出声维持秩序。
“肃静！肃静！请让首相把话说完！”
罗素首相再次站在演讲台，“各位，我们需要这个法案。这是一个让帝国走向永久繁荣的好机会，就像帝国海军，不畏艰辛，勇往直前。希望所有人能够支持这个提案，谢谢。”
反对党领袖德比伯爵站起来，指尖摩挲着孔雀石袖扣。
“首相阁下这套感人肺腑的说辞，是否计算过其后果？您的仁慈会让选民册瞬间膨胀百万人——其中多少是刚从爱尔兰饥荒逃来的文盲？多少是那些帝国的叛徒？”
德比伯爵说的叛徒是从1838年开始的英国宪章运动，工会在西敏宫附近召开会议，并上书国会要求改革，但为保守自由两党在6月联手拒绝，激进派在上书被拒绝后组织暴动。
1839年11月，在南威尔士蒙默思郡的新港的梅龙镇酒店内，政府士兵和示威者爆发了一场血腥的战斗，他们互相开火，结果是至少五十人受伤，超过二十人死亡。又在1842年提请国会上书，又被拒绝，因为议会害怕私有财产权及经济结构会被破坏。
1848年的法国二月革命后，工会在4月10日发动五十万人上街请愿，国会大惊，赋予威灵顿公爵统领军队及警察保卫首都的权力，但至游行之日大雨忽至，游行人数仅剩下十分之一。游行被制止，而所谓六百万人联署的上国会书，联署人数也只有一半不到，其中更有虚报杜撰的名字。民权运动便告终止。
托利党席爆发雷鸣般的掌声。德比伯爵的质问在议会厅内激起一阵骚动。
旁听席上的阿米尔从其他人手中接过一块焦黑的木板。旁边的人介绍说这是那些暴徒砸毁海关大楼时留下的'礼物'，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平分财产'！”
自由党的安德鲁议员猛地站起身，他的黑色长礼服下摆在激烈的动作中掀起一阵风：“请德比伯爵解释，为何您的选区德文郡的煤矿，其矿工死亡率全国最高，而您却能稳坐本届议会？而那些每天在井下冒着生命危险的工人，却连对安全规章的发言权都没有？”
财政大臣格莱斯顿扶正了滑落的单片眼镜，冷静地插入辩论：“容我提供一些数据。”他展开一份蓝皮书，纸张在手中沙沙作响，“根据曼彻斯特税务局的记录，本次扩权涉及的潜在选民中，68%已连续五年缴纳济贫税——这些勤劳的英国人理应有权利质问他们的税款去向！”
托利党的年轻议员突然从后排站起，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略微发颤：“那爱尔兰佃农呢？按此标准，都柏林贫民窟那些连英语都不会说的乞丐也能投票了！难道我们要把国家的命运交给这些人？”
阿米尔注意到，德比伯爵正与身边的索尔兹伯里侯爵低声交谈，两人的表情越来越凝重。当辩论持续到深夜，煤气灯的光芒开始变得暗淡时，议会大厅里的气氛也越发紧张。托利党后排不断有人高喊荒谬！，而自由党激进派则报以“反动分子！“的指责。
他也没想到辩论这么费时间，已经过了十几个小时了，这群人还真有活力。
凌晨两点四十分，当下议院的大钟沉闷地敲响时，议长约翰·伊夫林·丹尼森宣布进入最终表决阶段。疲惫的议员们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投票通道，有人领结松散，有人眼窝深陷。见德比伯爵在投票前最后时刻，仍在对几位摇摆不定的议员耳语什么。
当计票结束，议长宣布结果：“赞成票287票，反对票312票，《人民代表法案》二读未获通过。“自由党席位上爆发出一阵失望的叹息，而保守党人则克制地相互握手。罗素首相面色苍白地站在原地，手中的羊皮纸文件无力地垂落。
走出议会大厦时，黎明的微光已经开始笼罩伦敦。阿米尔听见两位记者在台阶下激烈争论：“托利党这次赢了，但他们能永远阻挡潮流吗？”另一人回答：“看看曼彻斯特工厂区的怒火吧，这不是结束，只是开始.”
返回寓所的马车上，阿米尔翻开笔记本，借着晨光写下观察：“今天见证了两种英国的碰撞——一种是封建特权，另一种是现代权利。当德比伯爵挥舞《大宪章》时，他忘了那本身就是限制王权的革命文件。历史总是如此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