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0章 张潮的文学自白书

看着张潮的身影消失在鲁院办公室的门口，铁宁转头无奈地向王濛叹了口气。

王濛笑道：“这小子，向来和泥鳅一样，滑不溜手。没事，他还年轻。过几年再说。”

铁宁道：“您也太向着他了。其实加入协会，也不是要管着他。我们也是希望他能多参加活动，多融入文艺界大家庭。

现在不少年轻作家眼里，我们协会要么像龙潭虎穴，要么就蝇营狗苟。其实我们是急需要新鲜血液加入，才能改革那些弊端。”

王濛没有接这个话茬，而是道：“不管张潮这边肯不肯，那些人也要敲打一下。”

铁宁也严肃起来，点点头道：“80年代恢复对外交流以后，中国文学界还没有丢过这么大的人。”

王濛道：“我刚刚对张潮说我们的对外工作做得不差，其实还是有点心虚的。现在美国、岛国那些和我们关系不错的作家，都是早年打下来的老底子。

这些作家年龄普遍偏大，而且一个接一个地凋零。外国的中青年作家，尤其是有影响力的作家，我们的交流工作做得不好，很生硬。

其实IWP的卡尔森对张潮拉拢张潮的方法，其实对大部分作家来说挺有诱惑力的。奈何张潮个人情况太特殊，个性也太特别了。

换一个人去，结果就大不相同。这也提醒我们，工作方法要与时俱进了，别老是请过来茶话会、招待所。”

铁宁苦笑道：“您说的都对，可是经费从哪儿出……”

闻言王濛也说不出话来了。

和很多人印象里不同，这两个协会都不是什么管理型的机构，对加入协会的成员没有约束、管理、惩罚的权利。

除了专职的主席、秘书长，驻会的副主席，还有必要的一些维持日常运转的工作人员，其余成员都是没有工资的。

如果主席是非专职的，也没有工资。妥妥的清水衙门一个，每年的预算很有限。组织外国作家来华访问开销很大，而且也有一定风险。

所以有此类活动，一般都是其他单位、部门组织，两个协会配合。

像IWP这样一年砸几十万美金的活动，铁宁是想都不敢想的。

2月16日，燕大、燕师大陆续开始有学生返校；20日，正式开学。

这个学期张潮理论上能毕业，但是必须要交出一篇合格的毕业论文和一部合格的毕业作品。

张潮准备将两者合二为一！

毕业论文，他上学期交的开题报告，选择的就是王小波的《万寿寺》，切入点是这个小说的核心技巧：“繁复叙事”和“元叙述”。

首先是“繁复叙事”。《万寿寺》不厌其烦地将“红线盗盒”这个唐传奇故事叙述了22遍。每次叙述从方式到内容都迥然相异，又隐约相关。

它的主干情节是丧失记忆的“我”（王二）在发现旧日手稿、重述手稿的过程中恢复记忆，里面穿插着：1、薛篙故事的旧日手稿；

2、“我”在尚未恢复记忆时改写的薛篙故事；

3、丧失记忆以前想好、恢复记忆后写下的薛篙走上塔顶去修锅炉的故事；

4、为了“和没有记忆的生活告别”而写下的故事：长安奇情。

整个故事不断开始，不断重复，周而复始。

在张潮眼里看来，这个故事中的人物性格、关系设置、情节发展、逻辑因果一次又一次的被创造，而后被颠覆，再创造，再颠覆……

薛嵩、红线、雇佣兵、老妓女、小妓女、刺客（们）……这些人物幽灵般出没于叙述的迷宫，性格随着时间、地点、环境、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如同古城长安的鹅毛大雪，借物赋象，从风飘零，即令生死大事也随着各种情节因素的编排组合而呈现出多种可能性。

作者不再试图将读者纳入唯一的故事线索中，而是像蛛网一样拥有交叉辐射的迷宫结构。

这种风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形式探索大师、意大利当代小说家卡尔维诺那些带有强烈探索性质的小说的影响，《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命运交叉的城堡》，以及《寒冬夜行人》。

其次是“元叙述”，即小说创作本身成为描述的对象，使叙述行为直接成为叙述内容。

自觉暴露叙述行为的小说技巧并非是现代主义小说家们的独创，中国古代的章回体小说从诞生之初便一直有“说书人”的这一叙述者在提醒“诸位看官”。

17世纪的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也一再宣称这本小说来自于自己在市场上找到的某篇残稿。

这些“元叙述”大都是在小说的开头或者结尾作为提示性的语言存在，并不对故事本身的虚构性造成破坏。

现代主义小说家们则直接在小说行进的过程中插入“元叙述”的内容，刻意强调叙述的虚构性，甚至还会袒露自己安排情节的初衷和动机。

尽管小说的虚构性被暴露了，但并不意味小说寻找到了虚构以外的讲述方式，暴露只是为了更好的虚构，是用真诚的方式掩盖虚构的技巧。

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往往极力掩饰小说的虚构性而把小说描写成现实，也努力让读者相信小说不是什么反映生活的媒介，它几乎就是生活本身。

而“元叙述”则故意揭露小说的虚构性，拆穿小说所描写的生活与现实同构的假面，从而从根本上刺激意识的重新觉醒。

就如华莱士·马丁曾在《叙事学》中言道：“它们使我们吃惊地意识到，我们正在与之打交道的不是世界本身，而仅仅是世界上的又一种事物，一种由人创造的东西。”

这个发现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打击是致命的，所有它打着真实的名义所进行的教化、引导都遭到了根本性的质疑，而且它让读者猛然意识到传统现实主义获取信任的方式不过是一种掩盖得更好、更富有欺骗性的技巧。

这个发现激怒了读者。中国1985年以后的先锋小说就是用这种方式彻底打击了传统写作，迅速占据了文坛。

而无论是马原（《冈底斯的诱惑》）、莫言（《酒国》等）都没有像王小波一样，在作品中将叙述行为暴露地如此彻底——暴露小说来源、暴露创作过程、袒露创作技法。

王小波也站在了国内作家技巧性的顶峰。

而无论是“繁复叙事”，还是“元叙述”，都是王小波在着力探讨的卡尔维诺的一个理念，即小说像计算机科学一样，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如今，先锋文学已经在国内退潮，当年叱咤风云的先锋作家群们，要么淡出文坛，要么纷纷让作品披上了现实主义的皮。

张潮成名作《少年的巴比伦》，一度被评论界视为先锋文学重回主流视野的复兴象征。

但是很快，张潮用他的后续几部作品表明，他似乎更有兴趣做一个通俗文学作家。不少文学爱好者对此还是颇有微词的。

而张潮自己知道，对纯文学小说技巧的热爱，其实从未在他的心中熄灭。

对《万寿寺》文学技巧的探索，目的是为了完成他的毕业作品——《刑警荣耀》。

其实在那天晚上，他和余占冬，就在车里完成了一次极具先锋色彩的文学创作。

余占冬的故事和张潮的故事，看似蓝本和再创作的关系，是硬币的两面。

但谁又能保证余占冬的故事，就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尤其是与自身的关系越紧密、情感刺激越强烈，就越容易放大以及忽略各种细节。

而故事里的程队长，在一次又一次的追凶过程中，对自己的遭遇又有着怎样的记忆？

张潮决定在这部小说中，回归纯文学，像一封自白书，当成送给自己的毕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