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潮诧异道：“倪匡1957年靠着刻萝卜章的本事骗过边防人员，逃来香港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吗？”
马家辉嗤笑一声，然后才道：“这算是他编的第一个幻想故事，可见是他写幻想类的小说本来就是很有潜力的。”
张潮道：“这其中难道还有隐情不成？”
马家辉这时候才发现自己一时口快，好像说多了，不禁有些犹豫，过了好一会儿才道：“我也不知道这些该不该说，又能不能说。”
“不该说也得说，现在不能说，那什么时候能说？”茶室门口，忽然传来一声苍老又坚定的声音。
两人吃了一惊，连忙朝声音来处望去，只见潘要明搀扶着一个满头白发、气质儒雅的老人，就站在门口。
张潮不认识老人是谁，不过出于礼貌，也跟着马家辉站了起来。马家辉则略显激动，连声道：“刘老师，您怎么来了？”
然后对张潮介绍道：“这位老先生就是刘以鬯刘老师，我们香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香港文学》杂志的社长、总编辑。”
这下轮到张潮诧异了。刘以鬯一生都从事文学报刊的编辑工作以及创作严肃文学，不仅在香港文坛有着极为崇高的地位，在大陆编写的文学史当中，只要涉及香港文学，必是不可或缺的一位。
只不过他出生于1918年，现在已经是年近90的老人，早已过上深居简出的生活，怎么会在夜里出现在这里？
潘要明搀着刘以鬯坐到了茶室的小沙发上，张潮连忙洗了个杯子，给两人斟上了茶。
刘以鬯摆了摆手道：“年纪大了，晚上喝不了茶了。”又问道：“你就他们说的那个张潮？”
张潮略腼腆地点点头道：“老先生晚上好，我就是张潮。”这算是他重生以来见过的年纪最长的作家前辈了，比王濛还大上十几岁。
刘以鬯呵呵笑道：“还是个小伙子，也不像个暴君嘛！哪有小钟说的那么可怕？”
潘要明道：“张潮现在是两岸三地最活跃的年轻作家，喜欢做事，所以有些非议也是正常。”
接着又解释道：“今晚我去刘老师家里，和他聊了下近来的事。刘老师听说你在和家辉聊，说什么也要来见见你。我建议他明天再来，结果拦都拦不住。”
刘以鬯豁达一笑道：“我快90岁了，都不知道明天早上能不能睁开眼，所以要做的事、要说的话，都要趁活着尽快做、尽快说，不等明天。”
张潮闻言不禁心生敬佩，老先生这是快活到勘破生死的境界了。
刘以鬯道：“你们刚刚聊到倪匡？”
张潮道：“是的。刚刚马先生说倪匡来到香港另有隐情。”
刘以鬯顿了顿，悠然叹道：“对内地来说，他可是一个好同志。”
这下轮到张潮疑惑不解了，他问道：“同志？他的立场不是一向对内地这边很反感吗？”
刘以鬯道：“立场不要看他说什么话，而要看他做了什么事，还有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再说了，他说了那么多过分的话，为什么他的书还能在内地正式出版？
小倪前三十年在香港赚的稿费版税，加起来也没有这十几年在大陆拿到的多。所以你们年轻人，看问题不要那么情绪化。”
张潮诚恳地道：“愿闻其详。”
刘以鬯接着说道：“要说反感，那小查——就是查良镛、金庸——表现的也反感，你看60年代在《明报》上的社论都骂成什么样了？造原子弹不如造裤子都说出来了。
甚至他在70年代还做过台岛那边的国策顾问，但是也不影响在80年代成为被内地最高层第一个单独接见的香港人，并成为基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啊。
他的武侠小说，很快就在大陆正式出版了。一直到今天，他也都在陆港两地游走，一方面影响力很大，另一方面也没少说‘反感的话’，但是内地有人在乎吗？”
张潮：“……”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默默地喝了一口茶。
刘以鬯继续道：“其实香港文坛的分裂，不仅因为‘南北之争’，也因为你们和海峡那边两地的观念之争。后者的影响力，可能比前者更大。”
张潮道：“‘观念之争’？”
刘以鬯点点头道：“就拿倪匡来说，50年代开始，香港媒体上全是来自海峡那边的文化精英在骂你们。结果倪匡先生一来，身份往那里一摆，又骂的比所有人都狠、都具体，然后大家都去看他骂你们了，没人看海峡那边的知识分子骂你们了。
骂你们的话语权大旗就转移到倪匡这样你们这边背景的知识分子手上了——你说这到底是谁占了便宜，又是谁吃亏了啊？”
张潮听得一时脑子有点乱。
刘以鬯呵呵笑道：“所以说不要觉得骂了就怎么了。有句话叫‘小骂帮大忙’，那大骂呢？其实大骂骂好了、骂对了，帮的忙更大。
那时候在香港直接讲支持内地，除了少数偏左的运动分子，市民里谁听啊？听都不听你，你讲天花乱坠有什么用。先让人愿意听你讲，才是最重要的，讲什么反而不是那么重要。”
张潮恍然大悟道：“那说起来金庸先生也是……”
刘以鬯道：“当然。50年代到70年代的香港，一直是大陆和台岛的兵家必争之地，尤其在英国人不太管的文化方面，双方的斗争更是激烈。
总体来说在50年代到70年代，香港的文化是台岛方面逐渐占据上风，尤其是沪上来的文化精英几乎是‘一统江湖’。那时候最流行的歌曲是国语歌，最流行的电影是国语电影，粤语片、粤语歌被认为是不入流的。
那时候谈恋爱，小伙子约女孩子看电影，都是要看国语片，要不然就是看黄梅调，没有人看粤语片。
我清楚的记得在1950年代的时候，香港的电影院还能看到不少粤语片。但是后来国语片就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到了1972年到达顶峰，全年竟然没有一部粤语片投产。香港的传统粤语片也彻底完蛋了。”
张潮问道：“这些历史太古老了，我完全不了解，我小时候看的港片，多是80年代后拍的——后来呢？”
刘以鬯道：“但是待到70年代以后就不一样，走‘群众路线’的文化精英们崛起了，尤其在流行文化方面，用金庸、倪匡的小说，许冠杰的粤语歌、粤语片，彻底翻盘了台岛背景的文化精英。
这些优秀的文化产品，不仅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这块土地上普通市民之间的分裂和对立，并且重新打造了一个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文化认同共识。最后就连台岛背景的文化人，也不得不跟随这股潮流。
等到中英谈判完成，台岛方面的局势也有了重大变化。首先就是承认失败，从政府预算里停掉了对香港台岛背景的文化人、影视公司的金钱补贴。所以80年代末期以后，香港的文化格局就全部倒向了内地。
当然，我这里讲的只是大致的脉络，实际上的情况复杂很多，讲上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很多时候并不是对抗，大家也会合作赚钱，所以经常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分不清的。
不过总体上要承认，内地背景的文化人更有出息一些，在资源很匮乏、开局很不利的情况下，把事业做成了。台岛背景的文化人拿着大把的资源和补助，高高在上，最后重复了当年命运。”
张潮一时之间不知该感慨，还是该追问，沉默良久以后对刘以鬯说道：“所以其实香港作家和文化人本土意识的觉醒，也有着这些外来因素的作用。”
刘以鬯点点头道：“那当然，而且这是必然的。没有一个经济这么发达、市民受教育程度这么高、文化活动这么发达的地区，会一直被外来文化所左右。它产生的二代、三代文化人，一定会把目光投注在本土文化的独特性上。
这一定会催生本土意识的觉醒。从西西的《我城》开始，这就是一股不可能逆的潮流了。
但是本土意识一旦觉醒，你就没有办法控制它的走向。有些人会注重其融合性，有些人会注重其独立性，有些人会注重其超越性——其实都无可厚非。
我来告诉你这些，就是希望你要注意到问题的复杂性。不要把反对你的人，都当做敌人。他们也都是当年种下的苗结出的果子，有酸有甜。你现在就算把酸的果子都踩烂，以后结的果子就都是甜的了？”
张潮若有所思，沉默了一会，又问道：“那老先生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刘以鬯却没有回答张潮的问题，而是起身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我快90岁了，我已经做完了历史交给我这一代人的事情，我只能告诉你我历经的这些掌故，至于后面你选择做什么，怎么做，那是你的事情。”
潘要明和马家辉此刻也站起来，一左一右搀扶着刘以鬯。刘以鬯走到门口，又转身道：“你可能疑惑我这个老头子为什么要和你说这些。
我在24岁的时候就去重庆做了《国民公报》和《扫荡报》两份抗战报纸的副刊编辑，那时候一共就七份大报；30岁的来到香港，又做了《香港时报》和《星岛晚报》的编辑；1985年，我又做了《香港文学》的编辑。抗战的艰难我经历过，内战的迷惘我也曾有过……
南、北，陆、台……我最后还是成了一个香港人。是文学救赎了我，我多么希望文学就是文学——但是有太多人觉得文学不能只是文学。
我曾经看着张爱玲一次一次带着稿子找我隔壁的《西风》编辑投稿；老舍的《四世同堂》第一次连载发表，是在我编辑的《扫荡报》副刊上；姚雪垠的第一个集子，是我帮他策划出版的；孙伏园的鲁迅研究也是发表在我主编的《星岛晚报》副刊上……
最后，我还是希望文学就是文学，上一代的恩怨，不要成为下一代的包袱。地分南北、文分两岸，但人心呢？看你们这一代了。”
说罢，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今晚写得比较艰难，就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