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份名为《中国思想研究》的文稿上，钱忠书写道：
“解放后，我以为文坛几乎没有什么大作出现，以前我认为是习气的原因。”
“1979年，我访问美国，见到作家夏志清。他问我，郭莫若为什么要写‘贬杜扬李的书？’，我说，因为上面的人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反而不喜欢杜甫，认为太苦气。于是，郭莫若写了这样的书。”
“后来，有人告诉我。郭莫若写《李白与杜甫》是他的个人趣味，未必是投其所好，我误会了郭莫若。他是这样讲的，他当时在研究甲骨文，自然要维护郭莫若的名誉！殊不知我听后对郭莫若更为失望，我以为他连审美都存在问题。”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文学谈不上融入世界，所作的无非是对西方文学的再模仿，我认为这根本上是作家思想上的混乱，他自己都不知道应当信仰什么，只是在发泄怨气！他写的文章当然也误人子弟。”
“还好！不全是这样。在这凄苦的土壤上，忽的生出来一根独苗，居然凭借自己还长成了一颗不小的树木，成了气候！我现在要谈到的人，就是那个说我误会了郭莫若的人，他与我解释别人的过错，让我尤其觉得荒唐。”
“因为他远比他解释的人来得重要。想必你们已知道这个人是谁？对的，是余切。”
余切看后心脏狂跳！
这是他第一次深刻的改变了一个人的历史。而且是一个名人，一个顽固刻薄的人。
早年间的刘芯武如何？
没有余切，他也无法在《人民文学》体面的退去，刘芯武那一套始终要被人驳倒的。
查良庸又如何？
在千禧年后，查良庸来大陆访问，学生们已经回过味来，发觉他小说中夹带的私货，要求他道歉。
路垚自己也会得到茅盾文学奖，晚两年罢了。
苏彤、余桦、管谟业同样会成为八零年代的中坚砥柱，晚四五年。
余切只是引导了他们，时代本身会成就他们。
唯有钱忠书不一样。
他整个后半生都十分低调，绝不可能在任何公开场合抓到他的把柄，尽管这期间他一直孜孜不倦的表达他的态度，但他绝不会把自己暴露在风险当中。
余切落选诺奖的事情，让全体华人都感到愤慨，他以为半隐居状态下的钱忠书并不关注。然而恰恰相反，这件事情改变了钱忠书的后半生。他开始积极的表达观点起来。
三天时间，余切坐船前往渝市主城的时候，张俪又打电话来告诉他，钱媛写信给了他。
“拆开吧！”余切说。
张俪拆开后，原来是钱媛对余切的致谢，以及那一张钱忠书留给钱媛的纸条。
“我被瓮中捉鳖了！但我要说明，囡囡，这次不是因为你！”
现在这张纸条已经不是钱忠书的辩词，而是他的自白。
他的确不是因为女儿才来研究“余切”的，他早就在等这么一次机会。
到底是因为什么？
余切觉得奇怪。
也许是因为“融冰之旅”上，钱忠书被余切带飞了，这个孤僻古怪的老头，居然意外的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美名——真正的以文学改变历史。他自此彻底放飞自我。
也许是因为他的个人喜好，钱忠书此前表示他觉得“《出路》这些书还不错。”
总之，以《文艺报》这篇研究稿为号角，钱忠书发了多篇夹叙夹议的研究稿。这是他的特色，八十年代的文学研究稿，还不像将来那样在学术上较为规范，作者总是忍不住流露出个人情感来。
有时甚至通篇都是作者的自我回忆。
在一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再议》上，钱忠书说：“我年少时阅读大量英文原版书籍，通晓西方哲学、心理、美学等常识，发觉出其中的奥妙来！而今天的作家竟然连英文也不晓得！然而，他们堂而皇之的用中译本来书写想象中的现代文学！试想，这样的被人咀嚼过的二次废料可以在原产地得到欢迎吗？”
这篇文章里，钱忠书已经把这一时代的大部分作家都否定了。
但他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八十年代的实验性文学，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他们的作品就像是摇滚乐队创作的抒情曲，最后是那些“不务正业”的现实类小说，反而真正的流传下来。
余切既然得到了《红岩》原稿，他自然花了两天时间在渣滓洞参观。
1988年起，渣滓洞被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余切先后参观了刑讯室，牢房以及历史照片。
陪同他的人是《红岩》文学期刊原编辑黄兴邦。
现在黄兴邦已经退休，他生涯最骄傲的事情，就是发掘出了余切。
“余老师，现在我们《红岩》杂志也不好卖了，你越来越好了。本地的作家来我们杂志社拜访，说的都是你几年前的故事。”
“我有什么故事可以拿来说？”
“很多……你第一次就投省刊，你和《人民文学》的编辑大吵一架！你躲去南疆，你用一把手枪彻底扭转局势，你打通了和马尔克斯的电话……你站在波哥大山顶向外眺望……还有……还有……”
黄兴邦说得心驰神往，时不时停顿下来回味。他说得自己都被打动了。
余切忍不住道：“他们说的就像一个戏剧的传奇人物，我自己都不认得我自己了。”
“是啊！”黄兴邦感慨道。“然而，你却是我们身边的人物。我现在站在你的面前，我看向天空，我觉得天空很近；我看向你，然而，我觉得你很远。”
渣滓洞是一个特别冷的地方，它建在歌乐山脚下，潮气很重。三面环山一面临沟，地理位置上极为压抑，黯淡无光。尤其是在11月份。当地下了好几天的雨，不仅显得萧瑟，还减少了本来就不多的阳光。
“囚犯”的居住环境相当恶劣，一间不大的屋子，最多要住上十八个人！人在里面，长期处在缺氧环境下，力气全无。
在这样的环境下，“囚犯”之间互相约定绝不出卖，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放弃希望。
哪怕这希望不在他们本人的身上。
这是一种传承的意志。余切渐渐的感觉到了。
1949年的新年，烈士们在简陋的牢房中，组织起了一场别样的“新春诗会”，在这里他们仿佛已经看到外界的大好形势，热情期待着将来的完全胜利。
古承铄在狱中创作了《入狱偶成》：
“我宣誓：
爱那些穷苦的、
流浪的、无家可归的、
衣单被薄的人民；
恨那些贪馋的、
骄横的、压榨人民的、
杀戮真理的强盗。”
他不是唯一一个人，何敬平烈士《把牢底坐穿》中道：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愿，
愿把这牢底坐穿！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
我们要把这颠倒的乾坤扭转！
我们要把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
尽管身在地狱，烈士们却视死如归，而且因得知革命的胜利而欢欣鼓舞。
11月27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果党在溃逃前夕，对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者进行了血腥大屠杀。180多名革命者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11·27”大惨案。
马识途的大弟子罗广斌是个幸运的人物。罗广斌有个在果党做将军的哥哥，使他幸免于难，在无数次被特务刁难，对他软硬皆施后，罗广斌仍然不从，特务不敢杀他，他出狱后就与人合作创作了《红岩》这一本书。
应该说，这本书是来自于烈焰升腾下的情书，它颇具浪漫主义，而且是人类可以做到的最浪漫的事情之一。
虽然这里静悄悄，但余切仿佛已经听到了四十年前的呼唤声。
马识途为什么赠予他《红岩》书稿？恐怕是寄望于这种精神可以鼓舞到余切。
余切停在渣滓洞的围墙缺口，抚摸墙面上因阴雨天留下来的湿润青苔，他沉思良久。
到底要写一个什么样的小说？
在余切参观之际，《文艺报》上又刊登了钱忠书的新研究。这给了余切新的灵感。
这次研究终结了今年以来，对余切“军旅小说”一事的怀疑。这些怀疑主要由《当代》发起，虽然现在《当代》已经撤销朱生昌的职位，给出了态度。
但是，到底下一时代的“军旅小说”如何写，仍然众说纷纭。
余切在“军旅文学”发表的看法中，认为“未来的作家会融会贯通”，许多人并不能理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现在钱忠书给出了答案：“通感”。
这是他独特的见解，他把这称之为“通感”的文化观。简单来说，他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应该相互交流和融合，而不是孤立和排斥。譬如传统文化应当批判性的继承和发扬，而不是彻底抛弃，或是全部捡起来。
在文学创作中，则要将那些早已有定论的小说题材，进行新的结合。这时，哪怕是样板戏也会爆发出精彩来。
“《潜伏》不算是军旅文学，不过可以看得出余切的创作观。它的故事结构遵循一个精妙的通俗小说节奏，引人入胜，而实际却探讨一个较深的问题：为何能取胜？是什么样的人得到了胜利？”
“论通俗和严肃的结合，天下无出其右。我以为这是他出彩的根本，高尚者看到了高尚，卑鄙者看到了卑鄙，女人看到了爱情，男人看到了理想！”
余切读后很有感悟。
以后世熟知的《亮剑》为例，写小说的作者本来是一个坦克退役士兵。因此，他写出了部队里“野性”，甚至蛮横的一面。一些人认为《亮剑》是伤痕文，一些人认为《亮剑》将“李云龙”写的无法无天得太过，已经超过了史实。
李云龙何德何能主观能动性那么大？他一奇思妙想，就能百试百灵，特种大队、精锐兵团……通通不是李云龙的一合之敌。好像他的身边就有一道主角光环，让他心想事成——一个没有文化的大老粗，凭借朴素的价值观和一身胆气，最后竟缔造了比别人大得多的功绩。
读者怎么会那么喜欢呢！
不过，如果将《亮剑》视作为一个变种版本的“厂长文”，这一切就说得通了。
“厂长”李云龙临危受命，拯救濒临破产的“独立厂”，他大胆违抗上级的任务要求，组织员工攻坚克难……
留洋归来的华人富豪楚云飞被李云龙所打动，认为他是内陆企业家的希望，听闻消息的日本人山本，也决定前来中国大展身手，和李云龙率领的独立厂一比高下……
这正是融会贯通的表现，余切用“缝合”来形容，钱忠书讲的文雅一点，说这是“文学上的通感”。
这篇文章真有些说法。他比余切还了解余切。
11月中旬，余切乘火车回京城。
这一趟行程对他很有益，他从南往北，重走了一遍自己的文学路。这一年，火车硬卧已经无需介绍信，市民可以直接购票，软卧仍然要单位介绍信。
更别说，余切乘坐的是高级软卧。
包厢内设有一张床铺、一个小书桌、一把椅子和独立厕所。在这里，余切写下了小说《风声》的第一句话：
“1941年春夏之交，日伪时期，月朗星疏的深更半夜，突然接踵而至地来了两干人，分别住进了东西两楼……”
《风声》原本出自麦家之手，讲述一场谍战对决。围绕两个核心问题：谁是老鬼？如何传递情报？
由此把读者带入一个充满悬疑、紧张刺激的世界。
不过，这本小说也有一些缺点，似乎是为了骗取稿费，“夹叙夹议”太多，让读者看起来很头疼。
线索细节全凭角色之间的对话，信息量太少，天然是个戏剧剧本，作为小说来讲还太干巴！
小说实则是“暴雪山庄”模式，即一群人聚集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内，因特殊情况而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络，与此同时，众人又发生了许多怪事，成员先后离奇死亡。事件越是深入，则被排除的“无辜者”就越多，答案越发明显。
它天然的塑造了让读者看下去的动力，因而是文学史上伟大的创造。
原文并不长，只需一天时间，余切已经写了个七七八八。途径郑洲，作家魏玮也到这辆火车上来，找到了余切。
魏玮和余切认识，年中他在老山前线，魏玮也是当时慰问的作家之一。他的代表作就是战地通讯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是被选入语文课本的文章！
他发现余切在写稿子，本来想打招呼的，立刻悠悠关上门，屏声静息。
不消一刻，余切先说话了。
“魏老师？”
“诶！”魏玮大叫道。他倚在一边，视线却飘向桌上的稿纸，“有新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