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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娟着急，我比她还急。看来，车主任今晚上硬是要豁出去，跟我们硬刚到底了。我急中生智，突然想起来了，我平时有空就上顶楼，看风景，晒太阳，发现了一个秘密，这机关大院跟隔壁一幢居民楼相隔很近，顶楼与顶楼一样高，只要上顶楼就可以爬到对面居民楼，直接下楼后上街。
我带她上顶楼后，去看相隔最近的地方，就是七八十公分，只要胆子大那么一点点，就可以过去。我先一步跳到居民楼顶楼，朱娟一看下面那么高，被吓住了。她认为要是跳空了，就会当场没命。我轻声叫她别看下面，伸手过来，我接住就可以了。她深呼吸一口后，终于伸手过来了。
相隔这么近的两栋楼，不到万不得已，我们是不会越过居民楼的。我带着她摸着黑暗，终于下楼了。她从街上回来，手里还提一包东西，大摇大摆地从机关大院上楼，我原路返回顶楼，再潜入室内。听见车主任问：你上街终于回来了？
朱娟说：是啊，转了一下街，顺便买点东西，主任找我有什么事吗？
车主任说：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别人给我寄了一瓶进口药，说明书是英文， 我一点都认不得，找你帮忙翻译一下，可以吗？
朱娟说：太晚了，明天早上可以吗？
车主任说：你今晚实在不愿意，就算了，等明天吧，那你先休息吧。
朱娟没有再回话，反正就是不希望这么晚了，再到一个单身老男人家，以身涉险。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回屋休息了。躺在床上思考：今晚这件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仙姑区的初冬总带着点捉摸不透的寒意，像办公室窗台上那盆仙人掌，看着扎手，晒透了倒也泛着点软绿。我捏着板擦擦黑板时，粉笔灰簌簌落在袖口，恍惚间又想起昨夜——朱娟的红舞鞋在月光下旋出的弧，车主任突然推开舞厅门时眼里的冷光，还有最后那句被夜风刮碎的"早点休息"。
"姚老师，车主任请你有空就换板报。"朱娟的声音从走廊那头传来，她手里攥着本计生手册，红毛衣的领口别着朵塑料花，是服务站发的国庆纪念品。我转过身，看见她眼下的青黑，像昨夜没擦干净的眼影。
中午的大楼格外安静。朱娟突然把《复活》往桌上一拍："车主任在吃美国的养肾丸。"她的声音压得低，像怕被墙缝里的耳朵听见，"我帮他翻译说明书，一瓶十美元，够买十八斤猪肉了。"
我手里的一本《人口与计划生育》"啪"地落到地上。想起车主任总在下午揉后腰，想起他军大衣口袋里那瓶没贴标签的药，想起昨夜他盯着我和朱娟跳舞时，喉结滚动的幅度——那些被忽略的细节，突然像黑板上的暗格，在阳光下显出模糊的轮廓。
"他为什么吃这个？"朱娟的指甲掐进掌心，"听说他爱人前几年去世了，儿子在部队，独自一个人在机关寂寞呀，何况看见这么多美女，这反差也太大了......"
"别瞎猜。"我打断她，却想起昨夜的解围——朱娟拉着我教她跳交谊舞，舞厅的彩灯刚转了半圈，车主任就来了，说"小姚过来，谈谈铁钉镇的案子"。那语气里的硬，像寒冬里的冰棱，冻得人后背发麻。
"谢谢你。"朱娟的声音软下来，"要不是你说'车主任也来跳一曲'，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她不知道，那哪里是解围，分明是车主任的围堵——他早看出来我在板报里留了暗格，早知道我想给黄老师留条财路，偏在这时候让我换板报，像在说"你的心思，我都懂"。
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进办公室，我提了桶水去洗黑板。水珠在黑板上漫开，旧粉笔字的痕迹慢慢淡去，像在擦去一段不愿提及的往事。朱娟抱着一摞宣传画经过，脚步放得很轻："用不用帮忙打格子？"
"不用，我有法子。"我从口袋里摸出硬硬的铅笔和直尺，在清洗后不久的黑板上轻轻划出细痕。这是在广州冠花帽厂学的本事，暗格只有在反光时才看得见，写满字就彻底隐去，像藏在心底的秘密。
当年在帽厂，老板让我写宣传栏，要求"整齐得像机器印的"。我琢磨了三晚，才想出这打暗格的法子，后来那宣传栏成了厂里的样板，连隔壁电子厂、制衣厂、视频厂都来取经。那时好些外来妹总在下班后来看我写字，说"你这手本事，该去学校当老师"。她们根本不知道我以前已经当了多年老师，出来就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的。
谁能想到，兜兜转转，后来又成了老师，再改行，如今在这仙姑区的黑板上，重操旧业。这黑板真是跟我有缘呐。
板报办了两天，用了整整一盒彩色粉笔。标题写的"一九九九年度计生工作要点"，用红色粉笔勾了边，蓝色标重点，白色写主要内容，暗格里的"三为主""三结合"排得像列队的士兵。服务站的姑娘们路过时，总要站着看半天，说"比上次还写得还齐整"。
我说：久了没有写粉笔字，手会生疏了，跟你们做刮宫引产手术一样的。
我心里却发沉。傍晚，专门去拜访黄老师，跟他道歉，说我不是有意断他办板报的财路。他囗上说没事，可心里一定过不了这个坎。我也让他吃了定心丸，来仙姑区是过渡期，不会很久的，他好奇地问：这么快就要离开吗？不要走吧，见到马伏山老乡，我们好不容易啊。他正在给那五岁左右的男孩削铅笔，孩子的小手攥着块橡皮，在作业本上涂涂改改。"黄老师叹了口气说："爹妈都去广东打工了，扔给我们带。"
孩子抬起头，睫毛上还挂着泪珠，眉眼像极了一个人。我问老黄，他是谁的儿子？仿佛觉得好面熟。
小男孩把黄老师叫姑爷，把孩子放在大姑母家，留守儿童一个，命苦。原来她的母亲——当年铁钉职高的校花余娟，长发及腰，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山不转路转。那时，学校年轻人一下就多起来，差寝室，余娟参工后被安排在我隔壁，与办公室打字员颜娟住在一起，各铺一张床。余娟负责养养殖搞实验的兔子，一天背着背篓，拿着镰刀去院墙外的农田及荒坡割兔草。太阳大，天气热，下雨天淋湿衣服，她背起一筐小草，有时累得汗流浃背，白皙的脸被晒得通红。我们这些男子惜香怜玉，都为她抱不平。她的心情一下就落入低谷，都想辞职不干。她后悔说，这是啥子指导教师，分明就是一个农民。她在通行的走廊上吃午饭，跟我们聊天时，说不该要这个工作，太伤面子了。还埋怨我当时到那么远的地方寻找她，费那么大的事，就把她招进来做这又脏又累的农活，太不值得。当时，那颜艳也落井下石说：就是不该进这样的学校，太窝囊了。颜艳还说我帮余娟做了一件坏事，要是找不着，就不会受这份苦。不来这里，早就找到了更好的工作，人家余姑娘那么漂亮，还愁找工作吗？
我无言以对。心里知道，颜艳是在报复我，认为我当初冷淡了她。
自古红颜多薄命。说起余娟，确实不是一般的姑娘。当时在铁钉读职高时，是当之无愧的校花，在职高毕业后的那个暑假，享受政策招聘为实习指导教师，我在学校加班做资料，还专门去市里找她回来照相填招聘表，当时就对她的美貌深深地吸引了。校花谁不喜欢，何况家还在汉城呢？
只怪当时我没有跟烟草贾妹子彻底断线，让余家蒙受了冤情。这贾家人把余娟当第三者跑到余家闹事，把我们变成了冤大头，麻烦不小。
我想起那段时光，既幸福又辛酸。不想了，不想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
我看到这个熟悉可怜的小男孩，就想起他母亲。他爸在大型国有企业下岗后，打麻将，喝烂酒，与校花彻底闹僵了，一个字——离。单身母亲养活一个儿子，也是一个字——难，便跟我一样，签勤工俭学合同，去广东打工挣钱养家了。
我离开黄时，孩子追出来，把块画着小太阳的橡皮塞给我。橡皮上的颜料蹭在手心，像抹不掉的暖。我忽然想起余娟，想起她总说"安稳日子才是福"，可这世上的事，哪有那么多安稳？车主任的药，朱娟的舞，黄老师的怅然，还有那孩子作业本上的泪痕，都像黑板上的暗格，藏着各自的难。
回到大院时，朱娟正站在阳台上看夜景，月光落在她的身上，像撒了层银粉。"这么快就回来？"她转过身，眼里的光像极了当年余娟老师教案上的小太阳，"车主任刚才问我：小姚出去了？"
我没接话，只望着月光发呆。我知道，这仙姑区的日子，不过是又一段需要打暗格的时光，整齐，却藏着数不清的褶皱，要等多年后，才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显出它原本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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