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动的顾彬回到波恩大学，立刻在他担任编辑的《龙舟》杂志中写下对《里斯本丸号》的评论。
“在我看来，八十年代这一批中国作家有个致命缺点，那就是他们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他们对社会没有深刻的认知，在语言技能上也很匮乏，这些作家会成为一个写小说的好手，取得一些名气，但是放在更长久的历史上来看，他们的成就还远远不够。”
“为了快速跟上世界文学的潮流，大量中国作家读的是‘中译本’——他们阅读翻译过后的外文名著来学习，遗憾的是，这些翻译过后的译作，本身也存在诸多错误，简直是译者的个人再创作……最终造成了一种诞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圈的怪象，他们实质上学了一种‘本土自发的舶来品’，和原版本差别很大。”
这种事情有多抽象呢？
就像是十九世纪，欧洲人来中国传教。本以为传的是基督教，信的是耶稣，却没想到整个南中国入了太平天国的坑，认为洪秀全也是上帝的孩子，圣城除了耶路撒冷，还有南方的金陵。
中国版本的太平天国教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逻辑关系，反过来和西方传教士辩驳得有来有回——顾彬觉得，当代的一些中国小说似乎就有些这样的“异味”，是一种怪异的衍生物。
此时，顾彬不禁想起他为什么会关注到余切。
因为余切的文化水平很高，他是真正了解西方社会的人，既不是仰慕也不是贬低，而是像一个西方人一样，对那些最底层的宗教信仰、社会组织和神话故事，他都很了解。
而这些恰好是真正构成西方人的文化因素。
顾彬在《龙舟》中详细谈到了这一点：“70年代，我来内地的语言学校进修，学会了两种语言，一种是古代汉语，一种是他们当时的工农兵语言，因此，我到现在仍然称呼自己为‘老顾’，称呼别人为xx同志！”
“现在不兴讲同志这个词了，我就称呼别人为老什么，小什么；我还给自己取了个字，取得不好，我没有给人说过。我和当代的中国作家聊天，发觉有一些人既不称呼我是顾同志，也不说我是‘老顾’、‘小顾’，当然也不会用文言文和我说话！我自然很失望！”
“我感到他们的文化断代了，他们既不会写汉语，也不会写外语。”
顾彬这篇评论发表后，在德国所在的评论界产生了一些影响。波恩大学的教职工最先看到这一评论，只见到顾彬在其中不吝赞美之词，而且还有一些东方人的含蓄。
当他谈到“余切为何不一样”时，他从侧面写道：
“余切是那种可以既能叫我‘老顾’、‘顾同志’，也能在德国准确的称呼我为Wolfgang Kubin（沃尔夫冈·顾彬）的人。”
钱忠书看到了这一篇文章。
他羡慕嫉妒恨：“这个顾彬何许人也，我没怎么听说过他，口气却很大。照他说来，全中国没有几个会写小说的人了。”
余切当然知道这个顾彬。
之前余切拿了福门托奖，顾彬是写了评论词的。而且顾彬以后会更加出名，直到成为海外最有名的汉学专家之一。
“这个顾彬我晓得，他是七十年代去内地留学的。他主要喜欢古汉语，喜欢工农兵语——他认为是劳动阶级的朴实语言。但他主要是喜欢古汉语，他这个人相当的厚古薄今。”
“可是，你的《里斯本丸号》也并没有用文言文来写啊？他不是胡搅蛮缠吗？”
“大概是因为我写的这些英国笑话。他是德国人，当然喜欢嘛！”
此后，余切一直保持连载，陆陆续续把《里斯本丸号》剩下的情节发到《欧洲通讯》上去。《欧洲通讯》并不是什么大报，相反，受众特别小。可余切却很有名气，又宣称此小说限时免费连载，使得《里斯本丸号》被一些报刊拿去排版印刷。许多巴塞罗那派的西语作家主动替他宣传。
故事的进展已经到了高潮：
三个英国水兵和救他的中国渔民成了朋友，在渔民全家人的庇护下，学会了一些汉话，正开始了解中国。
几经波折后，这几个水兵终于联系上了英国大使馆，大使馆再联络到当时的国民政府，承诺会让他们平安返回伦敦。
沿途中，他们目睹了日本军人投放病菌的残暴行径，同时对中国人的抵抗精神深感钦佩。通过国际广播电台，三人打算向全球揭露日军的战争罪行。
日本人得知放跑了英国战俘后暴跳如雷，在路上沿线设卡，又对渔民展开报复。他们登上岛屿，挨家挨户的搜罗有无英国人，就连干草堆都用刺刀挨个戳过。一旦发现就砸断战俘的手脚，捆绑到船上找个地方沉了。
中国渔民但凡有“包庇”的，同样格杀勿论。有渔民想要搀扶一下英国战俘，包扎伤口，或是送去米面，让英国战俘在路上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做个饱死鬼。
——这也不被日本人允许，他们举起枪威胁。米、面、酒这些昂贵的东西，自然都被抢去。
钱忠书看到这段觉得很诧异，他是知道当时的生活水准的。他道：“当真有这些事情吗？当时的渔民舍得把这些分享出去吗？”
余切则拿出他走访获得的证据：这些事件全都出自还活着的战俘所述，不少事件还有多个战俘交相映证。
譬如，一个叫埃文斯的水兵说“我几乎已经筋疲力尽，被一艘有鱼腥味的小船救起，然后被放在岸边。我和其他人被安置在一个满是渔网的棚子里。”
另一个名为索登的军士长，也在这个“棚子里”，他说“这个棚子里面全是渔网，女人们给我们喂了热蔬菜汤和有鱼块的米饭。”
还有个水兵在“棚子里”，他只记得他当时极度的饥饿，“我拼命的揉我的肚子，表示我饿得发慌！中国人给我们送来了筷子和饭菜，我不会用，就像是叉子一样使用，我看到他们情不自禁的笑了！”
有两个一同被救起的英国水兵，一个人骨折了，另一个人受了很严重的晒伤。
骨折的那个说：“我醒来时仿佛置身天堂，一位年迈的、慈祥的中国老人，没有天使翅膀，穿着传统的中国农民服装……她正用一个瓷碗和瓷勺喂我温暖的甜汤，然后我又昏迷了。”
另一个晒伤的人道：“他们甚至给了我们烟草，在我的晒伤处涂抹一种奇怪的混合物，给我披上大衣……我当时烧得糊涂了，醒来后才发现，他们也穿得不多，他们是贫困的。”
“我怀疑，这些烟草是他们最后一点烟草。他们却给了我。”
钱忠书就明白了。
至少在英国这边的史料中，有关于“里斯本丸号”的情节是大体可信的。
这些水兵们来自英国的天南海北，总不能说他们特地为了此事串通吧？
在这场营救行动中，主要涉及到中英日三方，日本自然不会提供资料，而现在又有了英国的资料，要把这件事情钉死，只剩下当年那一群沉默的渔民了。
钱忠书主动申请回他的老家走访此事。
“你不是之前才做过手术吗？”余切有点不想让他去。
钱忠书今年77岁了，他比马识途还大。而且因为一些原因，钱忠书并不喜欢抛头露面。
“还记得我以前和你说过什么吗？”钱忠书道，“我说‘在你的一切成就中，唯有小说成就是完全名符其实的’，其实你已经超过了我对你的寄望！”
余切没想到钱忠书会突然提到旧事。“怎么，你现在又有新评价了？”
“我确实是有一些个人看法，余切。”钱忠书说罢，沉默了片刻。
他提到一个余切想也想不到的事情——张俪和陈小旭两个人。
目前，知道余切“忠贞不三”的，已经不在少数，只是余切低调的从不提起。
钱忠书早年是信基督教的，后来形势有变，他不承认了。但他还是受到这些价值观所影响，钱忠书对鲁迅不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觉得鲁迅在感情关系上混乱，不够干净。
为何钱忠书推崇胡适之呢？
因为胡适之太会伪装了，而且胡适之写日记呀！日记里怎么会写自己坏话？
搞笑的是，钱忠书实质上年轻时喜欢在柳巷之地停留，但他觉得这不是感情，只是纯粹的寻欢作乐。
前些年，钱忠书还和自己的学生有“柏拉图式恋情”，他夫人亲自去“捉奸”，当然了，他也不承认，而且很坦荡。
妻子是妻子，是不能有什么逾越的。他没有对不起妻子。
钱、名分……通通都留给了他老婆杨江，这是一段完美婚姻，他也是个道德楷模。
余切这方面做的不好，竟然坦荡荡的忠贞不三，让钱忠书觉得一个“完人”自甘堕落了。
“‘融冰之旅’后，我并没有经常的在外面夸赞你，其实我最为骄傲的就是和你有过这一段经历。我想……我不是一个像我现在这样，表现出来这么谨慎的人，这不是我。”
“你做了一些有风险，但大家都称道的事情！我已经这么老了，这是我最后一件能做的事情了！”
余切明白了，钱忠书有搞事出风头的心，但他不敢搞，于是寄托在余切身上。
谁知道呢？
钱忠书很拧巴，不像余切的老师马识途那样实在。余切和钱忠书相处这么久，也谈不上真正的忘年交。
但是，这是钱忠书少有交心的时候，余切当然不得不答应了。
于是，在12月，钱忠书回国探亲。他的“探亲”是假，寻访里斯本丸号事件的内幕才是真。他仍然是社院的副院长，到地方后自然受到隆重欢迎，下级干事纷纷来接待。
钱忠书短时间就调动了大量资源，他的行动比余切快得多。
舟山当地其实一直有人关注此事。当地的离休老干部，文化系统的几位主管人都做过实地调查，积累了许多珍贵史料。
拿来一看便知是真的，和英国人说的一模一样。
令人遗憾的是，一个关键人物缪凯运消失不见了。此人曾任第四大队副大队长，当时他想尽办法运送了英国战俘脱离陷阱，功不可没。但几年后，缪凯运被怀疑通共，虽然未能有确切证据，他还是被杀害了。
舟山本地有许多见证物可以作为证据，用来表明英国政府知道此事：
49年，英国人曾在港地举办了个感谢仪式，港督向中国渔民赠送了一条“海安号”渔船；
被救的英国战俘抵达渝市后，穿着中山装亮相，留下来照片；
以及为感谢中国渔民的救命之恩，战俘们纷纷把财物送给渔民：口琴、戒指、军用水壶……一些留存到了现在。
钱忠书给余切发来消息：“我们有充足证据证明，里斯本丸号事件的真实性。我甚至找到了英国驻华大使写给中国的电传信件，上面完整记载了整个事件经过。”
“英国人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救助了他们近两千个人，捞起来了三百多个人，这是白纸黑字写上去的！”
“当时民国的外交部门很震撼，发函到江浙地区的省办公室，询问是否有此事发生……可惜那时已经是1948年，国内无暇顾及这一事件，草草了事。”
真相大白了！
一开始是民国政府并没有重视这一事情，他们忙着打内战；后来风云大变，英国人不再愿意提起，日本人更不会提起，里斯本丸号便永久的沉没在了海底。
等到余切看完这些资料，他的小说也彻底写完。历经一整月的奔走相告，“里斯本丸号”事件已经在欧洲有了些知名度。
德国人顾彬先后三次评论余切小说，称赞中国渔民体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伦敦的唐人街，有个身家过亿的华人富豪，看到故事后激动得涕泪横流，主动来赞助余切的行程。
“自从我在英国做生意后，总是受到许多刁难，总在道德上被人鄙视。一旦稍有不同，就不是什么文化差异，而是劣根性！可我们的道德没有比别人差！”
电视台也录制好了素材，准备为英国人敲响1988的圣诞新年。导演柯文思道：“我受到了一次心灵上的洗涤，我相信里斯本丸号事件，可以作为消除误会和偏见的典型事例。”
12月中旬，因前不久美苏协定的《中导条约》正式签署生效，一时间，整个欧洲都陷入到和平的荣光中。意识形态的差异似乎已经远去，人类正在越来越好。欧洲获得了他们祈求已久的宁静和安全。
到目前为止，似乎一切都极为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