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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百万人口，分出六十万到九十万，供养长安南北两军；
余下六百万人口贡献的农税，也就是将将供养基本的官僚系统运转。
所以，太祖高皇帝才会说：分封制度不可取，但始皇尽废分封、尽行郡县，也同样不可取；
所以汉家才会容忍、允许，或者说是需要开国初的异姓诸侯，以及后来的宗亲诸侯存在。
——这不只是转嫁地方治理成本，也同样是在转嫁官僚系统，以及军事武装力量的维持成本。
后来发生的事，自然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本就算不上附属的北方燕、代、赵三藩——尤其是苦寒之地的燕、代二国，愈发无法承担起北方边防部队的开销；
以至于到了太宗孝文皇帝年间，北墙部队已经吃不饱饭、穿不暖衣了，迫使太宗皇帝不得不采纳晁错的建议，许天下百姓民输粟捐爵。
所谓输粟捐爵，便是任何人，只要将一定数量的粮食运送到北方边墙，就可以凭借运粮凭证，换取一定限度内的爵位。
是空手套白狼没错，却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若非事态已经严重到了一定的程度——若非不这么做，边墙卫戍部队就要维持不下去了，太宗皇帝也绝不会选择这种方式，来解决边防部队缺衣少食的难题。
或许换个皇帝，还会因此问责燕王、代王：为啥饿着朕的边防将士？
但太宗皇帝本就是代王，对于北方边墙的状况，自然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北方如此，南方的长沙国、淮南国稍好些。
尤其是淮南国，地大物博，气候适宜，肩负起南方的边防压力，就显得相对游刃有余一些，不像长沙国那么吃力。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不需要承担边防成本，又不受边疆战事影响的内陆国。
如齐国，楚国，以及刘濞的吴国。
久而久之，腰包厚实了，腰杆也直了、翅膀也硬了，自然免不得生出‘和长安掰掰手腕’的念头。
尤其太宗皇帝还‘得位不正’，就更助长了这种不应该出现的念头。
没办法，太宗皇帝和先孝景皇帝，自然就只能不遗余力的巩固函谷关防线，以备关东生乱。
梁国本富庶，奈何‘为关中守函谷关’的压力太大，搞得太宗皇帝、先孝景皇帝，也是连续十几年给梁国输血。
待吴楚乱平，先帝老爷子把汉家的大权，一点一点移交到刘荣手中时，汉家的情况总算是好了许多。
——经过五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尤其是文景之治的国泰民安，相比起开国时，汉家的整体人口已经翻翻，从一千五百万涨到了三千万。
虽然与之对应的，是农税被太宗皇帝减半，使得汉家的农税收入，依旧和开国时期相差无多；
但不一样的是：开国时，汉家人口一千五百万，关东诸侯占其五，开国元勋占其一，长安朝堂占其四。
而刘荣在先帝朝太子监国时，关中人口已经直逼二百万户，一千三百万口！
再加上北地、陇右、上党等边郡，以及汉中、巴、蜀等地；
情况变成了：天下人口三千万，关东诸侯占其四，功侯贵戚占其半成，长安朝堂占五成五。
虽然人口翻倍+农税减半，导致了汉室的农税总量不增不减，但长安朝堂中央‘四成到五成五’的人口占比，也依旧为长安中央，赢得了八分之三，也就是将近40%的农税收入增长。
收入较开国时增长了，能维持的官僚系统更为庞大了，中央集权，自然也就被提上了日程。
至于军队，则是因为刘荣这个不确定因素，而出现了新的变数。
——在刘荣之前，汉家的‘府库’向来是渭泾分明，亲兄弟明算账。
相府国库，取农税收入，作为国家财政收入，负责官员俸禄、军队开支，以及政府的日常运转；
少府内帑，取口赋收入，作为皇室私有收入，负责皇室、宫廷开支，以及赏赐之用。
两个账本分的贼清楚，彼此之间根本不存在挪用——甚至都不存在借用，而是只存在交易。
相府国库收上来的农税，多半通过‘卖’给少府换成钱，粮食则由少府内帑负责储存，或者说是囤积。
官员的俸禄，相府国库全权负责。
除非天子赏赐某位官员，否则，少府内帑不会有一个子儿，落到官员的口袋里。
军队的开支，相府国库全权负责。
除非天子犒劳某支军队，否则，少府内帑也同样不会有哪怕一粒粮食，吃进某个将士的嘴里。
就连少府制作的武器军械，都不是直接配发给军队，而是要由相府国库出钱从少府买下来，再发放给军队。
在这种模式下，相府国库唯一的收入来源：农税，自然就有些不堪重负了。
要搞中央集权，官僚群体就得壮大，俸禄支出就得增加；
要削藩，要巩固边防，战争风险就会变大，军队支出也绝对少不了。
故而，人口增长、耕地增长，就成了相府关心的头等大事。
太宗皇帝年间的丞相张苍，甚至直接把这两项数据，确定为官员政绩审核最核心的两项指标。
为的，就是通过激励地方官员，来促进人口、耕地的增长，从而为相府国库带来更多的农税收入，促使相府国库能承担起更庞大的官僚体系维护成本，以及军队开支。
这个思路没错。
甚至可以说，是在有限的条件下，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
但作为穿越者的刘荣却清楚：账，不是这么算的。
——这并非后世的经营类游戏，可以有无限的人口、无限的土地，亦或是无限的官员、军队。
华夏文明现阶段所能承载、治理的人口，能有效治理、统治的土地，都是有上限的。
根据刘荣从历史经验，以及做了皇帝后的了解做推算，刘荣大概得出的数字是：以汉家现有的疆域和土地开发程度，能承载人口顶多不超过五千万。
若是能开发长沙、荆吴，乃至岭南，也就是后世的两湖两广，能再加三千万；
东北黑土地，以及朝鲜半岛开发出来，人口总承载数量，有希望破亿。
再多，就不是这个文明阶段、这个体制，以及这种程度的封建王朝所能掌控，并长久稳定维系的了。
两湖两广的开发，对于当今汉室而言，纯粹就是‘太空梦’，没个几百年的功夫想都别想。
东北、朝鲜半岛，情况甚至比两湖两广还糟糕，就算有刘荣猛踩油门，也需要大几十年，甚至一百年。
也就是说，汉家如今这三千万人口，已经不少了；
把内陆地区没开发的荒地开发一下，人口增长到四千多将近五千万，便要到达临界点，开始出现土地兼并的问题了。
也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天子大赦天下，才会显得有意义。
——满共就三千万的人口，若是没有大赦，每隔几年就要死成千上万的壮劳力！
如今汉室上百万的军队武装力量，就是从不到千万的壮劳力里选拔出来的！
壮劳力大几百万，动不动死个万儿八千，千分之好几，长此以往，那还了得？
所以，与后世人印象中，封建时代动不动诛九族、夷三族，杀的血流成河所不同：封建时代真正常见的极刑，其实并非死刑，而是徒刑。
所谓徒刑，便是流放。
好一点的，是流放边疆，卫戍边境，戴罪立功；
再不济，也是流放边郡，以实边疆人口。
故而，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对于封建王朝而言，人口，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尤其是壮劳力，不单是一个可以贡献农税、口赋的单位，还是一个可以服兵役、劳役，提供兵源、劳动力，乃至维系一个农户家庭的重要个体。
这样的个体，每多一个，国家就更安定、更和谐，也更强大一分；
每少一个，帝王就更无力、更无奈，也更羸弱一分。
当这样的个体足够多，且国家养得起、承担起这么多人口时，那便是国家的发展期、扩张期。
而这样的个体变少，便会导致国家发展陷入停滞，甚至倒退。
所以，对于封建时代的底层民众而言，帝王大赦的合理性，源自其足够公平。
但对于封建王朝，尤其是对天子本人而言，大赦天下，却是实实在在的人口问题、现实需要。
天下人可以接受天子因为愤怒，而杀某个人全家，却不能接受皇帝因为一己私怨，拒绝大赦天下。
百姓眼中，不够仁慈，不够宽容，是昏君的重要辨别标准之一。
而对后世人、对历史，乃至对帝王自己而言，是否重视人口问题，是否认清人口对国力的重要影响，也同样是明君的重要判断标准之一。
能明白人口的重要性，能切实保障人口增长，愿意为了人口增长做点什么，并努力去养育这么多人口的皇帝，就算比不上封建帝王的天花板：汉太宗孝文皇帝，也绝不会差到哪里去。
反之，认识不到这个问题的皇帝，上限也顶多就是吹吹捧捧上去的十全老人。
可惜的是，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帝王，都把‘爱民如子’四个字，当成了挂在嘴边的空话、套话。
亦或者，是只认识到了这四个字的表象，只顾着扮演‘爱民如子’的人设，却忘了帝王爱民如子的本质，是‘民’对国家、对政权，乃至对文明的重要性。
作为穿越者，刘荣不敢说自己看透了一切，先知先觉，但也愿意朝着自己认定的正确方向，再走的更远些、靠的更近些。
所以，大赦天下这种极具封建王朝特色的落后制度，刘荣也并没有表现出抗拒。
反而还认可其为现有条件下，相当有效的人口保持、劳动力留存手段。
毕竟在后世那十几万万人口的时代，老板们张口闭口‘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囚犯自然也就死有余辜，百无一用了。
但在这个人口稀缺，每一个能活到成年的人都有大用处的时代，哪怕是犯人，乃至死囚，也都有其存在价值。
也正是这种认知，让眼下的刘荣犯了难。
——大赦，是众望所归，甚至是刘荣自己也认同，认为再也拖不下去，非做不可的一件事。
但先前，刘荣没有想到的负面影响，却在此次大赦前尽数涌现。
像条侯世子周阳这样，不该因‘大赦天下’而逃过法律严惩的案例，并不在少数。
此外，还有许多因其他方面——如粮食官营、盐铁官营等事，而得罪了刘荣，被刘荣视作改革阻碍的人，也让刘荣心里烦闷的不行。
不是刘荣心眼小，非要谁死；
而是有些人，真就是死了利国利民，活着祸国殃民。
刘荣哪怕摒弃全部私心，完全从国家、文明的角度出发，也依旧认定他们能为华夏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死在刑场之上。
甚至于，若刘荣但凡有一点私心，都可能会心软，觉得可以放他们一马；
反倒是绝对的公心，让刘荣坚定地认为他们该死……
“难办啊”
…
“呵；”
“难怪当年，纵是看到先帝老爷子，动不动就在殿外的瞭远台，盯着长安的夜景发呆。”
“——做皇帝，还真是难呐”
“遇上的人或事儿，极少有一对一错，一目了然的正确答案。”
“要么，是两个对的答案，让人分不清哪个更好、哪个风险更低；”
“要么，是两个错的答案，让人分不清哪个稍好些、造成的负面影响稍小些……”
思虑间，刘荣免不得一阵苦笑摇头，愈发感到身心俱疲。
却并非情绪低迷，而是单纯意义上的身体疲劳，外加精神疲惫。
——前世，看到某些伟大的人，因为短时间的高负荷工作，而肉眼可见的衰老、虚弱，刘荣还当是他们在作秀。
真正做了皇帝，做了这汉家的天，刘荣才终于明白：都是真的。
能力越大，责任或许不会越大；
但责任越大，压力必然会越大。
而这种压力，对人身、心的摧残，也必然是猛烈且不可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