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学涛和许蕊雅走出酒店的时候，人依旧是恍恍惚惚的状态。双学涛捏了捏手上的笔记本，觉得似有千斤重。
虽然他不明白为什么张潮断言K1阅读器在几年内都无法在国内合法销售，不明白张潮为什么要现在就让IT部门“预开发”一款通用的阅读器软件，不明白为什么想要拉上起点网，更不明白张潮为什么能确定手机才会是未来最主流的阅读媒介……
但历史证明，听他的就对了。
至于张潮为什么一开始想把这款软件叫「笔趣阁」，然后又一脸遗憾地自己否定，最后只起了个「潮汐阅读」这样的简单代号，就并不重要了。
今天的内容，足够所有人忙乎到明年了。
张潮站在酒店的窗边，看着窗外黄浦江面浮着细碎的阳光，玻璃幕墙折射出碎金般的光斑。
他其实并没有离开上海，只是换了一个酒店。
下午的「新理念作文大赛」颁奖典礼，他并没有参加的欲望，所以找个理由躲开了——亚马逊的代表，什么时候见不是见？
张潮所有的想法都已经在黑板上写出来了，至于现场的记者、选手们怎么解读，他其实并不关心。
重生以来，张潮的心态经历了多次变化，从享受年轻，到享受财富，再到对文学有了一份自己的使命感……张潮曾经扪心自问，现在他完全可以“游戏人生”，为什么还要执意去创作内心当中期待的文学作品？
某种程度上，写作是件痛苦的事，和埃隆·马斯克形容自己创业的感觉很相象——“嚼着玻璃，凝视深渊。”——只是人就是这么一种愚蠢而固执的生物啊……
当然现在这位硅谷的“钢铁侠”还没有到达巅峰，这句话也还没有从他口中说出来。
今天和亚马逊接触，并且和双学涛等人交代了「潮汐文化」后续的发展路线以后，张潮对「潮汐文化」漫长的工作交接，总算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准备饭塚容教授说的那件事了……
就在张潮微微失神的时候，手机忽然响了，拿起来一看，竟然是老师于华——
“听说你回燕京了？”
“还没呢，有什么事吗？”
“你下个月中旬有没有别的安排？在不在国内？”
“……倒是没有什么特别安排，应该也在国内。”
“哦，那就好——作协这边要开一个关于你的创作的研讨会，就这十几天的事。这次希望你能参加。”
“……能……不参加吗？”
“以前可以，这次你最好要参加，不然也不会是我给你打电话。”
“好……好吧。不过方便问一下，具体是哪部作品？我也好做个准备。”
“主要是你那部‘少年与流星’的小说——当然也不好说你这是一部，还是三部。”
“哦……好的。但怎么这么突然？”
“你自己上网搜搜，然后再买几本《文学评论》看看。现在关于你这个作品的讨论，已经是近期文学理论界的焦点了。大家都想听你自己怎么说！”
挂了电话，张潮一阵头皮发麻。他确实不太喜欢参加这种活动——当初刚成名的时候，在燕大的草坪上与其他热爱文学的大学生们坐而论道是一回事；在会议室里，一群中老年人的注视下，听他们赞美自己的作品，又是另一回事。
不过老师于华都这么说了，张潮当然也不好拒绝。
国内文学批评界怎么突然对自己的作品感兴趣了？张潮也一头雾水。去年的“张白之争”后，自己和国内批评界的关系彻底掉到了谷底，各类文学研讨会、座谈会的邀请基本都消失了。
一年来自己新出的几部作品虽然在销售上依然火爆，但是国内的文学研究学术界却乏人问津。除了快过年那阵，有一个叫“石岸”的批评家，写了一篇《以“漫长的90年代”为起点，审视“80后”的代际视角——以张潮作品为例》的长篇评论以外，就甚少有自己作品的研究文章问世了。
张潮怀着满心的疑惑，开始在网上翻找相关信息，又去书店买了几本文学批评的杂志，才发现关于“少年与流星”的故事确实在近一个多月时间里，被国内的文学批评界“重点关注”了。
比如这篇《从文学本体论视角评析张潮‘少年·流星’的文本实验性》
「张潮的《少年·流星》以独特的“文本增殖”策略重构了传统儿童文学范式。这部作品通过多维叙事空间的并置，实现了对阅读伦理与创作本体的双重解构。」
「文本在现实主义的土壤中植入魔幻叙事的量子纠缠态。巫师傩舞场景（“红色丝带像鞭子抽打空气”）与韦小亮的烤红薯细节（“焦黑表皮裂开金黄的内瓤”）形成观察者效应：当读者聚焦民俗元素时，文本呈现魔幻现实特征；当关注生存困境时，则坍缩为残酷物语。
这种薛定谔式的文类属性，打破了杨红樱式儿童文学的类型固化，创造出“既在此岸又在彼岸”的文学叠加态。」
张潮看到这里，就翻了过去，作为一个文科生，他最受不了用这种似是而非的科学术语来阐释小说的行为，看似深刻，实际上却既脱离了叙述者的本意，又不能为读者清晰解读，实在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傲慢，也是文学批评的灾难。
于是他又翻开了另一篇批评《论张潮小说「逐星者」的叙事实验与文本重构》——
「张潮在《逐星者》中构建的“三重文本架构”，本质上是对线性叙事传统的彻底解构。通过将同一叙事内核嵌入童话、现实传奇与实验文本三种模态，作者实现了罗兰·巴特所谓“可写文本”的理想形态——读者不再是被动接受者，而是被迫在“童话版《放逐流星的孩子》”的隐喻系统、“现实版《少年·流星》”的乡土肌理与“完整版《逐星者》”的元叙事迷宫中，主动参与意义的生产。」
「这种“支流-干流”的循环叙事模式，呼应了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里的时间哲学，但更具在地性：巫师傩舞的仪式化场景，既是叙事的离心力（催生变婆传说、萤火虫隐喻等支线），又是向心力（通过火堆与鼓声将碎片化叙事收束于集体无意识）。」
张潮对这篇评价还是比较满意的。写作“少年·流星”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确实引入了罗兰·巴特的“可读”文本和“可写”文本这两个相对立的概念。
前者指顺从传统代码和可理解性模式的作品。后者指实验性作品，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阅读这类作品，只能在阅读的时候去写作这些文本。
但这种技巧的形成，并不是张潮故弄玄虚，或者故意炫技，而真是在与什雷村的孩子一天天的交流当中，逐渐形成的。
所以要想解开张潮创作这部小说的“谜团”，本质上要把“作者中心”这种传统思想在评价过程中抛弃或者消解，绝不能把心思放在复原作者的思想意图上——就像这个故事，张潮虽然是“主创人”，但整个创作过程却参考了许多孩子的意见。
所以张潮是在为读者提供那些具有积极的、创造性的角色，而不是把自己预设的人性灌输给读者。
在这个过程里，张潮为读者提供了三个完整的故事，却又自己把解构这三个故事的手术刀，亲手递给了读者。
但在罗兰·巴特的「“可写”文本」近乎于一种理想化的创作概念，虽然已经提出半个世纪了，但是并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与之契合或者对应。
詹姆斯·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可能是最接近的作品，只不过他用的是「语言」的无限可能性，通过在叙述里混合使用大量不同语言、变体词组、缩写词组、自造词、隐喻词……让读者不断参与作品语义的构建。
但是这种书写作品的方式也构筑了极高的阅读门槛，只有像作者一样通晓多种语言，还要有通晓古今的渊博知识，才有可能从阅读中得到这种构建的快乐。
以至于《芬尼根的守灵夜》中译本的注释部分成为了某种奇观——它比原文占据了更大篇幅，简直像是某篇引用过甚的学术论文。
……
“所以你是采用的「分线叙事」的方法，通过韦小亮寻找张老师的主线，然后不断衍生出巫傩文化、乡村医疗困境、自然哲学思辨等等支线。
然后让这些支线不断交错、穿插，甚至颠覆、重构，从而形成一种不断循环往复、又不断往前推进的结构。”
燕京，鲁院二楼的大会议室里，「青年作家张潮创作成果暨创作心得研讨会」的横幅下，一位年过五旬的文学批评家说道。
会议室里坐着50多位与会人员，主持研讨会的是鲁院的副院长，同时也是作协秘书处秘书长的邹光明。
张潮作为焦点人物，就在邹光明旁边，听着众人的讨论，虽然表面上没有表情，但内心可谓是“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
“这部小说神奇的地方在于，每个支线都包含完整的主线要素，却在细节层面呈现差异化演进。而且参与构建这部小说意义的不仅有读者，还有出版社的编辑。
当编辑们通过一夜的努力拆解出三个独立版本时，实则是又构建了一重‘元叙事’，一重不由作者、也不由读者参与的‘元叙事’。这个文本的开放性，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
又一个批评家说道。这个批评家年纪不大，大概30多岁，一脸的书卷气，儒雅随和的很。
“这部作品的价值不在于解决了儿童文学的某个具体问题，而在于它通过制造文本的不确定性，迫使读者直面文学本体的随机流动。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乡村少年的奇幻之旅，更是文学在解构自身过程中不断重生的寓言。”
“小说中韦小亮对流星雨的执念，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青年们叩问时代在当代的回声。张潮以‘流星—生命’的隐喻演绎着百年未竟的中国年轻人的青春启蒙。这种将《草房子》式的乡土叙事与当代文学先锋叙事相嫁接的尝试，在儿童文学领域开辟出了独特的路径。”
……
张潮一开始的时候，还能勉强听进去，但不到30分钟，耳朵里就尽是“阿巴阿巴”的声响了。
为了避免自己当场昏睡过去，他不得不在一位评论家发完言的空隙，举手开始发言——
“首先，各位老师，我的作品并没有大家说的这么玄……优秀。我坐在这儿听了一下午，像在听大家解剖一只鸟——你们把羽毛、骨骼、肌肉分得清清楚楚，可我最开始，只是听见它在林子里叫得好听。
创作这部作品，完全是一个偶然。其实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像山里的老农种红薯——把发了芽的块茎往土里一埋，春雨下了几场，藤蔓就自己爬得到处都是。
你们说的「分线叙事」「元叙事」，这些技巧我当然都懂，也都用过。但在这部作品里，它们就是韦小亮翻山时走过的岔道口，哪个孩子不会在野地里迷几次路呢？”
现场的众人发出了一阵轻笑。相比于大家的解读，张潮的自我解说显得十分轻巧。
“那时候在什雷村，我蹲在火塘边给他们讲故事，十几个孩子围着我七嘴八舌：‘梁小阳被萤火虫带进山洞吧！’‘变婆的指甲该是红色的，像血！’在火光下，他们的眼睛比冬天的星星还亮。我突然明白，这个故事不能刻在石碑上，是村口那棵老树——风往哪吹，枝叶就往哪摆。”
这是大家第一次听张潮亲身讲述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因此都听得十分认真。虽然开场的时候，张潮就做过一番介绍了，但那一听就是客套话，远不如现在有价值。
张潮喝了口水，继续道：“至于三个版本嘛……当年我老师改我的作文，总说‘结尾要像秤砣压住筐’。但是我在什雷村住久了，也经常帮忙他们挑挑担子，发现前筐装苞谷后筐装柴禾，走得稳当就行，哪里需要秤砣？
讲故事嘛，能让人在寒冬腊月围住火塘，听你说完以后就去困觉就行，没必要赋予它那么多意义。”
这段话说得大家都有点尴尬，毕竟刚刚就是他们在不断赋予张潮这部作品以意义。
张潮又讲了一些写作过程里的细节：“后来交到出版社的手稿，其实是我和孩子们共同涂抹的草稿本。编辑老师们拆解出的三个版本，就像把一条溪水分装进三个瓦罐——有人喝到清甜，有人尝出土腥味，但溪水自己，还在山里继续流。”
最后他总结道：“说到底，我就是个写字的，这是门手艺，和剃头、劁猪、补鞋、开拖拉机一样，我就是个手艺人。
写书也和放牛差不多。你把牛群赶上山坡，哪头犊子去啃紫云英，哪头老牛爱蹭痒痒树，都是它们自己乐意的。我能做的，就是把鞭子换成竹笛，吹支小调让牛儿们走得自在些。”
……
研讨会终于在张潮的“不断努力”下，比预定时间早了1个小时结束，毕竟像他这么不爱听赞美的作者不太多见。
等人散尽，张潮才逮到机会悄悄问邹光明道：“邹院长，到底什么情况？怎么突然对我这部作品感兴趣了。”
邹光明诧异道：“于华没告诉你吗？”
张潮摇摇头。
邹光明这才解释道：“下个月马悦然访问中国，他指名要见一见你，并且说你文学史上难得一见的天才！他最近读的作品，就是你的《逐星者》。”
张潮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位爷“下圣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