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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冬的寒意裹着山风，漫遍仙姑区的沟沟壑壑。车主任出院后，对我格外上心，总叮嘱我多下村实践，跟着镇上的女同志走村串户，扎扎实实学好计生业务实操，别总待在办公室。他刚大病初愈，却处处为我的成长考虑，这份关照，我一直记在心里。
第二周清晨，山野间的草木覆着一层厚厚的白霜，冷风一吹，双手冻得僵直，连揣进兜里都觉得僵冷。我同区里四位姑娘一道，先赶到仙女村支书家烤火取暖。柴火在火塘里噼啪作响，暖意慢慢驱散寒气。等到太阳升起，阳光铺满村落，我们才跟着支书开始入户工作。
支书就近带我们去了一户超生家庭，不巧这家与他沾亲带故，不便亲自出面，便让我们几位姑娘多做政策宣传。我们耐心讲解计生规定与罚款细则，对方态度还算配合，答应去街上取现，约定晚饭后交款。随后我们又走访了几户，忙完便回到支书家歇息。四位姑娘凑成一桌打麻将，我不愿凑热闹，独自出门晒太阳，看几位村干部在塘里打渔。
天寒水冷，他们却卷起裤腿下水，双腿冻得通红，只为给我们这些下村工作人员加餐。看着他们在冷水中忙碌的身影，我既感动又心疼，这便是基层干部最朴素的热情与真诚。傍晚，一大盆热气腾腾的鲜鱼端上桌，鲜香四溢，浑身的寒意瞬间消散，心里满是温暖。
回到区上，朱娟告诉我，东莞有电话找我，是老家的老幺。老幺在电话里得知六爷去世的消息，悲痛不已。我守在办公室，一直等到天黑，也没再等来老幺的电话。等待间隙，我抄写了一遍草拟的全年计生工作总结，抬眼翻看台历，才发觉离家已有两周，对家中孩子的思念愈发浓烈。
次日是选举日，妻子朱玲打来电话，说孩子感冒发烧、咳嗽不止，可她身为选举工作组人员，任务在身无法脱身，让我尽快回清流学校照看孩子。我心急如焚，正准备请假，同事黄梅却邀请我和朱娟去她家吃饭。席间没有饮酒，黄梅丈夫去学校上自习，我们便聊起了工作。
黄梅压低声音，向我透露了一个机密消息：区里准备上报人事方案，让车主任只担任书记，主任一职由王副主任转正主持行政工作，理由是车主任身体欠佳，且年过五十。消息来自黄梅在区里工作的父母，十分可靠。我常年下村，对机关人事变动一无所知，就连车主任本人，也被蒙在鼓里。我这才明白，黄梅请客吃饭是假，特意通风报信才是真。
她还告诉我，王副主任对我意见极大，打算把我下派到莲塘乡当主任，看似提拔，实则明升暗降，想把我排挤出去。我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向来踏实工作，从不得罪人，为何会遭此针对。黄梅一语道破玄机：自从我负责接待工作后，为单位节约开支，将接待用的红塔山香烟从原先王副主任家副食店每条140元，改为批发价每条100元，矿泉水也统一批发采购。区计生办接待任务繁重，每年耗费数万元，此举虽为公省钱，却断了王家的财路，无形中得罪了王副主任。
即便如此，我也从未后悔。坚守公心、节约经费，本就是工作职责所在。黄梅叮嘱我，此事务必保密，除了车主任，不可对任何人提及。
我惦记着生病的孩子，向王副主任请假补休，却被他以选举会议为由拒绝，只能推迟一天回家。等我带孩子看完病，便匆匆赶回仙姑区。为了避开是非，我刻意不与人扎堆，不参与闲言碎语，一心扑在工作上。
周一这天，机关气氛异常压抑。孟副区长与王副主任包车前往汉城，车主任焦急万分，他已得知，此行正是为了递交那份任免报告。为了回避矛盾，我前往仙姑镇计生办，想继续下村实践，却发现办公室大门紧闭，所有人都下村了，无人值班。
回到区计生办，我看见车主任正与协会秘书长老侯密谈，随即叫我一同商议。二人坦言，早已对王副主任不满，她不仅四处拉拢区领导，还利用接待费谋取私利，只是一直隐忍未发。我这才真切体会到，这个小小的基层机关，人虽不多，人际关系却错综复杂。我本想置身事外，却早已在无意间卷入纷争。
老侯试探我的态度，问我是否愿意帮助车主任渡过难关。我感念车主任的知遇之恩，却自觉人微言轻，不知能做些什么。老侯却笑着说，我手中握有王牌，是唯一能帮车主任的人——他希望我前往汉城，向县局主要领导如实反映情况。
我恍然大悟。车主任激动不已，为保密特意带我到他家促膝长谈，承诺事成之后定会重用我，并让我去黄梅处领取500元现金，立刻赴汉城拜见李主任，借机说明实情，为他求情，证明他身体无碍，仍能坚守岗位。车主任还许诺，今后我探亲休假，一律开绿灯，周末可安心回家陪伴家人。
拿着这笔钱，我站在寒风中，心里百感交集。1998年的这个冬天，基层计生工作的琐碎艰辛、机关人际的暗流涌动，还有那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托付，交织在一起。我深知，这趟汉城之行，不仅关系着车主任的去留，也决定着我在仙姑区的前路。而我也终于明白，基层之路从非坦途，唯有坚守本心，方能行稳致远。
汉城之行，风波定局。
拿到那500元现金时，我在手里捏得发烫。车主任拍着我的肩膀，那只手力道很足，掌心却有些潮湿，透着掩饰不住的紧张。他反复强调，路上小心，见了李主任要嘴甜、要实在，千万别耍性子。
我没再多言，只是点了点头。心里明白，这不仅仅是五百块钱的事，这是车主任的信任，也是我在这个机关里，唯一的破局之道。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便揣着钱，搭上了去汉城的班车。一路颠簸，窗外的景色从熟悉的乡野渐渐换成了高楼林立的县城。到了汉城，我没有直奔机关，而是先去了一家稍具规模的餐馆。
我选了个靠窗的位置，点了几个硬菜——红烧肉、鲶鱼汤 、粉蒸肉，再加两个时蔬，最后要了一瓶当地最好的白酒。要让领导吃好喝好，这是车主任的意思，也是人情世故的规矩。改行以来，我负责接待 ，我跟同事们学到了一套待人接物的社交礼仪。
李主任按时赴约，跟他一道来的，还有另外两位我熟悉的老干部，一位是分管计生的副县长，一位是刚退休不久，现被聘为县计生协会秘书长的老向，他已经成为老李的顾问，经常工作在一起。两位老者老当益壮。他们看起来，头发有些花白，眼神锐利，不怒自威。落座后，我先倒了四杯酒，双手递了过去，恭敬地说了几句平日的感谢话。他们三位都是从铁钉出来的，一位是老李的高中老师，一位是他的伯乐，对他有恩。对老者尊重，就是对老李的敬重。他能够把他们请来聚餐，连家属都没有到场，就可想而知了。
酒过三巡，话匣子才慢慢打开。我没有绕弯子，直接把仙姑区计生办的实际情况，一五一十地汇报了。从接待费的猫腻，到王副主任家副食店的供货问题，再到车主任身体其实已在康复、只是碍于面子不得不退的实情，我都说得坦诚且客观。
“李主任，我们车主任是老军人老干部了，一辈子扎根在乡下，没功劳也有苦劳。他身体刚好转，这时候把他撸下来，让一个周边同事普遍认为有私心的人上位，不是我们的用人导向，下面的基层干部，又怎么会服气呢？”
我语气平和，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发泄任何个人情绪。毕竟，我只是个办事的，说的是事实。
李主任沉默了许久，端着酒杯缓缓晃动，目光直视我：“这些事，局里其实早有耳闻。只是一直没人敢捅破这层窗户纸。你们车主任，也是……太顾全大局了。”
那一刻，我知道，伸张正义，基本上成了。
饭局结束，我送走李主任和两位老领导，独自走在汉城的大街上，阳光刺眼。心里没有预想中的狂喜，反而是一种尘埃落定后的平静。我去邮局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朱玲接的，声音带着雀跃。孩子的烧退了，正在家里画画，还念叨着让爸爸早点回来。
挂了电话，我心里暖暖的，脚步也轻快了许多。
回到仙姑区，局势已然逆转。
孟副区长从汉城回来后，召开了一次临时会议。会上，李主任代表局里，宣布了人事任免决定：车主任继续留任区计生办主任，免去王副主任行政职务，调回区机关另作安排。
这是怎么回事？大家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不知说什么好。当然更喜剧的是王副主任说的那句话：我就不走，看你车主任还能把我吃掉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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