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7章 孤魂野鬼的悲鸣
更大的好处？
尼克松和基辛格面面相觑。
他们实在是想不到除了地缘政治和经济效益外，还有什么更大的好处？
难不成能直接结束冷战不成？
两人静静等待着林燃的解释。
“我们更不能忽视这次战略转折在道义上的价值。
这会是它最持久的好处。
目前，全球舆论，将我们钉死在道德的十字架上。
我们是傲慢的战争贩子，是不愿妥协的权力机器。
这种形象，不仅在欧洲造成盟友的疏离，在国内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分裂和抗议。
我们的年轻人，不再相信白宫的说辞。”
林燃说完后，基辛格补充道：“没错，哪怕是教授在欧洲的私人事件，也被媒体解读成了教授个人的行为，没有和白宫关联起来。
这背后其实反应了世界对阿美莉卡官方叙事的深刻不信任。
大家不相信白宫是遵循道义的，不相信我们会从道德层面劝王室女性离婚，哪怕过去我们在民权领域取得了巨大进展，在为女性争取权益上取得了巨大进展。”
林燃点头道：“和华国接触，共同重塑东南亚的经济，将会彻底扭转现在的局面。
想象一下：当白宫宣布与华国开启对话时，全球媒体的焦点将发生什么变化？
所有的头版头条，都会从越战泥潭和王室八卦，转向尼克松总统开启了通往十亿人口和平之门。
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超越意识形态的和解。
而且这不是背叛，总统，你在当选总统之前就说过，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下十亿可能最有能力的人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
你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文章《越战后的亚洲》是这样写的，你现在也是这样做的。
这是一以贯之的战略定力和超越意识形态的勇气。
我们不再是那个被困在东南亚、试图用军事力量解决一切的殖民主义者形象。
我们将以一个富有远见、敢于突破冷战僵局的全球和平缔造者的形象，重新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这也将解决了我们最大的道德困境：如何体面地撤出安南？”
林燃伸手敲击桌子，语气中充满蛊惑，或者说服力。
“撤兵如果仅仅是因为战败或经济困境，会给国内外的反对者留下口实。
但如果撤兵是为了更高层次的地缘政治目标，为了与华国联手，构建一个更持久的亚洲稳定与繁荣体系，那么，它就获得了一个全新的、道德上无可指摘的宏大叙事。
我们不是逃离战争，我们是为了更大的和平而重新部署力量。
我们的牺牲和努力，最终促成了全球三分之一人口的融入与和解。
这种叙事，能够安抚国内的反战情绪，堵住批评者的嘴，并为尼克松总统赢得一个超越党派的、历史性的遗产。
不需要多久，现在是1970年，两年后的1972年总统选举上，我们只需要拿出过去和现在的照片对比。
给民众一种感性的认知，我们在东南亚创造和平、繁荣和和解。
用数字证明，战争是为了繁荣，我们促成了地区的繁荣。
尼克松总统，没人能和你竞争。”
尼克松听完，满意地靠在了椅背上。
说的太好了，无论从哪方面，都是他想要的。
一个能让他从战争的道德泥沼中彻底抽身，并留下青史留名的新身份。
选举、名声、经济，他全都能获得。
尼克松此时内心更是涌现出对约翰逊的鄙夷，有教授在白宫，你都能干成那样，这未免也太废物了。
“教授说的好处还不止于此。”基辛格补充道：“就像有香江给东南亚打样，说服东南亚各国充当样板。
同样的，东南亚组成的东盟，也能为欧洲打样。
东欧和西欧为什么不能在经济上合作？
有现成的案例，现成的经验，现成的合作模式。
为什么不能？
一旦东欧各国看到亚洲的同行们能够通过这种经济整合，获得巨大的实际利益、技术进步和生活改善，他们会怎么想？
东欧民众会渴望这样的合作！
他们会向莫斯科施压，要求参与到这种能够提高生活水平的跨阵营繁荣中去。”
“但莫斯科不会允许。”基辛格语气坚定地预言，“苏俄的权力基础是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和经济的垄断性。
他们不允许卫星国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效率和繁荣。
而这，总统先生，正是这个战略的妙处所在。
我们现在面临的道德困境是：为什么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要打一场战争？
通过亚洲的成功案例，我们会将这个道德困境以更惨烈、更直接的方式，丢给苏俄。
他们将面临着两难的困境。
如果苏俄强行阻止东欧与西欧的经济接触，拒绝东欧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渴望，那么全球舆论和东欧民众自己，都会将莫斯科视为和平与繁荣的阻碍者。
苏俄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比我们在安南更难解决的良心和道德困境。
如果苏俄允许东欧进行经济合作，那么其对东欧的意识形态控制将必然削弱。
换句话说，我们用一个无法被军事力量解决的、基于人性和经济利益的道德困境，来反击苏俄。
我们从战争贩子的污名中抽身，让莫斯科去扮演那个压制人民福祉、阻碍全球和解的黑暗角色。”
尼克松听完，激动不已，这个战略的阴险和高明，让他已经在幻想，等到冷战结束，自己会被戴上冷战胜利奠基人的头衔。
“让我们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吧！”尼克松鼓掌道。
林燃看着尼克松沉浸在胜利的幻想中，没有被这份情绪感染，他知道，最艰难的一步尚未到来。
他必须将总统拉回到沉重的现实中。
“总统先生，”林燃适时地提醒道，语气保持着一贯的冷静，“目前只剩下唯一的难题，那就是说服燕京。
我在尼斯与他们代表的沟通中，他们对这个方案肯定心动了，没有人能拒绝这种级别的经济和战略利益。
可我不确定他们会选择这样的合作方式。”
林燃解释道：“燕京也会有类似莫斯科的担心。”
林燃的话像是一盆冷水，浇灭了尼克松部分的热情。
尼克松重新坐回椅子上，皱起了眉头。
基辛格立刻心领神会，他知道此刻必须推动总统接受“胜利是有代价的”这一现实。
“总统先生，燕京想要的也许是别的。”基辛格低沉地说道，“教授的方案是一份经济上的巨额支票，但他们需要一个政治上的担保，但我想我们都能谈。”
尼克松的表情开始挣扎，他当然知道华国想要什么，这些东西触动了他的底线，也牵动着国内保守派的神经。
但他很快想到了冷战奠基人的头衔，想到了美元危机的威胁，以及越战这个无底洞。
最终，对伟大历史遗产的渴望，压倒了对短期政治风险的恐惧。
本身历史上他也做出了选择，尼克松选择了和解，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在这个时间线，面对着更大的蛋糕，他做出相同的选择。
这蛋糕可比原时间线的蛋糕要大得多。
尼克松猛地一挥手，眼神中流露出决绝：“够了！如果这场对话能让我们摆脱泥潭，能让我们获得对苏俄的战略优势，能让我们解决美元危机，那么，一切都是值得的！”
他看向基辛格，授权道：“亨利，你继续负责和燕京的秘密渠道沟通。
我们的底线是，只要他们愿意参与到经济整合方案中来，我们将展示出最大的诚意。”
尼克松的目光最终落在了林燃身上，眼神中充满了对执行者的托付：“教授，你继续提供你的战略构想和技术细节。
为了最终的胜利，我们可以做一定的让步。
我们要的不是一个僵局，而是一个能够落实的、改变世界的方案。
现在，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了！”
尼克松的话语，彻底宣告了白宫最高层战略焦点的转移。
华盛顿，乔治城。
一家名为燕京宫的中餐厅，以其对国会山和国务院高官的私密服务而闻名。
这是整个华盛顿最高档的中餐厅。
此时的时间已经是11月的第一天，一个阴沉的周二下午。
陈文德，三十四岁，情报分析科秘书，正襟危坐在餐桌旁。
他的身边坐着的是他的上司，参事高明远。
两人对面坐着的是刘锴，他们的顶头上司，在华盛顿的负责人。
刘锴其人，顾维钧担任邓巴敦橡园会议华国代表团团长的时候，他在其中担任助理职位，顾维钧拜访英格兰代表团团长哈法兰克爵士的时候，他在现场。
顾维钧拜访国务卿史泰丁尼斯，后来史泰丁尼斯邀请顾维钧去自己在维吉尼亚州的农场时，刘锴也在场。
这是刘锴从事外交工作的第四十个年头，也是最让他窒息的年头。
“文德，那份《纽约时报》的社论，你再给我讲讲。”刘锴没有看菜单，只是捏着手中的冰水杯，发出沉闷的声响。
刘锴千里迢迢从纽约赶来华盛顿，不为别的，为的就是现在越来越糟糕的形势。
这种形势让他感到无法呼吸，华盛顿、燕京、香江、Taipei
来自各方的压力，他现在就是风暴的中心人物。
“是，代表。”陈文德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他知道上司的上司问的什么。
那篇报道，在整个条线都引起了轩然大波。
“纽约联合国总部，10月17日，联合国大会将于明日上午开始就华国问题展开辩论，131个成员国的立场如此接近，以至于现在预测辩论结果仍然是不可能的。
《纽约时报》昨晚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如果明天进行第一次投票.”
“有白宫官员私下表示，他们不应该再秉持着和前比利时属刚果和上沃尔特地区一样的立场，他们不应该成为障碍，他们应该主张邀请.”
（原历史中，1971年10月18日的纽约时报，其中刊登了由亨利·坦纳的报道，其标题为《联合国在华国辩论前夕出现严重分歧》
其中提到了阿美莉卡有史以来第一次主张邀请华国加入联合国，此时离1971年10月25日仅仅只有7天时间）
刘锴打断了他，声音低沉得像叹息：“不用说出来。
我收到了一份来自联合国代表团的报告。
他们说，阿美莉卡代表团在非洲盟友面前，游说的力度降了不止一个等级。
过去，他们是强硬派，必须把票投给我们；现在，他们只是说，请考虑自由世界的利益。”
陈文德的心脏猛地一抽，这是他过去不知道的内情。
联合国席位是他们的生命线，失去它，他们将失去正式身份，将沦为国际上的孤魂野鬼。
这之间的差距可太明显了。
外交辞令这一套就是欧美先玩的，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细微差别中蕴含的深意，甚至这压根就不是什么细微差别，而是天差地别。
他终于明白为什么短短两个月时间没有见到刘锴，对方苍老了这么多。
“他们希望我们接受，让也进入联合国。
这是试探，也有可能是抛弃的前奏。”高明远叹气道。
刘锴放下水杯，他用一种被背叛的语气说道：“如果是在杜鲁门时代，这种试探会被看成是对盟友的侮辱。
但现在，白宫对过去叙事的厌倦，已经写在了脸上。
我们遇到了最糟糕的时代。”
刘锴压低声音，透露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消息：“上周，我通过私人渠道接触了国务院的亚洲事务助理副国务卿。
我询问他的立场，他回答说，‘在教授的战略蓝图中，亚洲需要一个全新的安全架构，基于经济互赖而非意识形态隔离’。
他甚至提到了亚洲经济整合，以及我们在其中的技术价值。”
高明远呼吸沉重，很想骂人，要不是知道这里是华盛顿，他已经要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怒火了：“技术价值？代表，我们是政治实体，不是一个工厂！这简直是”
“是出卖，明远。”刘锴替他补完了那个冷酷的词，“你想的是对的。
教授所倡导的一切，都是用效益和利润来取代意识形态和忠诚。
他用一个更宏大、更诱人的经济蛋糕，来转移阿美莉卡和国际对越战的道德指责。
在这场交易中，我们过去所仰仗的已经贬值了。”
“教授为什么对我们有着如此之大的恶意？”陈文德低声道，像是在寻找答案。
刘锴幽幽道：“教授没有恶意，他不是针对我们，他甚至不会把我们视为恶意的对象。
他只是在计算。
他是一个最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一个只认效率和最终利益的数学家。
教授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阿美莉卡。
他的战略构想，是阿美莉卡利益的最大化，而所有不能融入方案的阻碍，都会被清除或替换。
我们最大的无奈在于，现在的总统是尼克松，他同样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
他们之间交流起来太过于轻易，没有任何道德上的障碍。
过去我们对他所有的感情期待，所有的民族认同感，都是一厢情愿的、致命的幻想。
在他眼里，我们只是一个地缘政治的符号，一个可被交易的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