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外交条线的官员，官衔从低到高，资历从浅到深，各不相同。
但他们神情的苦闷，心情的低落，对未来的彷徨，几乎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三人都不知道未来该何去何从。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得罪教授。”刘锴说道：“他怎么对我们，我们都需要讨好他。”
这也是刘锴的苦闷更深的缘故。
别人摆明了不给他们面子，他们却还不得不继续讨好对方。
这种讨好，比舔狗单方面付出还要夸张。
再败家的舔狗也不至于送出《祭侄文稿》啊。
在座的三位，级别都不够知道刺杀林燃计划。
他们只能看到，明面上，周书楷等人依然要源源不断地给林燃送礼，讨好对方，哪怕对方在华盛顿不会起任何的助力。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憋屈了。
结合时下风雨飘摇的国际关系，气氛显得无比凝重。
“刘代表，高参事，除了政治外，我们在经济上也不得不仰仗教授。
他的地位实在太过于特殊，他现在选择的是不帮我们，但如果我们忽视他，无视他，他很可能选择站到我们的反面去。
他的破坏力是巨大的。
从去年开始，我们见识到了半导体产业在军事层面的应用。
从更早开始，我们的侦察机就不太敢飞到大陆那边去。
很显然，在更早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将半导体应用在了军事领域。
我三个月前陪孙部长和李部长前往硅谷考察，和RCA的潘总经理还有德州仪器的张部长沟通。
他们都表示愿意和我们合作，愿意来台发展半导体产业。
可他们无法绕开的机构叫半导体产业发展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正是教授。
我们的半导体战略构想，只要教授不签字，会永远停留在纸面上，永远只是蓝图而已。”陈文德解释道。
显然，陈文德不是什么普通秘书。
普通秘书怎么可能能获得跟着孙云璿和李国鼎去考察的机会。
他姓陈。
孙云璿1969年10月转任经济部长，李国鼎是前任经济部长，孙云璿接任之后，他调任财政部长。
潘文渊是RCA的副总，RCA是光刻机公司，在1970年的时候地位类似于ASML。
潘文渊向台北提出应该要跳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直接发展高附加值的半导体技术。
他一手促成了RCA转移半导体技术，签署了ITRI-RCA技术转让协议。
ITRI全称是台北工业技术研究院，后来孵化出了台积电、联电这帮企业。
张忠谋此时担任德州仪器半导体部门的总经理，在1968年的时候，他则促成了德州仪器总经理和他一起前往台北考察，和台北方面商讨建厂方案，与李国鼎见面。
本来台北发展半导体产业要在1974年才正式做出决定，1976年ITRI和RCA签署技术转移协议。
但在这个时空，越战发生的一切加上熊猫电子等一系列事件，都加速了这一进程。
去年他们就决定要大力发展半导体产业。
今年则是到硅谷化缘，试图从硅谷招商引资。
从建厂到技术转让，他们全都要。
陈文德说的还低估了林燃。
林燃的准确职位是高新技术发展委员会的主席，半导体技术只是这个委员会下面的分会之一。
整个高新技术包括了四类：航天航空、半导体、先进材料和生物医药。
刘锴听完之后无奈摇头道：“文德，你说得没错，教授就是阿美莉卡无法绕过的大山，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学着和他打交道。
这是无法避免的，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他，我们都要尊重他，需要恭维他。
一切都是为了DG。”
11月的吉隆坡温度适宜，基辛格率领一个由财政部和企业家组成的东南亚经济合作考察团抵达吉隆坡，并下榻吉隆坡湖畔酒店。
基辛格提前到达，等待着华国代表团的抵达。
任何接触都是要有铺垫的。
大象掉头，不是说直接就转。
像历史上，华国和阿美莉卡之间的谈判，有乒乓外交做铺垫，有基辛格访华做铺垫，有解除旅行限制和对华贸易限制。
在这条时间线，则是有华国-阿美莉卡数学家大会，有林燃尼斯会谈作为铺垫。
尤其是尼斯会谈，其延伸的桃色新闻轰动全球，成为经久不衰的新闻热点。
其中一个有趣的插曲是《007》，他们表示要以此为背景拍摄新的系列。
导演甚至在接受报纸采访的时候把大致剧情都说了：要以教授和王妃之间的情感纠纷作为背景，007则负责解救被佛朗哥将军追杀的教授。
把看到新闻后的珍妮气得不行。
华盛顿意外发现了一个绝佳的舆论缓冲带。
正是因为有尼斯会谈作为铺垫。
尼斯会谈的背景是华人之间的对话，虽然有对和平的呼吁，但和政治无关。
不管外界信不信，至少白宫是这样说的。
而现在阿美莉卡民众的注意力被彻底转移。
当媒体忙着炒作王室八卦时，白宫顺势将“两国接触”包装成“尼克松政府为世界寻求新的和平方案”，他们事先做过调查，发现阿美莉卡大部分民众并不反感两国接触。
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的会面不再需要像历史上秘密会谈，而是一场光明正大的高层会谈。
这次是高度政治性的。
也是刘锴等人悲观的来源。
眼瞅着自己被卖的滋味可不好受。
谈判前夜，吉隆坡下起了暴雨，热带的季风携带着湿热的气息，压抑着这座城市。
基辛格的套房内，一份秘密文件送达，内容是关于东盟成员国在外交上的最新动向。
东盟成员国通过私下渠道向阿美莉卡的外交官释放了《吉隆坡宣言》的构想，他们希望能够寻求东南亚成为“和平、自由与中立区”，并要求外部大国对区域中立性予以尊重和保证。
外部大国还能是谁？
自然是这次谈判的双方阿美莉卡和华国。
除此之外还有远在北边的苏俄了。
关于吉隆坡宣言的构想最早始于1968年。
这里需要提一下，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在那年美苏和英法做过一场，最终英法大败，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大降，从全球性大国沦为地区性大国。
随后到了1968年，英格兰选择在苏伊士地区全面撤军，除了撤军外，他们还撤回了在大马和狮城的防务，在东南亚留下了安全真空。
伴随着的是战争如火如荼地展开。
亚洲各国深刻感受到了被大国冲突卷入的风险。
没人想火中取栗，大概率栗没取到，火把自己给烧没了。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像那样鲁莽。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马的阿卜杜勒·拉扎克首次提出了中立化的概念。
他认为，我们必须将自己从大国竞争中抽离出来，实现自我保护。
这一概念后来演变成了吉隆坡宣言的倡议。
原本将在1971年签署。
但在机缘巧合之下，提前到了今年。
能干预的大国都来了，此时不签更待何时？
因此五国外交官同时出现在吉隆坡。
如果大国都没有异议，那么他们就顺势在两国代表的见证下签署《吉隆坡宣言》。
基辛格坐在窗前，看完这份宣言后，他很满意。
这正是阿美莉卡想要的。
放过去，这样的宣言白宫显然不会满意。
但在丛林泥潭里挣扎了前前后后快十年时间，阿美莉卡是真的不想再往这个区域投入精力了。
能够获得经济效益，还能顺带着离间，最后还能构建起跨意识形态的合作模板，这个跨意识形态甚至不是简单的两个国家，而是多个国家，简直没有比这个战略更完美的了。
对阿美莉卡来说，能经济解决，就不要军事解决。
《吉隆坡宣言》解决了最大的难题，如何找到东南亚区域的最大公约数。
基辛格看着暴雨冲刷下的城市灯火，嘴角露出了满意的的微笑。
“ZOPFAN。
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政治缓冲带。
他们正在主动创造一个非意识形态的空间，让我们和华国的接触具备了区域共识的合理性。
他们不是在选边站队，他们是在争取做生意的环境。
华国来的是顶级的政治家，他会明白，这是一个比纯粹的意识形态争论更具诱惑力的外交突破口。”
谈判并不是立马进行的，而是在多边外交一周后，由大马官方协调，双方在苏丹阿都沙末大厦的会议厅会谈。
在正式会谈前，是《吉隆坡宣言》的签署。
也因此，这次会谈被公开定位为“对ZOPFAN原则的国际探讨”，目的在于“确保区域经济发展的环境”。
“基辛格博士，我们很高兴看到您对东南亚经济的兴趣。”
“华盛顿的兴趣总是与稳定相关联，我们更关心，这种‘稳定’是否能转化为区域的繁荣。”
华国方面没有浪费时间在客套上，直接将话题引向了最核心的政治障碍。
“基辛格博士，繁荣的前提是主权和安全。
在亚洲，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正是贵国的模糊态度，以及对东南亚的军事介入。
我们相信经济整合的潜力。
但我们更相信，没有政治上的明确承诺，任何经济合作都可能成为被利用的工具。
贵国在联合国的阻挠，就是最好的证明。”
基辛格知道，这是必须付出代价的时刻。
他没有使用抽象的学术理论，而是使用了大国政治最赤裸的语言：利益与威胁。
“我们的核心利益，是全球战略平衡。
目前，我们在北约和东南亚的部署，都受到了来自北方的共同威胁。
我们看到了贵国对安全的担忧。
我们看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威胁。
我们与贵国，在面对威胁上，拥有远大于差异的战略利益交集。
关于过去的分歧，华盛顿已经认识到，历史的必然趋势，也是维护亚洲长期稳定的前提。
我们可以向贵国保证，在很多问题上，我们将采取不再阻碍的立场，同时，我们对贵方诉求，将予以充分尊重。”
基辛格承诺是巨大让步，也是对台北致命的背叛。
放在原时间线，这个够了。
但在此刻，这个不够。
“基辛格博士，不再阻碍只是撤销了部分敌意，真正的合作，需要相互信任。
贵国所提出的亚洲经济整合的构想，它将赋予亚洲人民前所未有的经济动力和生活希望。
我们愿意相信，共同的经济利益，能够超越意识形态的纷争。
我们愿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前提下，为亚洲的稳定和繁荣，探索非传统的合作模式。
华盛顿需要展示更多的诚意和具体行动，来证明贵国已经真正放弃了过去的冷战思维，准备迎接一个以经济和发展为核心的新亚洲。”
基辛格点头道：“一百亿美元，阿美莉卡愿意投资一百亿美元成立亚洲投资银行。
要实现教授所提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必须有一个全新的、平等的主导性金融机构。”
他停顿了一下，确保对方完全理解这个概念的重量。
“我们不应该依赖现有的、由西方主导的世界银行或亚洲开发银行。
这些机构承载着太多的意识形态，它们的贷款流程缓慢，带有明显的政治附加条件，与贵国倡导的发展自主理念相悖。”
亚洲开发银行成立于1966年，主要投资方为霓虹，霓虹是最大的股东，获得了行长和其他重要部门的位置，从1966年到1972年短短六年时间里，霓虹投资了300亿美元。
而阿美莉卡只贡献了125万。
一直以来，亚洲开发银行的行长都由霓虹人担任。
显然，华国和阿美莉卡主导的区域经济发展联合体，霓虹的金融机构不下绊子就算好了。
“这个机构的资金，将由亚洲各国共同注资，我们提供初始的一百亿美元，并吸纳来自阿美莉卡、西欧和华国的长期发展性资本。
但关键在于，它的决策权和投票权结构，将以区域发展需求为核心，而不是由经济体量单方面决定。
它将是一台高效的资本输送机。
它会以极快的速度，向那些愿意加入经济整合框架的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项目和高新技术引进的融资。
它的唯一标准是经济可行性和回报率，而非意识形态。
这个机构将不可避免地赋予贵国在亚洲经济中前所未有的主导地位。
通过合作与投资，它能建立起一套以亚洲为中心的经济标准和贸易网络，有效地对抗来自苏俄的政治经济影响，并弱化既有世界秩序对贵国的排斥。
它不仅是一座银行，它是一个经济共同体的主心骨，也是主权平等、共同发展的政治宣言。
这，才是我们为新亚洲所能提供的，最坚实、最具体、也是最不带政治附加条件的让步。”
“我们和我们的邻居，欢迎资金的流入，因为我们需要发展。
但我们不可能接受传统金融机构那一套贷前调查、风险评估以及贷后监督。
这些流程，在西方是惯例，但在我们的政治语境中，它们不是经济行为，而是对主权的侵犯，是对国家经济规划的干预，甚至会被视为越界活动。
我想我们无法允许一个由西方资金主导的机构，派驻人员深入我们的国有企业、审查我们的财政报告、甚至干预我们项目的决策过程。
这与我们坚持的经济独立性原则是水火不容的。”
基辛格对此心知肚明，他正是要利用华国作为发起国的身份，来解决这个意识形态层面的信任危机。
“你指出的正是问题的关键，也是这个机构为什么必须由我们双方合作才能实现的原因。”基辛格回应道。
“让socialism阵营的国家同意接受资金容易，因为发展是必须品。
但想让他们接受西方传统的基金贷前贷后调查，以及透明化的风险管理，几乎不可能。
因此，这个亚洲发展与投资银行的主导者，就不能是阿美莉卡，也不能是任何一个单一的西方国家。
它必须是一个混合体。
如果贵国能够作为这个机构的主要推动者和背书者，利用你在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中的政治信誉和影响力，去设计一套新的、能够被接受的调查和审查标准，那么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该机构的运作，可以由贵国和部分中立的亚洲国家来执行，确保其程序符合亚洲的发展文化和主权要求。
而西方提供的，仅仅是纯粹的、不附加政治条件的资本。
我们负责资本，您负责信任。
只有贵国，拥有跨越意识形态、领导这个机构的政治能力。
只有我们合作，才能为这个发展与投资银行提供双重背书。
既有西方资金的雄厚，又有亚洲自主权的保障。
这是任何其他大国，都无法提供的战略组合。”
显然基辛格作为现实主义的最顶级高手，可不是仅仅只会扮演林燃的应声虫。
他在林燃的战略规划层面找到了具体的实施路径，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说服燕京的那条路，推开了奠定合作基础的那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