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代表想到的不仅仅是51区，而是51区和它衍生出来的产物：香江。
一直以来华国都在香江拥有不俗的影响力。
中间的分界点是五年前的沙头角事件。
在那之前，华国在香江存在于地下，存在于属于他们的报纸舆论阵地上，存在于广大对香江发展不满的本地民众之间。
这样的存在是广泛而分散的。
现在，华国在香江的存在更加具象化，包括了香江海运、熊猫电子、百花传媒、凤凰纺织、熊猫银行等一系列的存在。
凤凰纺织是因为越战阿美莉卡的军购需要，从阿美莉卡本土进口也好，又或者是从霓虹、高丽进口也好，成本都不如直接从香江本地进口华国货来的物美价廉。
过去华国的纺织品通过类似于莱比锡贸易博览会的形式在经互会国家阵营中流通。
从1968年开始，华国的纺织品开始通过香江这个出口管道出售给自由阵营。
准确来说，一直以来华国都有和自由阵营做生意，像法兰西、自由德意志、英格兰，这些国家和华国都有贸易往来，他们购买华国的商品，出口具有工业属性的商品，像自由德意志甚至打包出售工厂给华国。
但过去的贸易是片面的，是部分的，是有选择性的。
但现在以香江为管道，以企业为载体，新的贸易形式是更加市场化的。
因为美元太香，在这个美元还叫美金的时代，这玩意比卢比好使太多，能买到的商品也要好太多。
导致华国对苏俄相关国家出口的各类商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在这个时代，华国甚至在国际海运标准委员会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英格兰的劳埃德有着广泛的合作。
现在的香江，英格兰存在于明面上，掌管税收和少数金融产业。
阿美莉卡吞噬掉了大部分金融产业。
至于华国，华国吞噬了这个帝国边缘的制造业。
还有某个不知名的势力，只能在报纸上狗吠不已，呼吁英格兰和阿美莉卡要调查这些“特别”企业。
林燃在拿了祭侄文稿不干活之后，他们在香江的一家小报上控诉林燃是**。
结果第二天那家报纸就被港督府勒令关门了，甚至连带着薛人仰都被警告了。
搞得薛人仰在办公室破口大骂。
说阿美莉卡佬被林燃蛊惑了，看不出他的狼子野心，说他们才是阿美莉卡最好的伙伴。
不过，想什么呢，在这个时代，只可能狗摇尾巴，怎么可能尾巴摇狗。
别说这事压根没有石锤，就只是他们吹风，就算真的有石锤，现在这个时间节点，阿美莉卡也只会选择压下去。
对阿美莉卡而言，一方面是为了保持能继续和谈的契机，另外一方面是香江有华国的存在对阿美莉卡的利益集团是好事，所以哪怕他们叫的再凶，阿美莉卡也没有干预香江的新现况。
华国代表很自然的想到了香江。
如果华国要和东南亚合作，要把东南亚当成是整个冷战中的样板，他们要从中获得影响力和经济利益，香江就是最好的案例，把香江经验推广到整个东南亚。
对华国而言，如果能做到，不仅仅是影响力，在经济上也会有巨大的好处。
“教授，香江是否是一个合适的样板？”华国代表轻声问道。
“您说的没错，香江就是过去的案例，它不仅仅是案例，它也揭示了阿美莉卡自身无法回避的局限。”林燃佩服对方的随机应变能力，年迈又经历了漫长谈判却还能第一时间做出最准确的判断和最恰当的举例。
果然任何一个能够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人物，都有着无法忽视的闪光之处。
当然，林燃自始至终都没有忽视过对方。
林燃停顿了一下，语气变得更加肯定：“就像苏俄的实力建立在墨卡托投影之下，同样的，阿美莉卡的实力也并非无限。
您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帝国在全球铺设了过于庞大、过于沉重的势力范围。
从欧洲到中东，再到拉丁美洲，最后深陷于安南的泥潭。
他们的金融资本可以无限扩张，但他们的实体运营和维护成本，早已让他们筋疲力尽。
帝国可以吞噬金融，可以用资本控制来放贷、收割利益，但它无法有效建设和运营每一个角落的港口、工厂和基础民生。
尤其是在东南亚这种基础设施薄弱、政治环境复杂的区域。
华国和阿美莉卡合作下的香江，远比帝国任何一个海外势力范围都要运营的更好。
阿美莉卡需要分担者，需要一个可靠的实体运营者。
华国可以充当这个角色。
以香江为蓝本，推广这种合作模式。
阿美莉卡掌控金融资本的干预权、美元结算的主导权，从东南亚的金融市场和高附加值产业中获取利益。
阿美莉卡负责放贷和收钱。
贵方负责实体经济的建设、贸易网络的铺设、基础设施的运营、以及对原材料和制成品供应链的控制，负责干活和赚取利润。
当下白宫对停火的需要就是最好的谈判筹码。
在当下这个时间点，华国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意愿，渴望和平的中南半岛很难拒绝这样的提议。
对阿美莉卡而言，他们也可以不用投入各类资源，还能继续在这个区域抽血。
这是一场新合作形式，也是双方建立更深层次合作的绝佳契机。
通过这种利益捆绑，能够迅速将香江经验推广为整个东南亚不可或缺的经济秩序。”
说白了，这其实就是后来霓虹在东南亚做的。
初期在东南亚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中期在东南亚搞制造业转移和政府开发援助，最终实现了数千亿美元的累计经济利益。
一直到21世纪的20年代，霓虹的汽车产业都在东南亚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
可以说二战时候霓虹想做而没能做到的，在冷战后期给实现了。
它们获得的不仅是贸易上的顺差，更是通过产业转移建立的区域生产网络所带来的长期战略性利益。
华国代表安静地听着，眼神中的光芒越来越盛。
他知道，这不是简单的外交交易，而是在冷战格局下，重新定义大国博弈规则的宏大尝试。
他深吸一口气，语气变得果决而严肃：“这是一个极其大胆，但又极具可行性的设想。
教授，这个方案，我们会认真考虑。”
林燃幽幽道：“如果华国愿意，我有把握说服尼克松总统，我相信他会对这个方案很感兴趣的。”
林燃一直很清楚，其实最大难度不是说服华盛顿，而是说服燕京。
换了尼克松之后，先不谈尼克松本人一直都想要和谈，基辛格这位现实主义大师，主张的也是修复和华国之间的关系。
两人本来就想要和华国关系正常化，而不是把华国推向苏俄。
更重要的是经济，根本在于经济。
阿美莉卡的经济状况很不好。
漫长的越战已经一定程度上挖空了阿美莉卡的经济。
军工复合体们是赚的盆满钵满，但阿美莉卡没有分到蛋糕。
五角大楼的合同像瀑布一样流向洛克希德、麦道、雷神和史密斯专员们，他们赚得盆满钵满，但蛋糕却没有分给阿美莉卡。
此时白宫面临的是巨大的赤字。
这些赤字是通过不断印钞来弥补的，而这正在无情地吞噬美元的信用。
随着阿美莉卡不断发行新的美元来支付战争开支和国内福利，世界各国央行持有的美元远远超过了他们能够提供的黄金储备。
其中各国更是直接用行为在不断地给美元投下不信任投票。
像法兰西，戴高乐公开批评美元，认为美元是超级特权，法兰西一直是去美元化的先锋，戴高乐责令法兰西央行把大部分美元换成黄金，他们甚至用军舰把美元运回国内。
欧洲国家们纷纷效仿。
在整个1970年，美元外流100亿，都被换成了黄金运回各国国内。
如果历史没有转弯，那么到了1971年，这个数字会变成300亿美元，不是全年三百亿，是前七个月三百亿，一直到1971年的8月，阿美莉卡的黄金储备已经急剧减少到无法继续支撑美元对外兑换承诺的程度。
这直接导致尼克松在1971年8月15日发表著名的电视讲话，单方面宣布关闭黄金窗口，永久性地终止了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兑换。
这也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实质性瓦解。
所以对阿美莉卡而言，如果和华国的合作能帮助他们体面地结束越战，能为他们带来急需的稳定贸易和利润，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将华国从名单中删除。
对于一个面临经济崩溃的帝国而言，意识形态的偏见永远要让位于冰冷的国家利益。
当然，这样的谈判同样有着时间窗口。
越临近阿美莉卡做出要摆烂的决定前条件越好谈下来，但一旦当阿美莉卡摆烂，反而变得不好谈。
他们都摆烂了，你反而会失去机会。
所以现在，千载难逢的时间窗口就摆在眼前。
林燃没有说话，而是在笔记本的白纸上绘制图表和数字。
第一张图表的标题则是阿美莉卡黄金储备覆盖率和流通美元。
第二张图表则是阿美莉卡的国际收支情况。
年份是1960到1970之间。
第三张则是从1968年到1970年的COMEX黄金价格变化情况。
“尽管美联储强行将黄金价格定在35美元，但在公开市场上，黄金价格已经被抬高了近12%。
国际资本，正在用真金白银投票，告诉世界：美元不值它宣称的价值。
西德马克和瑞士法郎等硬货币，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对美元升值，而阿美莉卡的通货膨胀正在吞噬阿美莉卡民众的储蓄。
阿美莉卡内部的怨气不仅仅来自于越战前线士兵们的伤亡，还来自于他们实际购买力的下降。
现在的情况已经恶化到了，哪怕像胡佛事件这么恶劣的事件，都没有办法让阿美莉卡民众继续支持越战。
这些数字清晰地表明，阿美莉卡已经没有能力再同时打一场越战，维持全球的地位，并遵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承诺。
白宫，正坐在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金融火山口上。
华国现在不是去求得合作，而是以一个救火队长的姿态，去谈判一个对双方最有利的经济秩序。”
林燃说完后，把图表撕下来递给对方：“像现在这样的时间窗口一旦错过，也许永远都不会再出现。”
赖账一时爽，一直赖账一直爽。
等到阿美莉卡明年不遵守布雷顿森林协定之后，现在的条件，到了那个时候就未必能谈到。
华国代表当机立断选择回国。
对方走之后，林燃的任务也就只剩下了数学家大会，大会官方邀请他在闭幕式上做总结发言，总结60年代，以及展望70年代。
既是数学，又不仅仅是数学。
地中海的夕阳将金色的余晖倾泻在尼斯市议会宫的大会堂内。
今年的数学家大会和往年不一样，格外的漫长。
往年也就十天左右，今年整整开了一个月。
其实这也是地位和影响力的体现。
就为了满足林燃和华国之间的谈判，数学家大会就延长到了一个月，来参会的数学家们也没有什么怨言。
大家调侃，就当是在尼斯这个地中海地貌的地方度假了一个月。
大厅内，近三千位来自六十多个国家的数学家们坐在深红色的折叠椅上。
年轻的后辈们正激动地与大师们握手，大家需要社交，需要从大师那获得灵感，在数学领域问题远比答案更重要。
不想社交、不用社交的大佬们则坐在角落里，时不时安静地交流两句。
主席台上，一块巨大的黑板被擦得干干净净，仿佛象征着所有证明在这一刻已暂时搁笔。
主席皮埃尔站起身，走到了麦克风前。
他没有急着说话，而是环视全场。
随着他的起身，大厅内的交谈声如潮水般缓缓退去，最后只剩下空调机轻微的噪音。
“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同行们，在过去的三十天里，这片蔚蓝海岸不仅沐浴着地中海的光芒，更被人类智慧最耀眼的光芒所照亮。
我们见证了巴克对数论中超越性的精妙突破；我们赞叹于广中平祐那如同建筑般宏伟的奇点消解理论；我们追随诺维科夫那令人敬畏的拓扑学之旅；我们更折服于汤普森对有限群分类的深邃洞察。”
这是今年四位菲尔兹奖得主。
他的目光转向左侧，那里坐着几位年轻的获奖者，他们谦逊地向听众微笑。
“我们在这里，庆祝四位菲尔兹奖得主跨越旧有界限的勇气。
但我们更应该庆祝，我们所有人都跨越了边界。我们穿越了国界，穿越了语言的障碍，穿越了代数与几何、离散与连续之间的鸿沟。
我们坐在同一片星空下，手握共同的火炬，对真理永恒的追求。”
皮埃尔双手轻放在演讲台上，接着说道：
“然而，当我们即将离开尼斯，回到我们的大学、我们的研究所时，请记住，数学不仅存在于抽象的空间里，它也存在于我们所处的这个纷乱的世界中。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
我们有能力将人类送上月球，但我们还未能解决地面上的饥饿与冲突。
在某些地方，我们的学生正在街头要求变革与和平。
而我们，数学家，绝不能将自己隔绝于世界的噪音之外。
我们的逻辑，我们的思考，我们对事实不妥协的坚持，正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解药。
让我们的思考不再只是象牙塔中的游戏！让我们的智慧服务于我们所处的社会，去解析混沌，去寻找和谐，去构建一个更理性的未来。
这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责任，也是我们对青年一代的承诺。
接下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教授为我们做最后的总结发言，以及四年后，我们温哥华见。”
最后，他深深鞠躬后，向台下伸出手作邀请状。
“大家好。”
林燃只是这么短短一句，台下就响起了山呼海啸般的掌声，影响力在此刻几乎凝聚成了实质。
台下的记者们知道没有提问环节，但他们还是把手高高举起，试图从林燃这得知谈判的最新消息。
“无论世界如何喧嚣，真理与逻辑，永远是我们共同的庇护所。
战争可以摧毁一切，但无法摧毁我们脑海中的想法。
我的好友格罗滕迪克因为战争的缘故拒绝前来领奖，此刻他正在安南讲学。
我的另一位好友史蒂夫·斯梅尔更是积极参与反战行动，而被阿美莉卡国会调查。
台下有安南裔的学者范廷义教授，他更是对故土的战争感到关切，希望能够和平结束。
我的前辈们则呼吁我，认为我不应该把太多的精力放在政治和航天上，他们觉得我的天赋如果放在数学上，也许早已完成了伦道夫纲领的验证。
尤其是我的导师西格尔教授，他更是希望能够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我能做到数学上的统一，能够为不同数学间架起桥梁，能够开创新的数学。
但我想，数学不仅仅只是数学。
我在过去的六十年代，将数学应用到了很多领域，就像刚才皮埃尔主席提到的那样，我们把人类送上了月球，数学构建起了整个阿波罗登月的地基和骨架。
如果没有微分方程和数值分析，我们得不到地月转移轨道的精确解。
如果没有卡尔曼滤波，我们没有办法在有限的计算资源下，准确地知道飞船在太空中的位置。
如果没有傅里叶分析和香农信息论，我们做不到让地球的声音准群穿过空间的距离，让飞船上的宇航员听到。
数学是如此的无处不在。
在座各位又是如此的重要。
我想数学家们不仅仅要关注逻辑的世界，还可以关注现实世界，可以把自己所学应用在现实上，我相信现实也会给大家令人满意的回报。
比如四年前的数学家大会上，我提出了可以用计算机技术解决四色问题，前年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的学者们先后用计算机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
现实世界的成果同样能够反哺理论世界。
我不仅想要架起不同数学世界之间的桥梁，我同样想要能构建起从理论世界到现实世界之间的桥梁。
希望各位也能分一些精力到相关工作当中。
最后我想谈谈和平，今年在尼斯，我见到了华国方面的代表，过去我和苏俄代表开展过会谈，半年前和北越的代表展开过围绕着和平的畅想。
后来我没能阻止战争，北越在媒体上把我宣传成忽悠他们的战争贩子。
我想这是一种误解，我能做的事情很有限，我只是白宫的工作人员，我不是白宫的主人，我没有办法做最后的决定。我想，这是一种深刻的误解。
我的角色是绘制地图，设计路线，评估风险，但最终选择走哪条路的不是我。
我被赋予了责任去谈判、去沟通，但没有被授予最终的权力去停止流血。
这种内在的矛盾，是我在现实世界中必须承受的重压。
而数学世界，就是我寻找内心平和的避难所，它是我内心的瓦尔登湖。
现实世界让我感到苦恼，数学世界让我内心平静，我知道现实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完美，但我必须承担这样的责任。
因为，在政治中，承担责任不是因为你拥有全部权力，而是因为你参与了过程。
最近，我也和英格兰、法兰西、东西德意志的政治家们都展开过讨论。
他们都在寻找一个稳定、持久的欧洲架构。
他们所追求的，与我们所追求的，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我们都不希望战争再次发生，不希望第四次世界大战像爱因斯坦先生所预言的那样，人类是用木棍和石头在打仗。
我们都寻找一个平衡，让未来可以被预测，而不是被意外主宰，寻找一个和平的未来。
哪怕有一百万种未来的时间线，只有一种是和平贯穿始终，那我也想找到他。
我们都在试图从混乱中提取秩序。
各位，我想，你们在未来可以尝试着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将数学用在各个领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让我们共同为可能的和平未来努力。
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领域，为和平做出努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