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9章 在座的诸君，本该是挺直脊梁谈文学

第159章 在座的诸君，本该是挺直脊梁谈文学的

君特邀请魔都的作家在讲座后进行一次沙龙。

许成军也被邀请在列。

他本来不想来。

但是在讲座过程中一些事确实让他憋屈的难受。

但是在某个时刻却又无奈的难受。

格拉斯的讲座进行到后半程。

当有复旦学生问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时。

话题又绕回“中国现代文学的突围路径”时。

其实这时。

许成军就已经不是很想听了。

他闭着眼睛都能知道讲座的内容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也知道底下坐着的学生会是个什么反应。

70年代末，我们和西方世界的差距显而易见，或者说存在的差距让在场的每一人生不出一丝觉得中国有希望超越西方的心思。

尤其是在文化领域，这种崇洋媚外的风气更加严重。

别说一个获得诺贝尔学奖的外国人！联邦德国人！

站到了面前。

问题是卢心华问的：“中国文学远远落后于世界文学，您对中国文学的看法是什么？”

他为自己获得的发言机会感到窃喜，更为自己有机会能直接跟西方诺奖获得者对话而骄傲。

至于中国文学？

伤痕累累的旧青花瓷瓶子罢了？

他的《伤痕》能让一个流派叫“伤痕”。

在他眼里他和下面坐着的这帮人不一样，他在追逐更加先进、文明、自由的文学世界！

这一刻，他觉得自己和东洋某国一样，实现了“脱亚入欧”！

至于贬低自己的国家？

拜托！那不叫贬低！那叫说实话！

呵!

卢心华蔑视地看了看周围，他是成名作家，年轻一代的第一人！

瞄到了许成军，他撇撇嘴，沽名钓誉之徒。

格拉斯听完翻译深深的看了看眼前的年轻人。

他年轻时候比所有人都有精神信仰，他信仰的是“纳粹小队”，但是任何时候他都是爱他的国家，他看不起这种人。

但是在他眼里，或者说在整个西方眼里，中国文学确实是不行。

他们——

只有古典文学。

格拉斯忽然抬手敲了敲黑板上“西方现代派”几个粉笔字，语气带着过来人的笃定。

这是他深思熟虑后的观点，却在许成军心里划开一道尖锐的裂口。

又拉开了卢心华心里的光。

“我必须坦诚，”

格拉斯用德语说，张威连先生的翻译同步响起，“在西方学界看来，中国现代文学要获得‘世界性’认可，需要更主动地拥抱西方现代派技法。比如你们的作家可以试试‘荒诞叙事’，像《铁皮鼓》里奥斯卡的‘拒绝长大’；或者借鉴‘碎片化结构’，像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

这些技法能帮你们打破传统叙事的桎梏，让世界更快听懂中国的声音。”

他伸手拿起桌上的《清明》杂志，这是来之前张威连向他介绍的时下最火的一本小说，给他翻译了几段，讲了一些剧情。

但是简单的翻译看不出许成军的叙事结构，也看不到许成军背后运用的古典意象元素。

于是他说：“许的《红绸》很动人，但如果加入更多‘怪诞元素’，比如让木梳突然说话，或者让红绸自己飘向战场，会不会更有‘先锋性’？

西方读者对这种‘超现实’的表达更熟悉，也更容易产生共鸣。”

许成军环顾周围一圈，虽然内心知道现实，但是多少有些悲哀。

这话一出，台下的反应几乎是一边倒的认同。

德语系的董问樵先生点了点头，在笔记本上写下“西方技法=桥梁”。

魔都作协的罗洛凑到王元华耳边：“他说得有道理，咱们之前译里尔克，不也是靠西方的‘象征手法’才让读者接受？”

连中文系的年轻教师都小声议论：“或许真该试试，总不能一直写‘现实主义’，显得太传统。”

找了关系来听课的严葛玲悄然在心里种下了向往西方世界的种子。

别觉得意外。

这个时候的文学界或者说文化界就是这么软弱。

进入80年代，一大批像卢心华、陈冲、严葛玲这样的有学历、有见识的文化界青年骨干都加入了“漂亮籍”。

1979年的中国文学界，正处在“复苏后的迷茫期”。

长期封闭后，面对西方现代派的冲击，多数人默认“西方=先锋”“传统=保守”，格拉斯的观点恰好戳中了这种“急于接轨”的焦虑。

“进步人士”都觉得，只有学会西方的“语法”，中国文学才能走出国门，被世界看见。

格拉斯继续向大家推介西方理论。

最后，总结似的发言：“中国，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还需要至少100年能追上西方世界。”

台下默然。

到了提问发言环节，变成了一群以卢心华为首的趋西方进步人士的牧羊发言。

“西方是不是人人都是自由平等？”

“民主是不是可以催生出更加现代化的文学？”

“在灯塔，是不是可以人人吃饱穿暖，享有平等的权利？”

偶有关心中国文学的人士，也说的是：“中国文学要先学习哪些西方理论，再学习哪些西方文化才能进步？”

格拉斯自然是以西方民主自由的理论和工业革命领先者的姿态进行分享。

台上的人态度傲然。

台下的虔诚像一群教徒。

天主还是东正？

许成军听着，看着。

呵~

他想用中国当代文学打倒格拉斯的言论，但是能做到么？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未来的中国文学能做到么？

答案依然显而易见。

他现在去写《希望》写《红绸》写《试衣镜》写《八音盒》，去花费时间办《浪潮》，就是希望中国文学突破窠臼。

堂而皇之地走向世界，站在格拉斯这样的西方学者面前，说一句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一部分——

但领先于世界文学。

此刻他没什么对格拉斯说的，但是有对在场的学生、作家、学者们说的。

他先是举手，张威连看到许成军后，欣然同意他的发言。

许成军起身，目光先落向张威连，声音不疾不徐却字字千钧：“先生，关于格拉斯先生的观点，我已无需多言。但我有几句肺腑之言，想对在场每一位同胞说——

这部分，不必翻译。”

话音未落，全场已静得能听见呼吸。

张威连眼中闪过诧异，沉吟片刻终究点头。

身旁的茹智鹃急忙扯了扯他的衣袖，眼神里满是“莫要冲动”的示意，许成军却只是轻轻抬手，稳住了她的动作。

随即转向台下，目光扫过屏息的学生、交头接耳的学者，最后落在卢心华那类带着倨傲的脸上。

“诸位！中国文学从来不是世界文学的‘番外’，而是它血脉里早有的一支！”

他声音陡然拔高，震得空气都似在震颤，“我承认，眼下我们的文学尚在爬坡，西方的理论或许能为我们搭梯，但梯子终究是工具，不是方向！若把工具当根骨，学来的不过是东施效颦的空壳！”

“我们脚下踩着的，是五千年未断的文明！唐诗的风骨、宋词的意蕴、楚辞的浪漫、汉赋的恢弘，哪一样不是刻在骨子里的文学基因？我们该写什么样的文学，早被这片土地的历史写定——

写的是中国人的悲欢，传的是中国人的精神，从来不是为了迎合谁的审美，更不是为了换谁的认可！”

“我不想同各位争论，中国未来经济能飞多快，会不会百年内赶超西方。

我只问一句：若今天我们连自己的文化根脉都要弃之如敝履，凡事都要仰西方的鼻息、看西方的脸色，那我们的‘未来’，还算得上是中国的未来吗？这样的文学，还算得上是中国的文学吗？”

他的质问掷地有声，台下有人下意识攥紧了笔，有人羞愧地低下了头。

许成军的声音却渐渐沉了下来，多了几分滚烫的恳切：“我生在这片土地，长在这片土地，见惯了它的伤痕，更信它的力量。我写《红绸》，写《试衣镜》，办《浪潮》，不是为了追什么‘先锋’的虚名，只是想为中国文学挣一口气——挣一口不向西方屈膝的气，挣一口能把自己的故事讲响的气！”

“我平生所愿，从不是做什么‘世界认可’的作家，而是做祖国母亲的‘拾荒人’：匍匐在她的土地上，一点点擦去百年的屈辱，一点点拾起她散落的荣光。中国的未来，本该是昂首站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在座的诸君，本该是挺直脊梁谈文学的——而非今日这般，把‘学西方’当‘进步’，把‘贬自己’当‘清醒’！”

“记住：只有先认得出自己的根，才能写得出让世界记住的中国文学。这不是固执，是我们作为中国文人，最该有的立场！”

最后一字落下，全场死寂，片刻后，不知是谁先鼓起了掌，紧接着，掌声如潮，竟盖过了方才所有的窃窃私语。

卢心华依然不屑。

但是不影响更多的年轻学子因为这一番话有了思考，有了懊恼。

足以~

藏在角落的贾植芳什么也没说，只是眼含欣慰。

他本不必来，也不想来。

但是朱冬润告诉他：去看看中国文学的未来。

他本已经绝望，但是至少眼下此刻他看到了光。

给《浪潮》做序，他同意了。

格拉斯看着全场的景象，眼含惊讶，他低头问问张威连为什么不翻译。

张威连愣了片刻，摇摇头：“这孩子说了一些关于我们东方世界的一些见解，大概是讲文学精神的。”

格拉斯摇摇头，便不再追问。

这是发生在讲座上的插曲。

许成军虽然引起了共鸣，但他自己却不愿意提起。

讨论文学，这次是东西方文学的对话，他用不了自己的理论，却用了民族大义。

本就输了太多。

张威连先生刚把格拉斯的《猫与鼠》手稿收好，就见君特格拉斯端着杯子走过来，目光落在许成军身上，带着几分探究。

休息室里很安静，王元华、罗洛等人坐在一旁，默契地没插话。

他们看得出，这场对话才是今天的“重头戏”。

“许，很抱歉刚才在讲座上没能深聊。”

格拉斯先开口，英语里还带着淡淡的德语重音，“实话说，在来中国前，我对中国文学的认知，还停留在古典。李白的诗、杜甫的沉郁，还有鲁迅的《阿Q正传》。

西方学界很少提到中国现代文学，我们总以为，你们的文学还在‘回望过去’，没形成自己的现代声音。”

这话不算尖锐，却像一块石子投进平静的水面。

罗洛手里的钢笔顿了顿，他译里尔克多年，深知西方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漠视。

王元华轻轻皱了眉，想起去年赴德交流时，德国教授问他“中国有没有现代派作品”，当时他只能尴尬地提《狂人日记》。

许成军放下手里的搪瓷杯，，语气平静却坚定：“格拉斯先生，您的认知很坦诚，这也是很多西方朋友的共识。

但我想告诉您，中国现代文学不是没有声音，只是我们的‘声音’，走了一条和西方不同的路——我们没刻意追逐‘现代派’的解构，而是在传统的根上，长出现代的芽。”

他抬眼看向格拉斯，眼神里没有辩解的急切，只有陈述的笃定：“您提到鲁迅，其实在他之后，中国有太多作家在写现代故事。茅盾先生的《子夜》，写1930年代上海的工业困境，用‘民族资本家的挣扎’照见时代；

巴金先生的《家》，借封建家庭的崩塌，写青年的觉醒——这些作品，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声音’，只是它们的‘语法’，和西方现代派不同。西方用‘荒诞’解构历史，我们用‘现实’扎根生活；西方用‘碎片化’表达焦虑，我们用‘故事’传递温度。”

他说这些他心里其实也知道他说的有些单薄的。

但是私下谈论，面子不能输！

他格拉斯了解中国文学？

肯定不啊！

平心而论，现在是中国文学最有可能赶上世界的年代。

但是文学如果等同于小说的话。

中国白话小说有资格能站在世界文坛上的就那么多，其中不少还是仿世界大师之神韵所作。

尤其是改开后的小说，你会从那些小说里发现法国文学的影子，俄国文学的影子，拉美文学的影子，却独独看不到中国文学的影子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去哪了。

这些小说与独闯出一个时代的巨匠的作品并列于世界之大观园中时，怎会不令人哑然失笑。

当代白话小说是借韵而非创魂，但拿百年白话文对标西方六百年小说史，本质是用短跑比长跑。

其实汪曾祺的“烟火气”、阿城的“棋道禅意”这些东西是可以提一提的。

但是太少了。

格拉斯微微挑眉，往前倾了倾身子：“可这些作品，为什么在西方很少被提及？是传播的问题，还是它们缺乏‘世界性’的共鸣？”

“两者都有，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世界性’，不是用西方的尺子量出来的。”

许成军拿起桌上的《清明》杂志，翻到《红绸》的节选，“比如我写的《红绸》，没学马尔克斯的‘魔幻’，也没学您的‘怪诞’，只写黄思源藏在红绸里的木梳、春燕绣了一半的手帕。

这些‘小物件’里，藏着中国士兵的家国情怀。

在西方，可能觉得‘不够先锋’，但在中国，有老兵读哭了，说想起牺牲的战友；有学生说，终于懂了‘保家卫国’不是口号。这种‘本土共鸣’，难道不是一种‘世界性’？”

张威连突然插话，他觉得这一刻的许成军好似背负了太多东西。

在所有人都觉得理应后退的时候，他一个人逆流而上。

你凭什么？

你想当英雄？

你当得了么？

他笑了，“君特，许说得对。中国文学从来不是‘封闭’的，只是我们的现代性，是‘带着根的现代性’。

就像这梧桐，要先扎在土里，才能长出新枝。许的《试衣镜》，用‘镜子’写普通人的渴望，既有鲁迅‘批判现实’的影子，又有宋代‘以物喻情’的传统，这就是我们的现代声音。”

格拉斯没立刻回应，低头喝了口茶，目光落在《清明》杂志的封面上。

过了半晌，他忽然问：“那你觉得，中国现代文学什么时候能真正‘走向世界’？西方读者要多久，才能听懂你们的‘声音’？”

“不需要‘走向世界’，因为我们的世界，本身就在故事里。”

许成军的回答出人意料，却让在场的人眼前一亮，“去年恢复高考后，复旦中文系的课堂上，有学生写知青的岁月，有学生写工厂的变迁；

年轻作家在用新的手法写现实——这些故事，不需要刻意‘讨好’西方，只要把中国人的日子写透，自然会有人听懂。

就像您的《铁皮鼓》，没刻意迎合非德国读者，却让全世界读懂了德国的创伤。中国现代文学，也在走这样的路。”

一旁听着这对话的作家、学者们有点不知所措。

冒犯么？

是否冒犯了这位诺奖得主？

他们有点忐忑。

格拉斯沉默了片刻，却忽然笑了，伸手拍了拍许成军的肩膀：“许，你让我想起年轻时的自己——

那时候我也总在反驳‘德国文学只有歌德’的论调。你说得对，文学的‘声音’，不是靠别人听见，是靠自己站稳。”

许成军想说点什么，却被格拉斯打断了。

“你跟学生们说的话，我带来的翻译后来跟我讲了，有你这样的年轻人在，我相信中国现代文学不是没有声音，是我们没认真听。”

“我很抱歉，我的言论可能冒犯到你，如果不介意，可以送我一些你的作品。”

许成军摇摇头：“跟您没关系，我们依然有很多需要进步的地方。”

君特哈哈大笑，“你的英文很流利，有些漂亮口音。”

他转身从公文包掏出一本德文版《铁皮鼓》，翻到扉页，用钢笔写下一行字：“致许成军——中国文学的根。”

递过去时，他认真地说：“回去后，我会跟德国的出版社建议，多引进中国现代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