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所以...我需要他们回来
王建设愣了两秒，没明白陈峰说的是什么意思，接着说道。
“可是……你现在这么做，是赔钱的，总得有个理由吧，光凭这个，太天真了...”
陈峰没有立刻回答。
他把手搭上栏杆，低头望着楼下那些埋头踩机器的女工，像在看一幅他已经看过无数遍、却始终看不够的画。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问了一个似乎毫不相干的问题。
“王主任，您最近去过城东老街吗？”
王建设没接话，只是眉头微微拧了一下——城东老街，是他小时候长大的地方。
“我上个礼拜路过那儿，”陈峰说，声音不重，像在叙述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早上七点半，整条街上几乎看不见一个四十岁以下的面孔。”
“卖油条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左手抖得厉害，夹不稳筷子，炸油条全靠右手单手翻。”
“他旁边的馄饨摊是他老伴在撑着，背驼得已经够不到灶台上面的调料架，脚底下垫了两块砖头才勉强站住。”
“我买了碗馄饨，就坐在路边吃。”
他顿了顿，接着往下说。
“对面走过来一个老太太，看着有六十上下，推着一辆婴儿车。车里坐着一个，手上牵着一个，背上还背着一个。”
“三个孩子，最大的不超过四岁，她走几步就停下来喘一阵，背上那个一哭，她就得蹲下来哄。”
“蹲下去倒容易，站起来的时候膝盖直打颤，要扶着墙壁撑好半天才能直起身。”
陈峰回过头，看了王建设一眼。
“我问旁边卖馄饨的婶子，那老太太的儿子儿媳呢？”
“婶子说——儿子在宁波建材市场扛货，儿媳在义乌的袜子厂踩缝纫机，一年到头回来一趟。”
“三个孙子，全搁在她一个人身上。”
王建设的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
他不需要陈峰来描述这些——他见过，不止一次。
但同样的场景，从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嘴里讲出来，分量不一样。
“您知道青泽县现在还剩多少所小学吗？”陈峰忽然问。
王建设想了想：“……十三所。”
“十年前呢？”
“……二十一所。”
“砍掉了八所。”
陈峰说，“不是因为什么教育改革、资源整合，是因为没有学生了。”
“城南的红旗小学，我专门查过数据——2017年一年级招生，整个年级总共九个孩子。”
“九个，凑不齐一支篮球队。去年这所学校彻底并进了城关镇中心小学，原来的教学楼现在改成了一家洗车店。”
他停了一下，语气沉了几分。
“王主任，您在招商局干了十二年，经手的都是厂子的数据、投资额、税收贡献。但有些东西，不在报表上。”
陈峰从栏杆边走回来，重新坐下，却没有靠上椅背。
他身体前倾，手肘撑在膝盖上——和王建设方才一模一样的姿势。
“护城河边那排老房子，以前县棉纺厂的家属区，您肯定知道。”
“我前天晚上从那儿路过，整栋楼六个单元，天黑着，就亮了四户灯。”
“其中一户窗台上放个破搪瓷盆，种了两棵葱，窗帘没拉严，一个老头，就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电视的光一闪一闪的，照着空荡荡的客厅。”
“他儿子呢？”陈峰看着王建设，“在苏州，女儿呢？在杭州，过年回来待三天，大年初三一早就得走。”
“剩下的三百六十二天，就那两棵葱陪着他。”
王建设的喉结滚动了一下。
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老太太今年六十七，一个人住在老城区的筒子楼里。
他每周去看一次，可每次去，她说的都是同一句话——“你忙你的，我没事。“
六十七岁的老人，独自守着一间筒子楼。
每天下午三点去菜市场买一个人的菜，晚上八点准时关灯——怕费电。
这叫“没事“。
“楼下那些女工里，有一个叫孟翠翠的，三十四岁，她儿子上二年级，老师让写作文，题目叫《我的妈妈》，她儿子就写了三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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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峰一字一句地复述出来：
“我的妈妈在很远的地方上班。”
“我不知道她在做什么。”
“我希望她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
“老师把那篇作文拍了照片发到家长群里，孟翠翠当时在浙江一家鞋厂的流水线上，看到那张照片，放下手里的活，躲进厕所哭了二十分钟。”
“哭完，出来，继续干活。”
“因为她不干活就没有钱，没有钱，她儿子连写作文的那张桌子都没有。”
车间里缝纫机的嗡嗡声，此刻听起来格外刺耳。
“我在外面见过太多从青泽县出去的人。”
陈峰的语速慢下来，每一个字都像是从什么很深的地方捞上来的。
“三十岁的女人在流水线上焊电路板，一个月四千三，租的房子连个窗户都没有。”
“手机里存的全是孩子的照片，翻一次，哭一次，过年抢不到票，只能跟孩子打视频。”
“屏幕那头孩子喊‘妈妈’，她在这头笑着答应，挂了电话，一个人蹲在厂房后面哭得浑身发抖。”
“我也见过留在县里的孩子。放了学没人接，背着比自己还大的书包，一个人走在路上。”
“傍晚的时候站在村口，往远处望——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也许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就那么站着，看着日头一点一点沉下去，等一个今年可能不会回来的人。”
王建设依然沉默。
“那些孩子打出生起，父母就不在身边。”
陈峰说，“从他们记事的那天开始，‘爸爸妈妈‘就是手机屏幕里的两张脸。”
“逢年过节回来待几天，还没认熟，又走了，他们不是不想家，是不知道‘家里有爸妈‘是什么滋味。”
他深吸了一口气，把目光从楼下收回来，看向远处灰蒙蒙的天际线。
“王主任，我在上海待过，魔都的繁华，我见识过，陆家嘴的灯光、南京路的人潮、张江高科的写字楼——确实漂亮，确实体面。”
“可是每到过年，上海就空掉一半，那些空出去的人去了哪儿？”
“回老家了，回青泽这样的小县城，回比青泽还小的乡镇，回那些连名字都没几个人听说过的村子。”
“他们在外面拼了整整一年的命，就为了回家那七天，抱一抱孩子，给爹妈兜里塞两千块钱，踏踏实实吃上一顿热乎饭。”
“然后初六天还没亮就爬上火车，再走一年。”
“您说......这叫什么？”
他看着王建设。
“这叫——人在那头，根在这头。”
沉默了几秒钟后，陈峰继续说下去，声音平稳，但每一个字都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
“上海不需要我，上海有的是人才，有的是资本，有的是机会，少我一个陈峰，它照样灯火通明。”
“但青泽县需要，这个地方需要有人把它从死循环里拽出来——不是靠上面拨一笔款，不是靠招一个大厂进来当救世主。”
“那些大厂来了，迟早也会走，因为说到底，它们不在乎青泽县的死活。”
陈峰的身子往前倾了倾，双手交握在一起。
“我开这个厂子，给工人开高薪，不是因为我人傻钱多。”他说，目光沉稳地落在王建设脸上。
“是因为我需要人。”
“我需要这七十二个女工回到家以后，告诉她们的丈夫、姐妹、邻居、亲戚——在青泽县，能挣到钱。”
“在家门口，能过上日子。”
“我需要孟翠翠的儿子下一次写《我的妈妈》的时候，能写上这么一句——‘我的妈妈每天骑电瓶车送我上学。”
“我需要护城河边那栋老楼里的老头，今年除夕坐在电视机前的时候，身边能坐着他的儿子和女儿。”
“我需要城东老街上那个背着三个孩子的老太太，身边有人陪伴。”
“我需要那些散落在广东、浙江、江苏的青泽县人，听到一个消息——家门口，有一份月薪过万的工作，在等着你回来。”
他的声音在最后一句话上轻了下去，像一根绷紧了很久的弦终于放松了一点。
“所以……我需要……她们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