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章 除了兄弟情外，大概还有其他的
张德明语气很淡，没有拍胸脯，没有说“咱兄弟一场这点忙算什么“。
就是很平地说了一句，像帮人递一把锄头那么自然。
那天晚上他们喝到十一点。不算很晚，两块五的酒喝了大半瓶，没醉，但脸都红了。
陈建国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下。
“德明。“
“嗯。“
“这事要是成了，窑上的活儿随便你安排人，你有什么亲戚朋友想来干的，工钱跟别人一样，不会少。“
张德明靠在门框上，胳膊交叉抱着。
“我不是图这个。“
“我知道。“陈建国点了下头。“但我得把话说前头。“
“……行。“
门关上了。
陈建国走在回村的土路上，月亮很大，照得路面发白。
他走得很快，脚步比来的时候轻了不少。
那天晚上他没睡着。
不是兴奋，是在心里把张德明说的每一句话又过了一遍。
他不知道张德明要帮他跑的那些东西，批地、签字、写申请、找领导汇报，在官场里意味着什么。
他只知道张德明答应了。
答应了就行。
接下来的两个月，张德明几乎把他这两年攒下来的全部政治信用都押了上去。
批地的手续在县里要走三个部门。
国土、农业、还有开发办自己。
每一道关口都要有人签字，每一个签字的人都要被说服：这块地拿来烧砖，值不值得？会不会出事？出了事谁负责？
张德明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地跑。
他在国土局的会议上做汇报，把陈建国那个皱巴巴本子上的数据誊抄到正式的报告里，配上他自己写的可行性分析。
他拿着报告去找分管副县长，在走廊里等了四十分钟，进去谈了十五分钟。
出来的时候，副县长没说行，也没说不行，说了句“你们开发办拿个意见上来“。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你自己签字，出了事你自己兜着。
张德明签了。
一九九一年冬天，黄泥岗的那块地批了下来。
陈建国带着借来的钱和村里十几个闲汉，开始建窑。
他是真拼命。
窑体是他自己设计的，不是图纸上的设计，是他脑子里的。
他蹲在地上用木棍在泥地上划，划一个圈，再划一个烟道，比划着跟人讲，这里砌多高，那里留多宽。
干了十几年泥瓦匠的手，砌起墙来又快又直，工人们跟不上他的节奏，他就自己上，从早干到天黑，手套磨穿了三副。
那年冬天特别冷，黄泥岗上风大，刮在脸上像刀子。
工人们缩在临时搭的棚子里烤火，陈建国披着一件军大衣在窑口检查砌好的内壁。
火光映在他脸上，二十四岁的脸，被风吹得皴裂，但眼睛是亮的。
他给工人开的工钱，差不多是其他窑的1.5倍。
不是他大方。是他算过了，高出的工钱，能留住人。工人也更卖力，窑不停，砖才能不断。砖不断，才有钱赚。
这笔账他算得清楚。
但有些账，他算不清楚。
一九九二年开春，窑点了第一把火。
第一窑砖出来的那天，陈建国蹲在窑口，一块一块地敲。
声音清脆，硬度够，棱角利，成色好。
他把一块砖翻过来，摸了摸底面，平整，没有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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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笑，但蹲在那里好长时间没站起来。
砖烧出来了，卖得也快。
周边几个乡镇正在搞基建，县里的中学要翻新围墙，镇政府要加盖办公室，还有源源不断的农户要盖新房。
陈建国的砖质量好，价格比外县拉来的便宜一截，不愁销路。
窑厂的工人从最初的十几个，慢慢涨到了四十多个。
都是附近村里的。有些是没出去打工的闲汉，有些是出去了又回来的，在外面干了几个月，觉得太远太苦，听说村里有人开了窑，工钱还不低，就回来了。
那大半年，是陈建国这辈子过得最顺的日子。
窑在烧，砖在出，钱在进，他还清了一部分借款，又添了一台手扶拖拉机专门拉砖。
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天黑透了才回去。累，但踏实。
陈建国的窑烧起来以后，周边乡镇的人看见砖好卖，也跟着搞。
但多数人没有张德明那样的关系去跑手续，干脆就不批了，找块地，垒个土窑就烧。
没人管，就接着烧；有人问，就说试试看。一年多下来，全县大大小小冒出来三十多个。
张德明偶尔会来窑上看看。
不是公事，是私下来的。他从来不在上班时间来，都是周末或者傍晚。骑一辆二八大杠，车后座上有时候带着两瓶啤酒。
两个人就坐在窑口的石头上喝。
不说什么大话。说的都是具体的，下个月煤价可能涨，你备一批；东边那条路县里说要修，到时候砖的需求量还得上来；你那个拖拉机该上牌照了，交警最近在查。
张德明知道的消息比陈建国多，不是因为他故意打听，是坐在那个位置上，消息自己会流过来。
他把对陈建国有用的捡出来，不动声色地递过去。
不邀功，不提醒对方这是我帮你的。
递过去就完了。
但后来陈建国想起这些来窑上的傍晚，总觉得张德明的眼神里有些东西他当时没看懂。
张德明每次来，都会在窑口站一会儿。
不说话，就看着窑火在膛里烧，看着砖坯整齐地码在铁架上，看工人们进进出出地忙。
那种眼神，不像是在看别人的东西。
陈建国说不上来，他那时候满脑子都是产量和销路，哪有心思去揣摩一个人看窑火的眼神。
很多年以后他才反过来想，张德明在帮他跑手续的时候，报告写得很快。
那份可行性分析，格式工整，数据扎实，不像是现写的，倒像是翻出一份旧稿改了改。
他渐渐觉得，张德明帮他那件事，也许不全是兄弟情分。
张德明自己也想把黄泥岗那片土用起来。他写过报告，做过调研，走过那片土地。
但一个二十五岁的副主任，写了报告没人理，提了方案没人听。然后陈建国拿着一个算好账的本子出现了。
两个本子上的结论是一样的，同样的土质，同样的市场，同样的判断。
区别在于，陈建国不是在纸上算，他是真的要干。
陈建国不确定自己猜得对不对，他从来没有问过张德明，也不打算问。
但如果猜得没错，那张德明帮他跑手续的那两个月，心里除了帮兄弟之外，大概还有一股劲，想证明自己那份被锁进抽屉的报告是对的。
这不是坏事。
但它让后来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变得更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