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方信源证实中国作协正筹备派遣青年作家代表团赴日交流。据悉，此次代表团成员均从「茅盾文学新人奖」提名者中遴选，计划通过实地考察、学术研讨等形式，系统学习日本文学的创作理念与产业经验。
若将诺贝尔文学奖比作文学界的奥运会，日本早已凭借大江健三郎、川端康成等名将摘金夺银，而中国仍在预选赛门槛外徘徊。
“这不仅是创作能力的差距，更是文学体系的代差。”早稻田大学出版社总编中村裕一举例：“日本文学期刊的编辑培养周期长达十年，他们能精准判断哪些作品既保留本土性又具备国际传播潜力。而中国编辑还在为畅销书榜单焦虑。”
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佐藤健太郎在接受本报邮件采访时指出：“中国文学近年虽在商业上取得突破，但在叙事伦理、人性洞察及全球化表达上仍显稚嫩。村上春树作品中跨越文化的孤独感、东野圭吾对现代社会的病理切片，都值得中国同行深入研究。”
中国的盛唐时期，处于文明草创期的日本曾经一次又一次地派遣“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先进的文化、技术、制度，最终让日本文明一跃成为东亚儒家文化圈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日本文学早已站在亚洲之巅——近十年累计获得国际文学奖项提名400余次，年输出海外版权逾2万项；村上春树单部作品的译本数量，超过中国当代文学前十名总和；在法兰克福书展“亚洲文学潜力榜”上，日本新生代作家占据前20席中的10位，中国仅2人。
所以这一次青年作家代表团访日，恰如一千多年前日本“遣唐使”访华，可称之为‘遣日使’。想必日本遣唐使在长安太学抄录《文选》时，未曾料到千年后角色对调的命运。但这并不是中国文学“屈辱”，而是文明演进中必要的谦逊姿态。
历史总在制造戏剧性循环。公元804年，空海和尚随遣唐使西渡，将王羲之书法化为日本假名文字；不久后中国的青年作家将站在东京的书店里，凝视着宫崎骏动画片与村上小说共占畅销榜的盛况，或能真正理解何为“文化软实力”。
相信此次青年作家访日代表团如能成行，不仅是文明互鉴的新起点，更是中国文学补足现代化短板的战略机遇。
耐人寻味的是，以《刑警荣耀》等畅销书闻名的张潮由于未入围「茅盾文学新人奖」提名，或与代表团失之交臂。
知情人士透露，除此原因外，也与其“沉溺市井趣味”“缺乏国际视野”的争议评价有关。作协某匿名人士委婉表示：“文学交流需要兼容并蓄的胸怀，但核心团队必须代表中国文学的未来方向。”
（本文作者孙良一，系京都大学访问学者，曾参与《日本现代文学产业研究》课题）】
……
“大家觉得这篇文章写的怎么样？”张潮站在第七届「鲁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的讲台上，对台下年龄普遍比他大了好几岁的“学弟”“学妹”们说道。
这篇文章的出现其实并没有出乎张潮的意料之外。毕竟作协开会有近二十号人参与，参会者各自有自己的社交圈子，又不是什么机密大事，所以被记者曝光也不奇怪。
不过其中的内容却颇有点可商榷之处，所以张潮特地拿到课堂上讨论。
“……我想问下，你没有入选代表团这件事，是真的吗？”马天牧举手问道。她是第三届「新理念作文大赛」的一等奖得主，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马小淘”。
张潮坦然道：“我确实没有在代表团的预选名单里，估计最后也不会进入其中。这次代表团确实主要从「茅盾文学新人奖」的入围提名者中筛选。
我既然拒绝了这个奖的提名，当然会坚持到底，所以就不厚着脸皮忝列其中。”
这个答案引起了现场一阵小小的骚动，张潮没有进入访日青年作家名单，着实出乎现场所有人的预料——没有张潮的话，恐怕只能叫“青年作家团”吧？
不过这个消息都经过张潮本人的证实了，应该就是最终答案了。
张潮也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多做解释，继续道：“把我没有参加这件事抛开——这篇文章说这次的青年作家访日代表团是‘遣日使’，向日本学习先进的文学体系和产业经验，促进国内文学的进步、发展，大家觉得有道理吗？”
教室里陷入一阵沉默。
这一届「高研班」很多是20多岁、30出头的青年作家，甚至被戏称为「新理念作文大赛班」，大家城府虽然还没有那么深，但这篇文章的结尾明显是在褒贬张潮，因此在不清楚张潮的态度前，都不好意思表态。
鲁院教室里悬挂的老式吊扇发出细微嗡鸣，八月燥热的空气裹挟着新鲜的油墨味在几十个青年作家之间流转。
“我先说吧。”西北诗人单永珍突然起身。他在这一届「高研班」里算年纪比较大的一位了，已近40岁，面容棱角分明，皮肤黝黑，显得格外朴实、坚毅。
单永珍的口音带着鲜明的地域特色，但听明白还是没有问题的：“我在文联订了十五年《世界文学》，不仅每两三年都有日本专题，甚至不是日本专题的时候，日本文学有时也能占了篇幅的4分之1。
去年杂志还搞了个三岛由纪夫特辑，注释都比正文多。你看看人家，虽然切腹了，但还是能把《金阁寺》写出难以企及的美学高度。
我们呢？作家写个下岗潮还要被批评‘基调灰暗’，难呐！哦，对了，莫言的《檀香刑》就参考了三岛的小说吧？
所以我自己虽然没有学习什么日本作家，但是年轻人出去见识一下总还是好的——创作多一些参考系，总比闭门造车强。”
讨论中有人开了头，就像啤酒桶被拔掉了塞子，后面的讨论就喷涌而出了。
来自江苏的女作家鲁敏开口了，她的声音像浸过江南的梅雨，温柔又绵密：“单老师这话过了。不管是文学还是绘画，美学方面的互相借鉴本来就是很平常的事，而且这种事不好论高下——
莫言老师写《檀香刑》时可能参考过三岛的《金阁寺》不假，但他去年出版的《生死疲劳》里，那种六道轮回的魔幻叙事，日本作家里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有这样笔力的人物？
而且我们不要被这篇文章误导了——文学不是奥林匹克，非要分个金银铜牌。”
“但市场会分！”马利军突然插话。这个做过图书经销商的油田作家举起手机：“日本作家和作品进入中国，我们的图书市场永远是奉为上宾，如果是村上春树、渡边淳一就更不得了了，新书译本要恭恭敬敬摆在书店门口最显眼的位置。
但是中国小说在日本呢？九十年代两国文化组织倒是搞过一次‘中华小说登陆日本’的活动，一口气在日本推出了20多本中国小说，但是不到半年，这些小说在书店就和‘中华料理’——比如《饺子大全》《川菜图谱》——摆在一起。
人家当我们是文化土特产，我们还在争论文学高低？所以这种差距客观存在，并不是我们说一句‘不论高下’就能掩盖得了的！”
短短十分钟时间，课堂里就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立场——这也是张潮希望看到的。
从他个人角度来说，中国文学到底是否落后于日本文学，是一件并不值得讨论的事。首先创作是一件高度特化的艺术活动，整体水平与个别水平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其次，他也不认为获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者本国文学在世界上排名如何就能代表国家兴衰和人群的文化素质，南美倒是能拉出好几个文学奖得主，马尔克斯、略萨、聂鲁达更是大师中的大师——但估计没几个中国人想做哥伦比亚人。
张潮是想通过这个讨论，窥探当代中国作家的精神一隅；也想通过讨论，破除某些执念。他很高兴的一点就是，至少没有人把“遣日使”这个词单纯作为贬义的象征符号进行简单的否定。
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边写边念道：“注意，讨论焦点是这篇文章的核心论点——中国文学是否只能依靠‘遣日’这种行动，才能完成转型或者升级。”
“我同意文章七成观点。”戴月行——也就是颜歌——拂了拂额前标志性的齐刘海，声音清亮：“日本文学真正值得学习的是工匠精神。据说讲谈社的编辑敢让新人作家修改二十七稿才刊发，我们的编辑连错别字都审不出来，专业性差距太大了。不过——”
她话锋一转：“把你排除在代表团外，就像遣唐使不带空海，注定取不回真经。”
教室里响起零星笑声。霍艳突然举手，这个第四届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得主、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以学术见长的年轻姑娘语带锋芒：
“大家是不是忽略了一个本质问题？当我们在讨论‘遣日’的意义时，不论肯定还是否定，都已经默认了把文学的现代性等于西方性。为什么没人提议组织‘遣非使’去学非洲的斯瓦希里语口头文学？
但是在‘文学的现代性’方面，日本也不过是二道贩子。他们就是把卡夫卡、马尔克斯、普鲁斯特他们拼装组合一下，然后装进和式点心盒，端出来以后就告诉人们这就是‘亚洲最先进的文学’。
欧美的文学批评圈子，也是因为这个才格外认可日本文学。但我专业角度出发，真的不觉得日本文学有这么好——更不觉得日本文学能好过中国文学5倍——就像那个法兰克福书展‘亚洲文学潜力榜’显示的那样。”
张潮眼睛一亮，霍艳的这个观点确实别出心裁，让这次的讨论真正进入了“深水区”。
“但是这个点心盒卖到全世界了！会包装也是文学的一种！”在民营出版公司工作的“文学个体户”毕亮忍不住反驳：
“不说‘现代性’这么高级的词汇，就说出版——日本的文库本，64开，定价800日元，换算成人民币也不便宜，成本却只有中国的60%，但读者就是愿意买单——因为人家从设计到印刷，都有独到之处。
我以前曾经建议出版社模仿日本的文库本，在设计上多下功夫，但你知道总编说什么？‘中国读者认知水平还达不到，不需要’——所以到底是我们技不如人，还是骨子里就自卑？
我们向日本学习，未必是学人家怎么写，可能学学人家怎么包装自己更重要！”
张潮乐了，又有新观点出现了。确实，目前中国的出版物在“外观”上还是十分粗糙的——从封面设计到书本装帧，甚至都不如一些落后国家。
这时教室后排传来清脆掌声，一个身穿藏袍、袖口露出半挂佛珠的康巴汉子站起身，他叫罗布次仁，嗓音像雪山融水般清冽：“在LS八角街，印度香、尼泊尔铜器和义乌小商品都摆在同一家铺子。游客觉得都一样，都是我们当地的文化。
我却感觉到焦虑，这是一种金钱驱使下的商品同质化——说来说去，我们学习‘日本文学’目的就是为了成为第二个‘日本文学’吗？
如果‘遣日使’带回来的是像考试的‘答题模板’一样的‘文学发展模板’，那我回家放牦牛好了！”
“但模板能活人！”毕亮激动起来，“前几年我们引进的日本爱情小说《情书》，还是再版，结果首印三万册一周售罄。同期出版的本土文学，也是爱情主题——我就不说哪一部了——首印五千册还在仓库落灰。你知道编辑说什么？‘现在的小说，加点日式元素更好卖！’
我们讨论文学可以天马行空，但是真刀真枪到市场上去干，不学人家的怎么行？”
一直沉默的周嘉宁突然开口了，这个毕业于复大中文系的上海作家说道：“2003年我去参加过一个「亚洲青年作家论坛」，有位日本来的编辑问我‘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村上春树？’
我的回答是‘因为我们有王安忆。’当时只是一种‘急中生智’的胡乱应付，但现在想来，这个问题本身就像问东京为什么没有东方明珠——文学非要追求‘某某第二’，才是真正的精神屈服。”
教室里又陷入一阵沉默，互相说服不了对方的学员，都把目光看向张潮。
张潮梳理了一下刚刚众人的讨论，开口道：“首先，当我们用诺贝尔奖、海外销量、衍生品产值作为文学价值的丈量标尺时，是否正在把文学变成出版公司或者文化的财务报表？
身为「潮汐文化」这个文化公司最大的受益人，我个人倒是对此没有什么意见——但如果真是如此，那这次去日本的不该是‘青年作家’，而是‘青年编辑’才对吧？”
教室里响起了低笑声，毕亮的脸红了起来，不过还是很真诚地道道歉道：“不好意思，刚刚是我偏离了主题。可能是做编辑的经历影响了我，让我偏向于从编辑视角看待文学价值了。”
张潮笑着点点头，道：“没事，本来专业的编辑和优秀的作家都是相辅相成的。菲茨杰拉德就是在他的编辑的鞭策下，才完成《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本小说的。
——回到文章本身，就像霍艳刚刚说的那样‘文学的现代性等于西方性’，那‘日本文学的现代性也是西方的现代性吗’？它是不是真的值得中国作家去学习、借鉴？”
……
就在张潮满头大汗地给学员们上课时，鲁院的接待室里，坐着一个悠哉悠哉的中年人，喝着茶、吹着空调。
他是孙良一，《作协或派「文学遣日使」访日，为中国文学带回宝贵经验》的作者，来这里就是为了采访张潮，并且问出那个关键的问题：
「访日青年作家代表团」中没有你，有什么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