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总的来讲，江弦和刘鑫武相比还是有优势的。
毕竟他先到了作协总会，先参加了编辑工作，和各地分会同志都相互认识过。
而且江弦还得到了王濛鼎力推荐。
因此他对这件事儿其实是胜券在握的。
在别人眼里，候选人是他和刘鑫武竞争。
在江弦眼里。
刘鑫武怎么和我争啊？
这就跟小拜和小川一样，看似有一战之力，实则根本不是一个层面的对手。
不过总的来说，这事儿也是颇多反复，甚至一波三折。
最大的曲折是在《无主题变奏》这篇小说上。
江弦对这事儿最新的印象就是冯沐同志出国前给他写的一个短简，劝他注意文风。
他当然知道。
冯沐指的是《无主题变奏》这篇小说。
冯沐的文学思想还是比较偏向于现实主义的，《无主题变奏》这种现代主义色彩浓重的小说，在他看来是非常大逆不道的。
前段时间，在作协的一次会议上，几名现实主义作家还共同点名批评了一次《花城》6月刊上的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斥之为“垮了的一代”的文学，认为有些青年的思想可以走到这个地步，是值得注意的。
对此，江弦并没有在会议上着急忙慌的站起来反驳这种说法。
只是平淡的表示：《无主题变奏》是不是“垮了的一代”的文学有待商议，但像这几位同志这样，急躁地到处宣传“现实主义在受难”这种说法，一定会引起不良效果。
这态度不卑不亢，又十足的强硬。
潜台词就是你们说《无主题变奏》不好，是真觉得这小说不好，还是想打着这幌子，重新确立你们“现实主义”的伟大地位。
你们居心叵测啊！
一句话，给几位老作家气的吹胡子瞪眼的，又拿江弦这番话没什么办法。
毕竟之前已经肯定了“现代主义文学”在文学中的存在。
这会儿再反驳江弦这话，顺着江弦的话把这事儿变成又一次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围剿，那就是跟“上面”对着干了。
总之，江弦这话肯定是得罪这几名老作家的。
但他完全无所谓的态度。
得罪你们几个咋了？
鲁迅先生得罪的人少么？
影响他老人家在文学史上的伟大地位了么？
而且换个角度看，这次冲突真的就只是得罪人么？
未必吧。
江弦又何尝不能通过这一次的冲突，这一次“学术争鸣”，展现出自己扎实的斗争能力。
这表现在一些人眼里难道就不能加分了？
“听我妈讲，上面讨论说了，由你主编《人民文学》，另外呢，他们也在从京城作协那边借调刘鑫武同志去《人民文学》，应该是副主编的调事。”王安忆透露说。
“刘鑫武副主编.”
江弦忍不住嘴角上扬。
从初入文坛开始，他和刘鑫武老师就是一对儿欢喜冤家了。
当年刘鑫武斥他的小说为“流氓文学”。
他则以一篇《醒来吧，刘鑫武》回击刘鑫武的小说《醒来吧，弟弟》，以彼之文，还敬彼身。
这还没完，还转手就真的写了一部“流氓文学”《动物凶猛》予以回敬。
后面又是多次互动。
两个人这么多年的恩怨情仇，也是一桩文坛趣事，在文坛不是什么秘密。
大家都知道江弦这个“三多先生”朋友多。
可是在他的朋友里，绝对没有“刘鑫武”这一号人。
谁能想得到，如今叫他走马上任《人民文学》，竟然又和刘鑫武这位大冤家凑到了一块儿。
“既来之，则安之”
江弦笑了笑，“我和刘老师也是很多年的老相识了，我俩要是能在一块儿做工作，那肯定很有意思。”
“.是么。”
王安忆看着江弦的笑，莫名觉得有些阴恻恻的，忍不住又抱了抱江年年。
她和刘鑫武之间倒是没什么矛盾，之前在《十月》投稿的时候还得到过刘鑫武的帮助。
此刻，也只能祝福刘鑫武老师在江弦的手底下工作顺利了。
“又加印了？”
“这个发行量也太凶猛了！”
《花城》的编辑部里，一派热闹景象。
前面说过，相比于《十月》《收获》《当代》这三部位处京城、上海的文学期刊，《花城》这部文学期刊，身处广州，不拥天时，不占地利，只好努力寻求人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的向作家讨要好稿子。
可惜无论他们为作家付出多少，作家给他们的稿子，多数是作家本人的二流稿子。
也正因为这一点，《花城》的编辑们，比其他的文学期刊更有危机意识。
他们能非常清晰的感受到那种随着80年代即将结束，文学也跟着走向衰退的颓势。
这让他们更加倍的珍惜每一篇好稿子。
前段时间，他们好不容易才拿到一篇《人生》的作者路遥的稿子：《平凡的世界》。
于是铆足了劲儿，为这篇小说造势，打算全力推出这篇小说。
结果不仅在小说的讨论会上遭遇了评论家们的“千夫所指”。
在发行量上也惨遭滑铁卢。
一部《平凡的世界》发表出去，连个水花都没溅出来几滴。
唯一的一点儿关注量，还是因为江弦在小说的讨论会上和评论家们“舌战群儒”的趣闻，导致读者们有些好奇这篇能使江弦和评论家们观点两极分化的小说。
这事儿虽然刺激了一点儿发行量，可也架不住《花城》这次的投入大啊。
总的来说，这次投入，《花城》并没取得多大的收益，这让《花城》的编辑们一阵沮丧。
直到那天，主编苏晨拿出了一份稿子.
《无主题变奏》，江弦。
和当时《平凡的世界》在研讨会上造成的奇异景象相同，这同样是一部令《花城》编辑们评论两极分化的小说。
一部分编辑觉得这都称不上是一篇小说。
这怎么会是一篇小说呢？
这小说就连剧情都不连贯！
而且讲的东西也不对劲儿啊，作为年轻人，怎么能什么都不去争取呢？一点儿都不求上进？
还说什么：
人活着各有其社会位置，很难互相衡量，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说你，而是你自己的感受。
这太“邪乎”了！
而另一部分编辑，则将这篇小说视作中国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觉得江弦这小说写的太好了！
江弦格局太大了，他作为一个成名作家，作品畅销全国，却说：
“写书不是自命不凡的文人的特权，思考也从来不是上位者的权利。”
太牛逼了！
光是这一点儿就让这些编辑喜欢这小说！
真他妈的喜欢！
用某位编辑的话说就是：
“这小说写的东西就像老家河里的污泥，不会让你感到肮脏，反而会让你觉得给劲儿，让你觉得痛快。”
“看完以后，我总想朝阳台底下的人群说一句：关你们他娘的屁事儿！”
《花城》毕竟是追求创新，追求实验性的刊物。
而且这小说还是江弦的小说。
就算是编辑部内部反对的力量再大，也绝不可能拒绝江弦的稿子。
就在这种背景下，《无主题变奏》在《花城》1986年第六期上发表。
一发表就爆了。
文学界、评论界以及读者方面反响都很大。
《花城》的编辑部每天平均要收到二三百封信，全国各地的都有，还有军人、警察、农民、打工仔以及精神病人，各种各样的读者到《花城》的编辑部来，和编辑们探讨人生。
毫无疑问，《无主题变奏》这小说火了。
光用“火”这一个字来形容都算保守了。
《花城》都记不清，编辑部上一次忙活成这个样子是什么时候了。
嗯.
好像上一次也是发表的江弦的小说。
苏晨几乎每天到编辑部，都能听到有关《花城》1986年第六期加印的事情。
时至今日，发行量早已破百万，一百六十多万份，向着两百万份的发行量展开冲击。
这么巨大的发行量，足以在《花城》创下一个新的记录。
而且这个记录还在不断的被自己刷新。
当然了，恐怖的发行量背后，是文学界和评论界对《无主题变奏》这篇小说的巨大争议。
一向象征文学界官方意志的《文艺报》，这几个月里接连刊登了数十篇对《无主题变奏》的评论文章。
有时候一个版面上，数篇文章竟然全部都是关于《无主题变奏》，并且其中有褒扬有批评，一时间都无法达成同样的论调。
这在文学界绝对是罕见的，也是独一档的。
但如果创造这种堪称数年一遇文学现象的人，是这数年间文学界最耀眼、最有分量的作家江弦。
那这一切就都变得合理起来。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围绕《无主题变奏》展开讨论的评论文章，作者一抹水文学界、评论界赫赫有名的评论家。
其中有“国字号”评论家雷达的《平庸之世：读江弦“无主题变奏”》：
“江弦放弃了传统小说的故事叙述方式，可见他摒弃了传统生活的价值观念，选择了对世界的批评而不是批判。
这既指他对世界阴暗面的不满其表达不成体系，亦指他对社会的鄙夷不带有大字报般的火气。
他就是写一个小人物的辛酸和喜悦。
就是我们日常经常能见到的一些有着小机智小聪明的年轻人，有血气，有幽默。
有人评价道：‘作者用的是一种粗轮廓勾画人物面貌，细轮廓勾画人的内心的手法。像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一幅幅青年人的日常生活精神状况的写意画跃然纸上，让人有一种吃巧克力的味道：越嚼越浓烈。’
诚哉斯言。
于是乎，《无主题变奏》便给了一种真实感，这种真实感是假大空高大全拼命装腔作势也给不了的感觉，江弦没有用说教而是用年轻人对世界的感知给予了我们一种切身的体会，主人公对诗人‘现在时’的调侃、对作协老头子们的嘲讽和与老Q无疾而终的爱情，以及对自己最冷酷最幽默的自嘲，像贝多芬交响曲戛然而止的音符颤抖在字里行间。”
除了雷达，文艺界地位举足轻重的阎纲也撰文《文学中的多余者——读‘无主题变奏’随想录》。
“现代社会过着的是一个散文的生活，而非史诗的生活，这是一个平庸之世。
然而平庸不代表庸俗，尽管在平庸之世会有种种庸俗的行为出现。
一个人过着平庸平淡不被激情搅扰的生活，并没有需要恐惧的地方，只要不侵犯到他人的正当权益，人的平庸化其实是在慎思之后，收敛自己拳脚，放弃不切实际的激情，安安静静一个人自顾自美丽的生活。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是我们没有经过理性来思考我们过的生活到底好不好，就盲目追随其他人的生活，这就是庸俗”
在高度评价过这篇小说以后，阎纲又提到了《围城》这篇小说。
他觉得《无主题变奏》之中嬉笑怒骂的“我”愤世嫉俗，笑骂种种市侩，附庸风雅的行为，非常像钱钟书的小说《围城》的主人公方鸿渐。
只是方鸿渐最终也将自己给绕进围城当中，而“我”似乎还看不出迹象。
《围城》最初在40年代开始连载，当时在上海、香港曾经有人发表评论，不过解放以后，社会文化和文学都发生天翻地覆地变化，《围城》这样风格的作品，几乎没人问津。
所以别看钱钟书和《围城》这部小说在后世声名斐然。
其实在现在，钱钟书和《围城》在大陆仍旧是默默无声。
但近些年，这部小说忽然在世界产生了影响，被翻译成多种文字，香港那边儿不断盗印。
国外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把《围城》看作是中国现代最优秀的作品，认为《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
阎纲提到《围城》，这两个字对很多人来说都还很陌生。
这部小说真正再次翻红，还要等到电视剧《围城》的播出。
而在提到《围城》之后，阎纲又提到了一个困扰了中国作家一个世纪的问题：
“娜拉出走以后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