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潮缓了一缓，才道：“去年帕慕克获奖以后，我们基本都把目光聚焦在他的小说技法上。他也确实是目前还处于创作活跃期的作家里，最喜欢颠覆自我、始终走最前沿的一个。
《我的名字叫红》甚至都不能算他最大胆的作品，但是在风格、视角、结构、技艺已经足以让我们叹为观止。读帕慕克的小说，让我有一种需要重新学习阅读和写作的冲动。
他第一部作品出版于1982年，从时间几乎和中国的先锋作家们同时起步。但是25年时间过去了，中国的先锋作家要么回归现实主义，要么止步不前。他却还在不断创新，想起来令人惊叹啊。”
这时有一个年轻老师捂嘴一乐，问道：“也包括于华老师吗？”
张潮点点头，认真道：“当然包括他。说实话，在成为他的学生之前，我很难想象写出《现实一种》《四月三日事件》的他，后来怎么又写了《活着》这样在技法上很‘传统’的作品。
即使《活着》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创作。”
大家没有想到张潮对自己的“老恩师”的评价竟然这么直白，一时间都有些愣神。
张潮笑道：“这些我前两年就和于老师交流过了，刚刚那些我都是捡轻了说，不碍事。我们还是说回帕慕克——即使他在技法上创造了那么多新颖的东西，我仍然认为这不是他最重要的文学贡献。”
说着，张潮又夹起几片地瓜叶，说道：“要是我爸爸看见这东西现在能上桌当菜了，他肯定唏嘘不已。——大家赶紧吃菜。”
老师和同学们都有些发懵，听得正入神呢，张潮怎么说起地瓜叶来了？
张潮接着道：“我爸生于50年代，童年时正好遇上粮食青黄不接，我大伯看他饿的不行了，就带着他夜里去生产队的地里偷东西。地瓜不敢偷，因为地一翻开第二天就会被看出来，所以只敢薅一些地瓜叶煮来吃。
那年月，地瓜叶是实在没辙才吃的东西，也就比野菜、树皮好一点。现在呢？这一盘要10块，大家都爱点，比空心菜还受欢迎。这是为什么？”
虽然不知道张潮为什么对地瓜叶说了这么一通，但是还是有同学回答道：“时代不同了嘛。以前穷，地瓜叶拿来充饥；现在有钱了，大家发现地瓜叶拿油一炒，又嫩又甜，用来清口、去腻，是道好菜。”
张潮点点头，又夹了一筷地瓜叶吃掉了，接着说道：“是啊，你们看，第一个把地瓜叶端上餐桌的厨子多伟大。这一盘菜，某种程度上浓缩了中国50年来，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变迁。
帕慕克和他的作品，对于土耳其来说，就是第一个把地瓜叶炒了并端上餐桌的那个厨子。”
这个弯拐得有点急，众人一时间消化不了，都没有人接茬，于是张潮连忙招呼大家吃菜喝饮料。
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一个学生怯生生地问道：“你的意思是，帕慕克是一个‘转变期’的作家？”
张潮没有马上回答，示意他等一下，开始专心对付手里拿着的一个皮皮虾。他先用筷子尖垂直插进皮皮虾的尾部，然后沿着皮皮虾的背甲一路把筷子捅到头，按住，再捏着尾巴一揭——
一只完整的皮皮虾就被剥出来了。
张潮惊喜地道：“有膏！”接着一口就把皮皮虾的肉和膏吃进了嘴里，品味了虾肉的鲜甜和虾膏的醇厚以后，发出了心满意足的“嗯~”声。
受到张潮的感染，大家也放松下来，开始剥虾的剥虾，剔刺的剔刺。
张潮这才说道：“说他是‘转变期’的作家，不仅不准确，甚至可以说贬低了他。他就代表着转变本身——帕慕克之前，土耳其文学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和城市的底层劳动者；
手法也局限于现实主义，几乎是欧洲18、19世纪文学的粗糙复刻。这当然不能说是‘错’，但毫无疑问忽视了土耳其社会在奥斯曼帝国末期以及瓦解以后，发生的巨大变化。
帕慕克是以一己之力，用他杰出的创作，把土耳其社会的城市以及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带入了文学世界当中，并且成为经典。
他几乎是一个人创造了土耳其这个国家乃至文化圈的现代文学，不仅是在技法上打碎了欧洲中心主义，而且在主题层面上，创造出兼具现代与传统的全新的审美范式，比如‘呼愁’。
如果说凯末尔在制度上缔造了现代的土耳其社会，那么帕慕克就是在创作上缔造了现代的土耳其文学。”
凯末尔被称为土耳其的“国父”，张潮竟然将一个作家和“国父”相提并论，也算是开未有之先河了。
中文系的老师舒琼一时间竟有些恍惚，不由得质疑道：“你这么评价，会不会把帕慕克显得太高了？
他难道比托马斯·品钦，或者约翰·库切还要优秀吗？”
托马斯·品钦是美国作家，约翰·库切是南非作家，在世界现代文学版图里，都算得上是“基石”型的人物。
张潮解释道：“帕慕克是给整个土耳其世界的年轻作家开路的人。他为土耳其带来了从表达形式到思维方式都独树一帜，又臻于完善的文学范本。
这种示范作用和鼓舞力量是巨大的。我敢预言，不久的将来，土耳其，或者土耳其文化背景的年轻作家会一个一个涌现出来，不断冲击世界文学的中心。
因为帕慕克已经把最难的事做了，最大的石头搬开了。”
一个学生好奇地问道：“最难的事？最大的石头？是什么？”
张潮“嘿嘿”一笑，道：“那当然是辉煌灿烂、历史悠久的奥斯曼帝国的文学啊。别忘了，人家也是上承古老文明、绵延数百年的大帝国，经典浩如烟海。
如何面对这庞大到能把任何后继者碾成粉末的遗产，如何处理现代与传统的难题，始终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帕慕克因为搬开了这块石头，差点被保守派送去坐牢，甚至上了激进派的暗杀名单，只能被迫离开家乡。
当然，土耳其的国内倒是有不少他的拥护者认为帕慕克应该回国坐牢，甚至被杀死，这样能激起国际社会重新关注世俗化改革。”
张潮说完，饭桌上的师生全都陷入沉默当中。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张潮竟然对帕慕克的了解这么全面、深刻，完全不是国内跟风的皮毛报道可以媲美的。
帕慕克去年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向迟钝的中国文学界也是这时候才开始关注到这个作家。
《我的名字叫红》更是第一部被翻译成中文的帕慕克作品，出版于2006年8月，到今天也才半年多年。
当所有人还沉迷在帕慕克天花乱坠般的繁复叙述技巧中时，张潮竟然已经开始关注帕慕克的文学史价值，这种敏锐足以让国内绝大部分的研究者都汗颜。
尤其是张潮说完这一切，还一副“不就是应该这样吗”的样子，让人又羡又恨。
其实不是张潮有意要炫耀，因为这在10年后，帕慕克已经被研究烂了，他说的这些结论并没有特别之处。
但是在2007年初，就堪称石破天惊了。
不过这绕了一大圈，和“中国的当代文学是否落后于世界”有什么关系呢？
不一会儿，有人回过味来了，问道：“帕慕克把奥斯曼帝国辉煌的文学传统这块石头给搬开了，为后来者开了路——你的意思是，我们中国的当代文学缺少这么一个人？”
张潮点点头道：“中国的文学传统比奥斯曼帝国还要悠久灿烂，经典还要丰富多彩。这个遗产自然很丰厚，但其实也是一种枷锁。
白话文运动在表达形式上把这块石头搬开了一半，但是更难搬开的是剩下的那一半。”说着，张潮用手指了指脑袋，一切尽在不言中。
一个同学奇怪道：“鲁迅不算吗？”
张潮笑着答道：“鲁迅都还没有被打成‘汉奸’，可见他还不算。——但他确实是最接近的。能说出古书的字里行间都是‘吃人’二字这种话，已经堪称不朽于史了。”
此言一出，所有人都盯紧了眼前的菜，似乎怕听到什么不经之论。鲁迅要当“汉奸”，才能给后人搬开石头。
张潮说这种话，不怕被雷劈吗？
张潮似无所觉，喝了一口快乐水，继续把话题绕回到帕慕克身上：“土耳其是近代进入工业化的后发国家，伊斯坦布尔至今也是全世界西化与反西化斗争的最前沿。
帕慕克出生在一个西化家庭，祖父从推行西化的生意中大发其财，为家族积累了庞大的财富。他从小就能坐在可以眺望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书房里学习。
他虽然也很喜爱奥斯曼帝国留下来的一些文化传统，但是他的价值观是明确拥护西化的，而且态度很坚定。”
张潮见众人不信，就补充了一句：“你们想想《我的名字叫红》的情节还有结局。”
闻言众人纷纷回忆起来。
《我的名字叫红》讲的就是一个传统与变革冲突的故事——1590年，苏丹秘密召集4个细密画家（一种波斯传统绘画手法），让他们以欧洲风格，为一本颂扬他与他的帝国的荣耀的大书作画。
这在原教旨盛行的16世纪，是非常危险的计划，被视为异教主义，因此画家们只能秘密进行。但在这个过程中，一名名为“高雅先生”的画师被人谋害，随即又发生一系列的谋杀。
……在众人的合力下，终于从未完成的图画里找出凶手——另一个画师“橄榄”。“橄榄”是才华横溢，并且是极度虔诚的艺术信徒，坚守传统细密画，即使知道这门艺术在欧洲浪潮的冲击下就要溃不成军，也无法放弃。
最后他的信仰崩溃于发现自己的姨夫、另一位细密画大师热爱上了法兰克绘画的那一刻，失控的“橄榄”毁灭了所有他认为背叛传统的艺术大师，包括他自己。
张潮看大家都回忆得差不多了，补充了一句道：“帕慕克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一直梦想成为一个细密画画师，他的书不少封面都是他自己画的。
如果当初最早被发表的是他的画作，而不是小说，也许我们就看不到一个作家帕慕克了。”
这一句话，如黑夜中的一根火柴，点燃了众人脑中那片幽暗的空间，蒙在《我的名字叫红》上面的那层薄纱，似乎一瞬间就被揭了下来。
“其实‘橄榄’就是他自己？”
“不，每一个画师都是他自己。‘橄榄’‘高雅先生’‘蝴蝶’‘鹳鸟’，都是他，也都不是他。”
“帕慕克明明热爱细密画艺术，也深知本土画派的艰难处境，但还是让欧洲画派用一种无可争议的巨大力量，摧毁了本土画派。”
“天哪，太残忍了！他怎么可以对自己，对自己国家的传统这么残忍？”
“他不觉得可惜吗？”
“帕慕克的世界观……真可怕啊！”
众人议论纷纷，张潮则忙里偷闲地又剥了两只皮皮虾，津津有味地吃着。
大家讨论了一会儿，张潮才道：“知道帕慕克为什么要被暗杀，还有送上法庭了吧？按人家国内传统派和广大群众的评价标准，他妥妥的一个‘土奸’，甘为西方势力走狗。”
众人哑然，许多学生眼里流露出了迷惘的神色。
一个学生忿忿不平地道：“帕慕克这样算不上‘土奸’，他只是反对用落后的传统去约束和压抑人性的正常需求，所谓‘矫枉必须过正’！”
另一个则道：“那也要看实际情况啊！细密画纵然已经落伍了，但从艺术角度讲，还是有传承下去的必要的，不能一棍子都打倒。”
还有同学道：“他的出身就决定了他的立场。他不是‘土奸’，而是始终站在其中一部分人这边，这部分人也是人家国内重要的政治力量和人群。”
这时一个叫胡序的男老师叹了口气道：“我知道张潮的意思了。历史悠久、文明灿烂，但是在近代又落后‘西方’的国家，其实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传统与现代之间巨大的鸿沟，时刻在撕裂着人群的生活和思想，其中像帕慕克这样的知识分子受到的折磨尤为强烈。
皈依传统，无法忍受那些落后的习俗对自由意志的压抑；皈依西方，又无法割舍传统当中那些美好的部分。想要在两者之间取衡，实际上更危险——就像走兽和飞禽都不喜欢蝙蝠一样。
你之所以说帕慕克帮后来人搬走了石头，就是因为他冒了极大的风险，用明确的态度给后来人指出了如何在文学中处理这个问题。”
张潮点点头道：“帕慕克既开了路，又扛了雷，土耳其的年轻作家可以沿着这条路狂奔了，所以我说未来很快会有不同的后起之秀冲击世界文学界的中心。”
事实也是如此，在帕慕克之后，艾丽芙·沙法克、埃莉芙·巴图曼等陆续受到了强烈的关注。
有人道：“你的意思是，中国的当代文学，少这样的一个人？”
张潮道：“我们从外人的角度看帕慕克，欣赏他挑战传统的姿态和勇气。但是类似的人诞生在我们内部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欣赏吗？”
又是一阵沉默。
张潮道：“鲁迅当年不仅要打倒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他还要组织过汉字拉丁化运动，主张全面废除汉字，代以拉丁字母，就像越南那样。
我们怎么评价当初他的这个主张呢？可惜，鲁迅要再活20年，或者没有被文化斗争牵扯那么多的精力，也许会替我们搬开那块石头。当然，也不免被骂毁灭中华传统的‘汉奸’了。
所以，我们的当代文学不是落后没落后世界的问题，而是从来就没有一个足够有分量的作家，用自己的作品展现出某种理性的、可行的道路，为其他人梳理清楚‘继承传统’与‘拥抱现代’这个难题的症结所在。
80年代的先锋作家纷纷回归现实主义，80后的年轻作家又都在回避传统叙事，其实都是这个症结的产物——包括我在内。
就像我在饭塚荣教授课上说的那样，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两回事，我们的「当代文学」，究竟是历史层面的「当代」，还是文学层面的「当代」，其实也要打一个问号。”
说到后面，张潮自己的情绪也不免低沉下来，语气当中带上了自嘲。
师生们也似乎感受到了这股情绪。一个已经取得这么多成功的年轻作家，骨子里似乎竟然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确实有些出乎大家的意料。
这时有同学大喝一声，吓了所有人一跳：“中国文学的「当代化」，就在我们这些人肩膀上了！从今晚开始，我们要为这个目标，奋斗不休！”
立刻就有人笑道：“你这算什么？‘中国文学的大排档宣言’吗？”
大家都笑起来，只是都有些落寞。
张潮却认真地道：“有何不可呢？”
众人都愣住了——你认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