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偏远的《花城》最倒霉，求稿件比其他人都更不容易。他们常常把作家请到羊城，住当时最豪华的白天鹅宾馆。不是住三天两天，而是三月两月，住里面写小说。
朱生昌说：“其实作者也是势利的。就算《花城》这么努力，他们仍然付出多，收获少，无论他们为作家付出多少，作家给他们的稿子，多数是作家本人的二流稿子。有好稿子，作家还是要留在京沪，住白天鹅宾馆也不管用。”
“作家不论个人性格如何，品行如何，都削尖了脑袋钻京沪的杂志。因为他们也要给自己作品找个好娘家，有时并不考虑稿费，而是力求寻找更具影响力，更有话语权的刊物。”
的确如此，再想想，路垚最后已经被逼迫得往市级刊物发小说，简直是悲剧。
1988年，陕省文坛最大的事情，最大的悲剧，都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余切有责任挽救它。
会议结束后，《当代》的副总编朱生昌说：“我宣布个事情！”
大家的注意力都被他吸引了，他却看着余切说道：“我们《当代》杂志要举办个研讨会，请到那些一流作家前去陕北，由路垚来安排，他就是陕省作家的代表人。”
其他人并不傻，三两下就猜到了和余切前些日子的言论有关系，纷纷恭喜起来。
余切也觉得《当代》干的还算不错：给面子。
路垚抽名牌烟、喝雀巢咖啡到一种病态的程度，恐怕不光是生理成瘾，还有心理上的因素：他极度的渴望认可，而这些外在的“高档物”，可以让他觉得他像是一个大作家。
于是，在众人前去登州前，《当代》编辑部组织了为期一周的“陕北行”，邀请了最近比较有名气的青年作家。这些人中，除了路垚、周长义、朱生昌等人，还有一个余切前几年的熟人：王安亿。
王安亿是沪市人，出自文艺世家，前几年和屈铁宁是好姐妹，现在是沪市作家协会创作室的会员。
她已提前得知此次公费出差，和余切有些关系。《当代》杂志的朱生昌找到她说：“王老师，你和余教授算是认识过，这次陕北行后，还望你发挥你文艺界的影响力，帮我们说几句好话。”
王安亿乐了：“余教授一直以来急公好义，当年因为一颗糖丸的事情，愣是成立了个‘春雨行动’，席卷全国！你们到底干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竟然惹得他针对你们！”
对于这种抱怨，朱生昌只好露出苦笑。
陕北这个地方很苦，经济条件和南方大城市相差很大！王安亿早已有心理准备，但她真正抵达陕北时，还是被当地的贫穷闭塞惊呆了：
这个地方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塬上无水，草木都很少，还有各种野兽出没。
农民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所吃的粮食、蔬菜和所用的物品等大都要靠自己生产和制作。作家们在农户家中居住，听闻是沪市来的作家，农户把鸡鸭都杀了待客，众人都感动得哭了。
是真哭了，王安亿眼睛都哭肿了。
随后，一起凑了五百块钱，找人换成了五张“大团结”。农户竟然不识百元的票子，不知送的是什么东西。
被告知这是五百块钱时，农户连连拒绝，惶恐不安道：“我们的钱全靠卖鸡蛋得来，一个鸡蛋顶多值一毛钱，有时甚至是五分钱，没有见过十块钱以上的大钱！”
是啊！
王安亿一算：就是这个农户家里的鸡，每天都有一个蛋，全拿去卖掉了，一个月也就挣了几块钱。
这就是当地贫困的程度，也正因为这样的环境，路垚决心写《平凡的世界》——这部反应陕北几代农民与土地抗争的小说。
因为过于震撼，王安亿见到路垚后说：“你为什么不搬出去？陕北这地方真是荒凉，难以想象人怎么能在那生活！人们应该从黄土高坡迁徙出去！这里应当改造成美国黄石公园那样的地方！”
路垚愣住了，之后笑道：“这怎么可以？我们对这片土地是很有感情的。”
他拿出自己的笔记来，只见那上面有一句话：每当我走在山川沟渠之间，在一望无际的荒凉萧条之间，看到盛开的一株桃花、杏花，我就会泪流满面，仿佛心就要碎了！
这正是余切那天在电话中和他说的话！
当晚，王安亿就通过镇上的电话找到余切：“余教授，路垚过的太苦了，我这辈子都不能想象有人能这么苦！”
余切一听，竟也有些鼻酸了：他是万县出来的，万县这个地方和京沪等地比起来，自然是啥也不是。
可他却对家乡很有感情，迄今为止已捐去很多钱，《落叶归根》更是一篇直接写万县移民的小说……
他知道路垚那种感情：这地方虽然破，但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历史上路垚去世时，仍然贫困潦倒，文坛中为他吊唁的人并不多，但路垚赢得了陕北人民的尊重，前后为他送行的人万千，农民们扑倒在他的棺椁上哭泣，这是金子都不换的荣誉！
余切问王安亿：“我准备写文章来痛骂《当代》编辑部，他们应当为自己的失误公开道歉！你已经见到陕北是怎么一回事了，你支不支持我？”
其实，朱生昌等人就在旁边，急得汗都流出来了！
合着你一定要批死、批垮掉一个人才行呗？
《当代》的两位编辑，努力做出让王安亿劝说的手势，王安亿却不管不顾道：“他们要是处理不好这件事情，我再也不向《当代》杂志投稿！我和你同进退！”
“好！”余切当场大笑。
余切立刻写了篇文章来，将《当代》退稿路垚的来龙去脉写上。周长义这个人虽然是他老乡，又是个新人编辑，却间接导致路垚急火攻心病重，至少也得调离编辑岗位两三年，以示惩戒。
眼下是九月三号，本月发刊的杂志大多已经排版完成，只有《人民文学》因故延期，还有版面可用。
但《人民文学》太大了，事情可能搞得很扩大化，余切并不想这样。
他跑去询问王濛如何办，王濛也正要找他。
“我本来是求你来的，你却来求我，我能帮你什么？”
“没什么！”王濛说，“我希望你能获奖！诺贝尔奖！”
王濛是文化部一把手，对于“文学的潮流退却”一事，他自然知道的很清楚，这些天已经焦头烂额了。这两年的文坛虽偶有佳作问世，然而很难有前几年一部小说，一时间风靡大江南北，全国人都讨论的盛况！
文学不行了！
余切说：“你来找我没用，你找天王老子都没有用！读者愿意去看纯文学，本来就是个怪现象！是我们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好的副产品！你忘记了，我还是个经济学家。”
王濛握住余切的手道：“我知道，我知道！这十年有多美好？我不想这个时代远走高飞，我还想留住它！”
“你留不住的。”
“我是留不住，可有人能留住！”王濛看着余切的脸，“你有这个本事！”
原来，88年，王濛也要面临换届了，他已萌生退役，但让他难过的是在他任期内，文学达到了极盛，然后就像大A股市一样，牛了很短的一阵子，继而一泻千里，一日不如一日。
还记得那篇《哥德巴赫猜想》吗？它直接引起了无数人走上了民科之路。
王濛提到徐驰写的那篇报告文。
还有正在杭城参加“应氏杯”的聂伟平！他的每一盘棋，都可以进行全国的电视直播，成为大街小巷的话题。
以及詹姆斯沃森和钱老等人引发的奥数热！只有这种能根本鼓舞民族自信心的东西，才能促使大众重拾对文学的热爱。
余切如果能获得诺贝尔奖，这就能逆转时间，给文学再上一剂肾上腺素！
卧槽！让世界感受文学吧！
余切愣住了：有段时间，他觉得王濛像岳不群，像副goat！而现在，王濛却给他一种想要发动“无限月读”的感觉，让时间倒流，回到文学仍然最受宠的年代。
余切实话实说：“我今年第一次走到五人大名单，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菠菜公司的排行榜上，我只排在第四、第五名。”
“那明年呢？明年你该得了吧！”王濛追问道。
“这还能贷款的？”
“只有这样才行！”王濛说，“只要你能拿个诺贝尔文学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是，也不是。
真要是得奖了，也无非是让大众燃尽最后一丝热情。港片、电子游戏厅、按摩厅——这一时代一到来，哪里是小说可以拦得住的。
王濛说罢，立刻夺走了余切的手稿，粗略一翻：“哦，你这是为路垚鸣不平的。《当代》杂志这个事情，确实干的太不地道，关键是对当事人没有任何惩处，轻轻放过了！我认为太傲慢！”
“我也这么认为。”余切说。“这个事情实际和《当代》超然的地位有关，他们位于京城，不怕没有作家来投稿。”
“是的！但你这篇文章发到《人民文学》太吓人，我给你找一个，《文艺报》行不行？每周一三五出版，事情可控，关注的人也主要是文坛作家，不至于闹得全国皆知，否则对路垚也是一种伤害。”
“那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这篇文章叫《稿子如何被退的》，并不长，基本罗列了事情经过，同时还隐晦的表达了对路垚写朴实文字的赞赏。在文章中，余切把《平凡的世界》称为近两年的最大惊喜。
这很夸张了！须知道，余切虽然很少写评论文章，但他也是排的上号的“文艺评论家”。
陕省，西影厂。
由《当代》杂志所组织的研讨会，走到了最后一站。众人当然是摆上桌大吃一场，相互告别。
饭桌上，不知道是有人喝上了头还是怎么回事，忽然感叹：如今很多所谓老前辈，历经一生沉浮，到了老却还是放不下名利。
路垚和王安亿等人就在这里。他们都是青年作家，知道青年作家的苦：
文学的盘子在缩小，而作家却越来越多，后来的作家未能成名，有时并不是做错了什么，而仅仅是因为晚生了几年。
一步慢，步步慢。发文章要从县级刊物，到市、省，乃至于到首都去，考进修班，享受京城的充裕资源，可以有津贴全职写作，这登天的一步却是几年前许多人的第一步。
“如果都是余切那种前辈也就罢了！他能去国外一比高下，谁也不怕！我们想一想，现在上面的前辈是这些人吗？凭什么压着我们？”
饭桌上一时无话。
只有路垚憨厚的笑道：“我前几年就遇到这种问题，我想有个全职写作，可以查资料的地方。我买不起工具书。我坐火车到首都去，找到文学研究所，问他们能不能给我个名额，他们说不行。”
“为什么不行？”王安亿说。
“这里是研究所，不是作协，至少要有个大学文凭，有单位推荐才能来搞研究。”
王安亿有点难绷：几年前，正好是余切在文学研究所的那一年。当时班上的进修班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全特么是推荐而来的，一个叫“余桦”的牙医，如果不是被余切扔进去了，靠他自己起码要再苦熬五年。
可惜你那时不认识余切呀！
王安亿在心中叹道！
她问：“那你最后去哪里写小说的？”
“家里。”路垚说，“就是你之前看到的，我那个陕北老家。我找兄弟借了很多钱，买下了近十年的《日报》、《光明报》等报刊，还没写一个字，我已经欠债到破产了！如果在文学研究所，这笔钱是可以省下来的。”
王安亿听到路垚平静的说着很苦的事情，有种想哭的冲动。她说：“你的脾气真好，经得住打磨，怪不得你能写出《平凡的世界》。”
路垚正要说话，这时，饭桌上却风云突变。在座的一位作家听不下去了，针对刚才“老登霸占资源不让”的事情，指着路垚和王安亿这些青年作家说道：“你们先别说这些大话，到时候你们也会变成这样，这是自然规律！”
王安亿听完，虽然不同意但还是忍住保持沉默。但是路垚忽然站起来，面露不悦：“我不同意！人和人不一样！”
那位朋友却依旧不依不饶：“谁都逃不了！”
路垚忽然冲上前吼道：“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这怎么一样？我会向你们证明的！”
聚会由此不欢而散，余切写的文章也发表在《文艺报》上，不少人都看到了事情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