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5月下旬，北洋军节节后退，各国驻华使节已预感北京政府会垮台，而这一次的垮台不像过去17年军阀混战那样，所以纷纷请示本国政府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在列强中，日本从“田中奏折”起就决心立即开始侵略中国，因此山东两次出兵，以及济南惨案相继发生，北洋军从山东退至河北后，日方行动亦趋积极，其狠毒面目，日益显露。
17年5月12日满铁日方代表江藤三等向奉张逼签五路协定，交通部长常荫槐无法应付避往天津，交通部路政司长刘景山临时辞职，表示无言的反对。日方既找不到主管的交通部，乃径向大元帅府“逼宫”，扬言如果不给日本完成吉会路诸权利，则张作霖将来出关时即不准经过南满路。张作霖迫于形势，乃任命交通部航政司长赵镇兼次长再兼代部务，令赵与日方交涉。5月13日赵镇偕同满铁代表深夜到部，将敦图、长大两路包办合同盖用部印。可是赵镇兼代部务是从5月15日生效，而合同盖印是13日，又逢星期天，日方认为无效，迫令将合同日期改为15日。这个合同内容双方均守秘密，其后张作霖出关遇炸，全部文件均在专车中同归于尽，据日方宣称所签的合同包括敦图、长大、延海、洮索四路，只余“吉五”一路留待张作霖返奉后再议。
日方不仅逼签路约，同时还计划收缴关内奉军枪械，逼令奉军回奉。5月18日日本政府发出“通告中国南北政府及欧美列强觉书”一件，略谓如果动乱波及满蒙，日本即将在该地采取维持治安的有效措施。
5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下令秘密动员，命令内容为：
（一）驻屯满州各部队，主力向奉天移动。（二）由济南撤至大连的外山旅团改赴奉天。（三）驻满洲日军主力集中奉天。（四）派出劲旅向锦州、义州、山海关、朝阳镇担任奉军警戒。（五）维持新民屯之治安。
日本驻东北的关东军认为这是占领东北的开始，极为兴奋，可是这个命令到了5月23日又发生变化，由于美国国务院表示“东三省行政主权属于中国”的严正立场，遂使日本政府为之犹豫，并派田代皖一郎由东京遄赴东北，口头传达日本政府命令，仍保留张作霖地位和力量，相机待变。这一来让关东军激进分子大为失望，也因此断送了张作霖的生命。
日本“觉书”发出后，美国表示反对，中国作战双方的立场也是一致。
5月25日张作霖答复日本觉书，谓断难承认日本觉书所称“适当有效措置”。声明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并负保护外侨责任。盼日本鉴于济南惨案，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措置。同时发表宣言，指日本此举违背华盛顿会议的立场。
5月29日国民政府答复日本觉书，由上海外交交涉员面交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表示对于东三省的治安问题，以及中外人士的安全问题，均为国民政府自有的责任，对于日方所称“采取适当而有效之措置”，声明万难承认。
同日，日本驻华海军宣布禁止中国南、北海军在青岛、烟台、龙口、大沽、秦皇岛领海各20浬内交战。列国海军武官对于日本海军片面的宣布，且未在“列国海军武官会议”上通过，表示反对。
5月30日晨1时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离保定北上，7时抵北京，孙军放弃保定退往琉璃河，张作霖在大元帅府召集军事会议后即下令前线总退却。
5月31日张作霖准备退出北京，与北洋元老王士珍商量临时维持北京的治安办法。北京政权每次有改变时，这位北洋三杰的“龙”王士珍总是被推选出面维持。北京各国公使团会议应变，日使主张由外兵接管北京城门，美使反对，会议无结果而散。
晋军商震把以前扣留的奉军要员于珍释放，派他赴北京谒张作霖商量和平移交北京的办法。
6月1日张作霖以茶会招待外交团话别。据说日本公使芳泽曾秘访张作霖，劝他接受日本的条件，否则对他不利，如能接受则日方保护张氏经大连返沈阳。这次会议时间很长，站在客厅外面的侍从人员曾听到张氏大声说：“我姓张的不会卖国，也不怕死。”
6月2日张作霖以安国军大元帅名义发出通电，声明退出北京后，政务交国务院，军事归军团长负责。此后国事听国民公决。王士珍等组成北京治安维持会，使馆区晚间宣布特别戒严。
6月3日晨1时，张作霖离北京顺承王府私邸，1时10分抵前门车站，1时15分专车启行，同行有潘复、莫德惠、刘哲、于国翰等外，尚有日籍顾问町野武马与嵯峨诚也。专车过天津，潘复、町野下车，常荫槐加入，专车共18辆，张作霖座车本在第三辆，车过山海关时加入吴俊升专车，因此张的座车排在第四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