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白了，在‘赏功罚过’这一点上，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游牧文明把义务——尤其是天然义务看的太重；
同时又将权利——尤其是后天努力所应换来的权利看的太轻。
奴隶天生就该劳苦一生，且终生无望；
牧民天生就该自负盈亏，并供养统治者；
战士天生就该英勇杀敌，同时又要解决自己的生存。
等等。
反观农耕文明，则摒弃了许多‘什么人天生就该如何如何’的义务，同时又充分承认了各个阶级、群体，通过后天努力争取权益的正确性。
——贵族或许生来就是贵族；
但若是不知收敛，他也可能有不再是贵族的那一天。
——农民或许生来就是农民；
但只要足够勤奋，并把握住机遇，他也可能发家致富，甚至封侯拜相。
事实上，农耕文明相对于游牧文明的先进性，其实并非不同文明之间的先进性对比，而是不同文明阶段的相对先进性。
说得再精确一点就是：落后的并不是游牧文明，而是游牧文明发展到现阶段，所抵达的文明进程——奴隶制度。
没错；
如今的匈奴人，乃至于后世千百年后的诸多游牧文明政权，事实上，文明进程都仍处于落后的奴隶制社会。
反观华夏文明，几乎是自有史书记载开始，就已经开始了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发展的进程。
到了如今汉室，更是已经彻底进入了封建社会。
诚然，无论是过去千百年，还是如今汉室，以至于未来千百年，华夏文明也依旧留有不同程度的奴隶社会残余。
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这些‘残余’或多或少，都始终是残余，而非主体。
这样一看，一切就都很好理解了。
——华夏农耕文明，也曾经历过奴隶制社会。
当时，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的华夏文明，并不比如今的匈奴人，又或是后世其他游牧文明先进到哪里去。
对于底层，当时的华夏统治者们，也同样是过分强调天然义务，并坚决否定后天争取权利的正确性。
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之类的说法，也恰恰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出现。
但在经过一整个奴隶制社会进程后，华夏文明通过总结归纳，发现这样的社会体制，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奴隶天生就是奴隶，且永远都是奴隶；
所以他们没有追求、没有对未来的憧憬。
故而，在社会生产活动中，他们无欲无求，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欲，都时刻徘徊在有和没有之间。
一个明明小到不能再小的挫折，就很可能让他们生出‘算了，不活了吧’这样的消极想法。
究其原因，便在于这既不能前进一步，也无法后退一步的人生，根本没有值得他们留恋的地方。
但从奴隶往上一级，情况就好了很多。
——农民。
作为同样困苦，却具备基本人权，并占据文明重要组成部分、占据文明成员绝大多数的阶级群体，农民相较于奴隶，无疑更有积极性。
虽然和奴隶一样，农民生来就是农民，且永远都无法更进一步，以跻身贵族行列，但他们和最底层的奴隶，却有着一项至关重要的不同。
——奴隶，已经触底了。
再怎么摆烂，也不过是个死字；
根本没有一个更低的阶级、更糟糕的处境，威胁奴隶们‘努力生活，不然情况就要更糟糕’了。
但农民却不同。
作为具备人权的个体，农民需要通过辛勤劳作，来换取足够生存的食物。
同时，作为社会阶级金字塔倒数第二的阶级，还有一个垫底的奴隶阶级，时刻‘威胁’着农民。
——好好种地！
——不然你就要变成奴隶了！
这种紧迫感，以及‘情况可能变得更糟’的威胁，让农民不得不更加积极的生活，并投身于社会生产活动当中。
用后世人常用的一句话，来形容当时的农民，就是：努力肯定无法让处境变得更好，但不努力肯定会让处境便的更糟！
于是，农民辛勤劳作，劳苦终生，为保住自己‘农民’的身份，为确保自己不会沦落到最低一级的奴隶，奉献出了自己能奉献出的一切。
发现了这一点之后，统治者们开始思考了。
——既然奴隶没有积极性，那社会的主体构成，就不能是以奴隶为主；
若不然，整个社会都是毫无积极性、毫无紧迫感的行尸走肉，那且不提进步与否——单就是文明的传承、维持，都将会变成一个大问题。
所以，必须把社会主体，从无欲无求的奴隶，改为有压力、有动力的农民。
于是，持续上千年的奴隶制社会宣告结束，封建农耕社会正式到来。
这一阶段大概出现在宗周初期，且尚处于封建文明初级阶段。
一直到宗周暗弱，华夏文明经历春秋战国，才出现了一个从封建文明初期，到封建文明中期的进展契机。
这个契机，源自于秦国的变法。
——在秦变法之前，不单是秦，天下列国所认同的，依旧是‘只讲义务，不讲权利’的御民之道。
虽然社会主体已经从曾经的奴隶，换成了同样卑贱、穷困，却稍有人权的农民，但统治思想核心，依旧是奴隶制社会的那一套。
你就该种地！
你种出来的粮食，我出多少钱，你都得卖给我！
打起仗了，我让你上战场你就得上战场！
仗打完了，你若是死了，那就是你运气不好；
侥幸活下来了，伤残也都是你活该，健全也只算你幸运。
无论如何，仗打完了，滚回去种你的地，继续供养贵族老爷们吧……
从这套思路就不难发现：其实什么都没变。
说是封建文明初期，说是社会主体从奴隶换成了农民，但其实什么都没变。
社会最底层的阶级，虽然有了自己的土地，但依旧要向统治阶级，缴纳高昂的赋税；
虽然拥有了一定程度的人权、自主权，却依旧无法完全具备对自己的生命、身体的支配权。
——几百年前，贵族们让奴隶耕地；
现在，贵族们让农民种地。
——几百年前，贵族们让奴隶上战场；
现在，贵族们让农民上战场。
过去的奴隶吃不饱、穿不暖，如今的农民亦然。
过去的奴隶动不动暴死战场，被贵族时刻掌握着生死，如今的农民亦然。
就好像整个华夏，仅仅只是把‘奴隶制’这个名称，换成了‘封建制’这个稍微好听一点，本质却根本没有任何不同的说法；
而社会最底层的‘奴隶’，也只是换了个更好听一点的名字：农民。
直到商鞅入秦变法，华夏文明才再次开始了思考，并意识到了这一点。
——是啊！
——这所谓的封建制，不过就是扯了块遮羞布的奴隶制啊！
——换汤不换药啊！
还有农民，分明就是换了个叫法的奴隶啊！
这……
不会出问题吧？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不会出问题。
在他们看来，曾经卑贱的奴隶，如今成为了能拥有自己的土地、能自主婚娶并繁衍子嗣的农民，这已经是再大不过的‘恩赐’。
得了如此恩赐，农民们根本不敢有更大的贪念，就应该老老实实种地。
吃得饱，就把粮食分一些出来，给贵族老爷们奢靡享受；
吃不饱，那该上贡也照样得上贡。
至于上贡之后就要饿死了？
好的，我知道了，乖乖在家里饿死就行，可别死在我门口给我添堵……
也就是在这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问题，或者说是即便意识到了问题，也根本不远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商鞅的出现，再次验证了那句名言的含金量。
——真理，往往只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
通过对过往经验，尤其是华夏文明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初期的发展进程当中，华夏文明所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商鞅最终发现：奴隶制社会，问题在奴隶拥有无限的义务，却没有丝毫的权利。
而自宗周以来的封建文明初期，之所以会让人感觉农民，只是换了个名字的奴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农民在封建社会的义务，并没有比奴隶制社会的奴隶少多少。
与此同时，农民在封建社会所能拥有的权利，也没有比奴隶制社会下的奴隶多到哪里去。
土地拥有权？
有屁用！
说不定哪天，我就要被王上连人带土地，敕封给某个贵族当‘食邑’了！
这和过去，奴隶被主人赠送给另一个贵族，又有什么区别？
婚配权、繁衍权？
好吧，这个确实有那么一点点用。
但问题在于：我自己都是个写做农民，读作奴隶的苦命人；
我繁衍子嗣生出来的，不还是你们这些贵族老爷的奴隶？
所以，在这个制度体系下，唯一支撑农民努力生活，而不是像奴隶那般，彻底沦为行尸走肉的，仅仅只是个‘不努力就会沦为奴隶’的紧迫感。
为了加强这个紧迫感，统治者们甚至构建了一整套理论体系，来迫使农民极力避免沦为奴隶。
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
什么做了奴隶，到了地底下就无颜面对列祖列宗啊
等等诸多层面的价值灌输，就是为了让农民，积极地投入到生产活动当中。
而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就变成了稍微有点尊严的奴隶；
至于残存的奴隶阶级，则成了贵族‘杀鸡儆猴’，告诫农民的那个鸡。
——看看！
——不努力生活，沦为奴隶，这就是你的下场！
从某种角度上来看，华夏封建社会的奴隶制残余，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需求而存在着。
统治者需要通过奴隶的存在，来时刻告诫农民：沉沦，是怎样一个可怕的下场。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商鞅注意到：人类最基本的人性，使得每一个人，都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并非无穷尽的欲望，而只是最简单的：更好一点的生活的向往。
比如奴隶，你给他一个成为农民的机会，他能在战场上挥舞着锄头、木矛，和甲胄齐备的敌军贵族拼命！
一个农民，但凡给他点吃饱饭、穿暖衣的可能性，他就敢打敌国君主的主意！
而且这并不需要你做出‘所有奴隶都成为农民’‘所有农民都成为贵族’的承诺，或将其付诸行动。
仅仅只需要留一个口子，让奴隶、农民，能有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机会达成阶级提升，就足以调动整个群体的积极性。
奴隶们不会说：一百个奴隶里只有干活最勤奋的那个才能成为农民，机会太小了，我不干；
而是会说：只要我够努力，那一个名额一定是我的！
农民们不会说：俺们一百个老农上去，才能杀死敌人一个贵族，这得死多少人啊？
而是会说：那个贵族人头一定是我的！
军功一定是我的，出人头地的也一定是我！
于是，商鞅在秦变法二十年，曾经的穷秦、弱秦，在只占据春秋战国二十分之一的时间里，便彻底具备了一统天下的潜力！
曾经私斗成风，却又闻战而愁的秦人，成了令整个关东闻风丧胆的虎狼秦军！
曾经浑浑噩噩，八棍子打不出一个响屁的秦农，都成了锐意进取，时刻准备杀敌立功，阶级跃升的激进分子。
到了这个时候，华夏文明才终于意识到：封建社会和奴隶制社会，是有区别的。
农民需要的，不止是‘不努力就要沦为奴隶’的惩罚，同时也有‘努力就能成为贵族’的奖励。
自此，奖罚分明的思想开始成为主流，并称为华夏文明统治机器最核心的一块零部件。
赏善罚恶，赏功罚过，也成为了农耕文明封建社会最为先进的一个思想理念。
而游牧文明真正落后的地方，一方面来讲，是现阶段的游牧文明，依旧处于奴隶制社会时期，是文明进程，而非文明本身的落后。
另一方面，游牧文明的短暂性、动荡性，以及随之衍生出的不可延续性，又使得游牧文明很难通过数百上千年的积累、发展，从而踏入更高级、更先进的封建文明。
——好比曾经的霸主东胡，还没体会到奴隶制社会的弊端，就被如今的匈奴人所取代；
按照原本的历史进程，已经强盛了五十多年的匈奴人，将在未来三十年内走向衰落，并随之丢失游牧文明统一政权的地位。
后来者如鲜卑、鞑靼、蒙古、女真，基本也都是在重复这个循环。
——统一政权建立，强盛，衰败，覆灭。
在这个过程中，游牧民族从来都不曾——从来都不曾出现类似华夏农耕文明这般，反思前朝得失、保留前朝成果，推动社会进步的认知。
于是，华夏文明上下五千年，饶是有三百年王朝周期律，让文明反复经历改朝换代的动荡，但整个文明进程，也仍旧在螺旋式上升、推进；
反观游牧文明，则是螺旋式螺旋，始终在原地转圈。
每一个游牧文明统一政权，几乎都把前辈们的路完完整整重走了一边——没有从前朝的覆灭汲取丝毫教训，且最终又成了下一个政权不屑于学习、反思的前朝。
直到后世近现代，工业革命彻底解放生产力，游牧文明也彻底宣告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