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3章 争夺改革文学话语权
四月初的燕京，温度仍然偏冷。崔道逸搓着手向陆遥解释，刘一民刚买了一套四合院，现在除了他自己没什么人住，肯定比招待所住着舒服。
“崔编，你是说一民买了一套四合院？”
“买了一套1200平的三进四合院？”
“那得花多少钱？”
“什么，七千五百块钱？”
陆遥望向刘一民，看着刘一民微微颔首，终于确认崔道逸没有在骗自己。不断地吞咽着吐沫滋润嗓子，但干燥的嗓子仍然说不出来话。
当刘一民带着他走进四合院的时候，陆遥不断地打量着青砖绿瓦，红柱木檐。一千多平的四合院，走了许久才走了一个遍儿。
“一民，你绝对是我见过最有钱的人！”陆遥感叹道。
蒋子龙用津城儿话，说起话来像是说相声一样：“一民呐，你介人倍儿牛啊，真是有能耐！”
刚听了几句，麻花儿味道就出来了。
“额滴娘啊！我要是一个人在这里边走，说不定还会迷路！得是？真花了七千多块钱？”陆遥拍了拍瓷实的柱子说道。
刘一民把他带到了客房，让他住下。陆遥急忙想掏房租，他借此表达自己也不差钱。
刘一民拍了拍肩膀说道：“不要钱！”
“不要钱不行！”
刘一民看了他一眼说道：“我还没说完呢，但是得干活。现在院子里得种竹子，再种点其它的装饰一下，我请人干也得掏钱，不如咱们俩一起干，你住房子帮我干活，怎么样？”
“得行嘞！”
就这样，陆遥住在了四合院二进的西厢房里，跟刘一民开始了为时半个月的同居生活。
陆遥干活是一把好手，两个人将影壁前种竹子的空地给翻了一遍，还有几处空地，陆遥表示这完全可以种菜。
中国人种菜的天赋，真的是到哪儿都不会丢。
两个人选择种的竹子有紫竹和金镶玉朱，这两种竹子住在院子里适合观赏。不仅影壁前种，一些连廊旁也要种上一点。
没有竹种，两个人就到附近的公园借了点竹根，直接移植。
陆遥一边挖，一边低声说道：“咱们这算不算偷啊？”
刘一民站在旁边望风，装作路人低声说道：“读书人的事情，怎么能算偷呢？借，懂不懂，咱们这是借！”
陆遥的手都是颤抖的，根本感受不到泥土的冰凉，反而是感觉浑身有一种热流不断地涌过。
“借？借，得人家答应吧？你问了？”
“问了！”刘一民说道。
“你怎么问的？”
“我问它愿不愿意住四合院，愿意的话就招招手，它刚才摆动了一下，那不就是同意了！”
陆遥：“.”
“你看，竹子都知道四合院好！”
接下来，陆遥将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竹子上面，也不再管偷挖合不合理，反正已经来了。
来都来了嘛!
两个人选择的是小竹，挖完后从公园的缺口处离开，大摇大摆地骑着自行车带着竹子回到了四合院。
如此三四次之后，四合院里终于多了几分生机。刘一民平时要上课，浇水的重任也都交给了陆遥。
“放心吧，死一棵我再去公园偷一棵！”陆遥拍着胸脯保证道。
刘一民赶紧纠正道：“是借一棵，再说你还借上瘾了？老王，我不是批评你，君子爱竹，借之有度！”
燕京市区的几个公园看着缺失的竹子，互相对视了一眼，娘的，这年头竹子也有人偷了。
玉渊潭公园，率先喊出了抓住偷竹贼的时代最强音！
朱霖来到刘一民的四合院给他送东西，意外见到了陆遥。刚见面的时候还闹了乌龙，不过双方一解释，才化解了误会。
朱霖看到刘一民，调侃道：“人家都是金屋藏娇，刘老师你这是金屋藏作家！”
陆遥则说道：“你看到藏的是作家，我看到藏的是娇。”
朱霖蹲在竹子旁，看着已经一人高左右的竹子，诧异地问起什么时候种的，已经长这么大了。
陆遥嘴角憋着笑，刘一民瞪了他一眼，笑着道：“这是移植的竹子，还不知道能不能活！”
“在哪儿买的？”
陆遥没绷住：“公园里借的。”
朱霖点了点头，没有继续说话。陆遥心里难受，再次忍不住嘀咕道：“你就不问问为什么要去公园借？”
“哎呀，刘老师这样借，肯定有他借的道理！”朱霖摆了摆手，一副不以为意的样子。
陆遥还以为是她不懂“借”的含义，于是又暗示道：“没同意的借！”
朱霖跟上刘一民的脚步问道：“刘老师，你怎么不喊上我一起，我知道哪里有更好看的竹子！”
陆遥傻眼了，一个被窝睡不出两种人，这还真有夫妻相。
书房里，陆遥讲起自己这阵子思考的结果。
“我去年想写一个中篇小说，想讲一讲农村子弟的故事，但写完总是感觉得不到要领，于是直接给撕了。听了你关于改革文学的提法，这阵子越想越清晰，感觉自己要抓住要领了。
我给你讲一讲大致的故事。”
陆遥讲的正是最后命名为《人生》的小说，改革文学的初步理论提法让他开始捋清自己的基本脉络。
觉得去年想的还是太过狭隘了，应该将主人公的人生放到更大的时代里进行对比，去经历时代的浮沉。
刘一民仔细地倾听，并不轻易表达自己的态度。他现在的想法跟《人生》原有的小说相比，差距很大。有种过于追求时代的宏大，而忽视了小说故事的细节。
“陆遥同志，宏大的故事有宏大的好处，小处落笔的故事笔墨更加集中，各有各的好处。但是如果既要宏大的故事，又要细节的话，你得想一想如何的兼顾，过于追求形式，就容易忽视了内容，最后成了四不像。”
陆遥点燃起香烟沉思，思考起自己该如何写作。
在刘一民看来，陆遥是自己的鸡汤中毒了，听从刘一民的号召，扛起时代赋予的作家责任来，想从大局来指点一下风云。
鲁迅文学奖颁奖仪式之后，“改革文学”的提法经由刘一民之口迅速在文坛刮了起来。各大报纸都开始刊登关于“改革文学”的评论，任何文学新思潮的出现，必然伴随着口水战，“改革文学”也不例外。
有人在发表着对“改革文学”的见解，有人在攻击“改革文学”。文学界的偏佐派和惜春派对于“改革文学”的出现整体上都是乐见其成，毕竟算是中和了两派的意见。
文学界的报纸鼓吹的多，各地方的报纸批评的多。
“改革文学”是写现在的，就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各地的人和事儿。很容易引起当地的误会，认为这是对他们的工作的批评。
要不然《津城日报》为什么要连着批评《乔厂长上任记》，谁让蒋子龙就是津城工厂的工人。
刘一民一下子接到了几十封约稿信，全都是想让他谈一谈对“改革文学”的见解，刘一民先提出，那肯定意见更重要。
此时刘一民就算是放个“改革文学”的屁，都能发表，这丝毫不夸张。
刘一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受到文坛如此喜爱。
几个燕京的文学团体邀请刘一民，都被他以学校课程繁忙给拒绝了，有这时间，还不如写几个字。
《人民文艺》内，张广年找到刘一民，希望他在《文艺报》《人民文艺》和其他的报纸上，大胆地发表对于改革文学的意见。
“一民，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尽管文学思潮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是众多作品的出现后而整体表现出来的一种风格。例如伤痕文学、左翼文学等等。
但这些文学思潮的发展，也是需要理论化的。你既然提出来‘改革文学’这个概念，就要大胆地表达你自己的见解，为‘改革文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和进行理论化尝试。现在你发表的评论，将会成为以后研究的资料。”
张广年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解释，刘一民听完后，抿了一口茶说道：“您是想让我扛起'改革文学'的大旗来？”
张广年用手指敲着桌子，笑着看向刘一民，没有说话，但意思就是那个意思。
过了一会儿张广年才说道：“这是文坛对你的期望，这也是我们对你的期望。”
张广年先是文坛，接下来是“我们”，这个“我们”可是有意思了，“我们”到底是谁？
刘一民没问，张广年自然也不会说，问明白了反而不好。
“说几句关起门来的话，你觉得伤痕文学已经没有未来了？”张广年思索片刻，又问出自己心底深处的问题。
他作为惜春派，伤痕文学的兴起与他密切相关，但跟刘一民交流，一直没有主动谈起过此类话题。当然，他知道，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对伤痕文学没什么好观感。
“我是这么认为的！”
“理由呢！”
“往日种种譬如往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算下来已经过去两三年了，跟十年比起来，已经过了三分之一，我们文坛总不能现在，将来一直批判这十年。
对于一些老同志和老张你来说，十年的经历对你来说刻骨铭心，但我们批判的目的是什么？是批判？还是前进？我觉得批判是为了更好的前进，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一直批判下去，我们就一直没办法放下包袱。包袱已经批判没了，为了批判，就主动去找包袱批判，那符合事物发展的趋势吗？
以现在和将来的十年，批判上一个十年，又或者以二十年，批判上一个十年？改革是趋势，文学的发展，自然要跟着时代走。
新中国前，左翼文学大肆批判旧时代，到了建国后，开始进入十七年文学时期，讴歌新时代。我觉得，改革开放也是一个时间点，文坛要注意脚下，注意前方了。”
张广年仔细地听着刘一民的话，声音不断地在他脑海里回响。过了一会儿，脸上露出一丝欣赏的微笑：“你的话，比你在领奖的时候讲的更尖锐，也够刺耳，不过掏一掏耳朵，没什么不好的。”
“颁奖的时候，我也想讲那么多，可惜就怕有些人听个声儿就跳脚了！”
张广年既然愿意这样说，加上刘一民对他的了解，索性将自己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
“同志们整体还是能听得进去不同意见的。你的文字很有灵性，要是进入作协工作对文坛好，但是对你个人未必是好的。”
张广年这话，也是对自己的总结。他晚年常常懊悔，文字被体制和公文所拖累，经常给周杨改公文，后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时发现缺失了年轻时的灵性。
接下来的时间里，刘一民接连在《文艺报》上发表了多篇关于“改革文学”的评论。
既能挣钱，又能争夺关于“改革文学”的话语权。话语权是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却又确确实实的存在。
有时候你不争，也会有人想让你去争。
接下来刘一民在《文艺报》等报纸杂志上接连发了好几篇的“改革文学”评论。
《什么是改革文学？为什么改革文学将是下一个文学创作主阵地？》
《我们为什么需要改革文学？》
《‘乔厂长上任记’——改革文学的先锋之作》
《改革文学中关于‘歌颂’和‘批判’的立场问题》
《人民需要改革，读者需要改革文学》
一篇篇文学评论的发表，每一次都能引起热议。不少报纸看得干着急，约稿函发了一封又一封，最后都石沉大海。
约稿信没用，那当面堵门有用吧！燕大的宿舍，不少编辑都上门求稿，可惜刘一民同志脚底抹油，溜了，除了上课外，就住在了自己的四合院里。
倒是陈大志和李学勤搭了一辆快车，他们两个被退回的稿子，竟然神奇地在推销了数次之后推销了出去。
陈大志的稿子被《燕京晚报》给拿走了，李学勤的稿子则是被《广播电视报》拿走刊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