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等待朝鲜各国使团入朝觐见的过程当中，刘荣也难免想起了原本的历史之上，发生的一件‘趣事’。
——在原本的历史上，卫满朝鲜于太祖高皇帝年间，也就是公元前200年左右，鸠占鹊巢、取缔箕子朝鲜，成为了朝鲜半岛最为强大的政权。
而在之后的数十年当中，汉室内部，却处在长期的‘动荡’之中。
太祖高皇帝年间，是层出不穷的异姓诸侯之乱；
孝惠皇帝、吕太后年间，则是宗亲诸侯——其实就是高皇帝的子嗣被吕太后点杀。
到吕太后驾崩，又是诸侯大臣共诛诸吕。
待太宗孝文皇帝入继大统，又是济北王刘兴居叛乱……
而这一系列的‘动荡’，或者说是变故，就导致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间隔内，汉室内部都存在着一种群体，不得不流亡海外。
这个群体，自然就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或者说是可能被政治斗争失败者牵连的附属势力。
比如，燕王臧荼举兵谋反，功败垂成，被御驾亲征的太祖高皇帝诛杀；
这导致了燕王臧荼的部将卫满，因恐惧被兵败身亡的燕王臧荼牵连、被太祖高皇帝的诛杀，而不得不逃亡朝鲜半岛。
而在燕王臧荼之后，又在汉室北方地区接连反叛的韩王信、代相陈豨，乃至燕王卢绾等异姓诸侯，也都在举兵作乱并失败的过程中，导致许多部下、从属不得不逃亡。
再比如，孝惠皇帝年间，被吕太后亲手虐杀的赵隐王刘如意母子。
刘如意被吕太后灌下毒酒，戚夫人被吕太后制成人彘，自然是为后世人所熟知。
而在人们不曾注意到的角落，戚夫人背后的戚氏外戚，以及赵隐王刘如意在邯郸经营出来的班底，自然也都不得不就近逃亡海外，以免遭受吕太后的迫害。
诸吕之乱后，吕氏外戚被诛灭满门，但也依旧有许多依附于吕氏，亦或是与吕氏亲近的人，不得不政治逃亡。
当然也有济北王刘兴居叛乱，并被太宗皇帝平灭后，不得不外逃避祸的相干人等。
以上这一类人，可以被笼统的归类为：流亡在外的政治犯。
而在卫满朝鲜得以建立，并成为朝鲜半岛最强大的政权，同时又掌握了进出半岛的交通要道之后，汉室这些外逃的政治犯，便有相当一部分被卫满朝鲜所收留。
这其实也很好理解。
对于在汉室内部‘混不下去’，不得不逃遁在外的政治犯而言，能选择的外逃方向，看似是‘天高地阔，无处不可去’；
但掰着指头算下来，也就那么几处。
往北、往西北，都是草原。
往西是高原，只有西南方向，有西南夷可以作为像样点的去除。
往南，是岭南百越之地。
往东——曾经有一个吴王刘濞，如今却只剩下‘出海’这一个选项。
再有，就是东北方向的朝鲜半岛。
而在这各个方向的诸多选项中，自然也分好去处和坏去处。
——北方草原，一来苦寒，二来物资匮乏；
三来，在过去几十年，匈奴强、汉室弱的实力对比下，草原游牧民族内部，对汉人是有着系统性的鄙视的。
汉室的政治犯流亡草原，几乎不可能被匈奴人当做‘座上宾’。
手里有资本，外加碰上好时候，还能期望一下自己，能成为下一个韩王信、燕王卢绾。
但人家在汉地本就是王，才能在去了草原后，继续做匈奴人的‘王’。
那些在汉地，本就没多少身份、地位的人，哪怕是去了草原，也照样是不受待见的。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中行说这么个大汉奸，随着老上产于离世，而在匈奴单于庭彻底失势，被流放北海之后，匈奴内部对汉人的鄙视，也是愈发明显了。
自那以后，逃亡草原的汉室政治犯，也不再期待自己能有什么‘好前途’了。
——连中行说那种彻头彻尾的大汉奸，在草原上都混不开！
更何况是相对还有些底线、还有点尊严的人？
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连曾经被匈奴单于重视、尊重的韩王信、燕王卢绾的后人部众，也逐渐被单于庭所轻视，甚至是敌视了。
燕王卢绾一脉还好些，毕竟生活在幕南，还能搞到汉室内部的情报，对匈奴人还有点价值；
可生活在漠北的韩王信一脉，却是早已经跌落草原鄙视链、食物链的底层，甚至早在太宗皇帝年间，就把部分人丁（韩颓当）送回汉地，以免整个家族消弭于草原了。
就连这两个以‘王’的身份，归附匈奴人的汉奸后人，都无法在草原过上相对优渥的生活，自然就更别提如今，绝不可能以王爵判处汉室的政治犯们了。
所以，对于打算逃亡的汉室政治犯而言，北方草原，无论从物质条件、气候条件，还是受欢迎程度、受重视程度等‘政治条件’的方面来看，都绝对算不上是好去处。
尤其现如今，除非是离草原太近，且逃亡太过于急切，没机会逃到其他地方；
否则，哪怕是原本生活在云中，离草原只一面城墙之隔的政治犯，也依旧会选择去其他地方避难，而不是就近去草原，寻求匈奴人的庇护。
更何况北方、西北方都是匈奴人的时代，早已经随着汉室在对外战争中的连续胜利，而宣告作古。
——现如今，汉室的西北方向，是已经被汉室全然掌控的河套，以及随时可以吃下的河西。
匈奴人，已经只存在于版图的正北。
哪怕想逃到草原，也只有本就生活在北境，如燕、代等国的人，才有机会逃出去。
从内陆地区逃到草原，寻求匈奴人的庇护，早已经不存在现实操作层面的可行性。
到这里，其实完全可以说，北方、西北方向的匈奴人，已经可以被政治犯们，排除在‘可以去避难的好去处’之外了。
北方、西北方向的匈奴人被排除，西方又是高原；
剩下西南方向，以及南方的西南夷、岭南百越，也同样算不得多好的去处。
先说西南夷。
在这个连‘蜀道难’都还没被喊出来的时代，就连巴蜀之地，都是某种程度上‘与中原隔绝’的。
连巴蜀都是‘与世隔绝’的，自然就更别提地理位置更靠外的西南夷了。
光是路途艰难，就已经让大多数政治犯们望而却步。
哪怕抛开这一点不谈——哪怕政治犯们不怕路难走，从其他的方面考量，西南夷也绝对算不得好去处。
论物质条件，西南夷的发展落后程度，比之草原游牧之民，可谓是有过之而不无极。
至少草原游牧之民，能因汉室游商的存在，而间歇性获得汉地的货物；
而西南夷，一来是道路不通，二来是地势险峻、地理闭塞；
最关键的一点，是物资贫瘠。
哪怕汉人商队，愿意跋山涉水，把汉地的精美货物送过去，西南夷也根本没有相应的稀缺物资，从汉人商队手里换东西。
再加上湿热的气候条件，完全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打算外逃的汉室政治犯眼中，西南夷，是和‘从东方出海’并列的最差选择。
甚至可能比出海还差！
毕竟出海，仅仅只是前途未知，却也有机会在距离大陆不远的地方，找到一个像样点、物资不算稀缺的海岛。
但西南夷，却是实打实的、绝不会出现意外的贫瘠。
至于岭南百越——虽然在物质条件层面，比闭塞的西南夷好一些，但在气候条件的层面，却是比西南夷又差了不少。
西南夷，好歹只是湿热、闷热；
但岭南百越，却是湿的能‘溺’死人、热的能热死人。
而且，岭南的湿热，还伴随着遍地湿瘴、沼池，以及随时都能取人性命的蚊虫蛇蝎。
相较于北方匈奴、西南诸夷，岭南百越唯一可取的，便是政治条件还算不错。
——毕竟有南越王赵佗这个存在，凡是踏足岭南地区的汉室政治犯，都有很大的机会得到政治庇护，甚至是优待。
就这么一个个排除下来，能供汉室政治犯选择的逃亡路线，各个方向的逃亡目标的情况，也就是一目了然了。
去草原，找匈奴人，吃不好喝不好住不好，还要被游牧之民鄙视、歧视；
去西南夷，虽然不会被当地人鄙视，却要再多一个气候湿热。
去岭南，找南越王赵佗寻求庇护，则物质条件相对丰富一些，也更容易得到庇护，但气候条件却极差，很容易性命不保。
至于东海——出海逃亡，真的就是在赌。
赌自己能在饿死、冻死之前，幸运的碰到一个无人海岛，且这个海岛足够大、物资足够丰富。
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过的在比岭南还好；
但运气不好的话，死相却对超乎你的想象。
属于是拿命去赌，听天由命了。
除非没有被的选择，不出海就只能死，否则，就不会有人选择这个方案。
而剩下的最后一个方案，无疑，便是各方面都相对更容易接受的：朝鲜半岛。
相较于寒冷的草原、湿热的西南夷，朝鲜半岛的气候条件虽然好不到那里去，但总归是有办法解决。
——草原要命的不是寒冷，而是寒冷的同时，又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平原！
到了冬天，就只能搞个帐篷，然后硬熬。
但朝鲜半岛多山丘，哪怕是冷，也完全可以找到避风之处，再就地取材建造土屋、木屋避寒。
物质条件层面，朝鲜半岛比草原也稍富足些。
虽然没有草原上成群的牛羊，提供必要的肉食和乳制品，但与汉室版图更近的距离，也带来了更多的贸易往来、物资流通。
此外，在最关键的政治层面，卫满朝鲜的存在，也是的政治犯们丝毫不用担心自己在朝鲜半岛，会活的不如狗。
——卫满朝鲜惹不起汉室，不敢和汉室正面硬碰硬；
但只要有机会，卫满朝鲜就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让汉室恶心、难受的契机。
结合此件重重，朝鲜半岛——准确的说，是卫满朝鲜政权，就成了过往几十年当中，汉室政治犯最为理想的去处。
因为相较于草原上的匈奴人、西南的诸夷，以及岭南的赵佗，卫满朝鲜几乎在每一个层面，都有着相当巨大的优势。
论气候，没草原冷，没西南夷、岭南闷热，最主要是寒冷有办法解决；
论物质，比草原、西南夷丰富，虽然比不上岭南，但也差不了太多；
论政治考量——卫满朝鲜和汉室的矛盾，或者说是敌对关系的稳定性，可远比匈奴人和赵佗要更坚定，更别提并不敌视汉室的西南夷了。
毕竟匈奴人和汉室的敌对关系，源自于利益之争；
而赵佗敌视汉室，也不过是想割据、抗拒被汉室统一，却也没闹到非打一场不可的地步，仍旧有机会和平解决。
但卫满朝鲜，却是叛贼余孽的后人，几乎不可能为汉室所容忍，几乎不存在‘与汉室和解’的可能性！
对于从汉室外逃的政治犯，这，无疑是最让他们安心的政治背景了。
客观条件如此，现实情况，也与之相差无多。
——过去几十年当中，得以在半岛站稳脚跟的卫满朝鲜，几乎收留了汉室近半的外逃政治犯。
尤其是在吴王刘濞兵败身亡，吴国失去‘政治犯最优去处’的超然地位后，超过八成的外逃政治犯，都会将朝鲜半岛，当做自己外逃避难的最优选。
而在历史上，这样的情况在吴楚七国之乱后愈演愈烈，并在汉武帝年间集中爆发。
——汉武大帝年间，卫满的孙子，卫氏朝鲜王卫右渠，开始加大力度收容汉室流民。
在短短十数年内，通过吸纳汉室流民，卫氏朝鲜得以在卫右渠的带领下，组建起数万人的军队，掌握了足以横扫朝鲜半岛的强大军事实力！
而且，随着势力愈发强大，卫右渠的腰杆也变得愈发强硬——竟是悍然撕毁与汉室之间的条约，拒绝继续朝贡汉室。
与此同时，还阻止朝鲜半岛的其他国家，入真番等小国与汉室通商，以及朝贡汉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