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章 当余旋风结束（大章一，笔会剧情完）
东京大学，中国哲学文学会，简称为简称“东大中哲会”。
余切被邀请来分享的地方，就在这里。
这地方二战时期和侵略有关系，现在逐渐演变为纯粹的研究机构，亚洲各国的研究者都能被吸收进来，中国人本身也能进去。
国学大师季线林就和东大中哲会的教授搞过联合研究。
因为得知“请”来的中国年轻作家，中哲会的门口已经聚集起了一批学生和教师。
他们站在门口列队，等余切一下车后，就热烈鼓掌，并送来了一片银杏叶。
“余先生，银杏叶在我们东京大学有‘学校’的意思，因为我们东京大学的校徽，正是银杏叶，整个学校里面最受游人注意的也是银杏叶。”
“每年的十一、十二月份，东京大学遍地都是落下的银杏叶，十分漂亮！”
好啊，银杏叶代表东京大学。余切说：“燕大最漂亮的时候是秋天，我们有一个文学家写过《故都的秋》，就是说在燕京这个地方，对于文学家来讲，秋天的时候最漂亮。”
有学生问：“燕大的校徽是什么？”
“是‘北’和‘大’两个篆体字上下叠着，创作这个校徽的人你们肯定很熟悉——鲁迅。”
这些学生顿时就激动了，鲁迅在中日两国的文坛地位都极高，可以说是如雷贯耳。但日本人不知道，鲁迅还是一个封面设计师，他们问余切鲁迅设计这个校徽代表什么？
余切卖了个关子：“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分享的东西。”
“你不是要说核时代下的文学吗？这究竟和鲁迅有什么关系？”
余切道：“文学是有关于民族性的，这些校徽的不同，恰好体现了不同国家的民族性，哪怕是到了核子时代也一样。”
核子时代，和民族性有什么关系？
这算是起了个好开头，来旁听这一场分享的人很多，而且越来越多。
一些中哲会的研究员来了：松丸道雄，研究甲骨文的；蜂尾邦夫，研究中国礼仪的；池田温，和井上靖一样，也是研究敦煌学的，还有个尾上兼英，这个人是专门研究中国左翼文学和现代文学的。
在研究领域，余切这些人写的小说是“当代文学”，民国的文学称之为“现代文学”。
池田温今年已经五十，他和季线林照过面：“我上一次来中国，还没有听季线林说过燕大出了这样的学生。”
尾上兼英一向瞧不起年轻人：“我认为他是被捧出来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本国媒体选择了他，但如果他因为这些宣传迷失了自己，那就完蛋了。”
池田温就道：“余切能和井上靖（敦煌学）做访谈，肯定是有真货的。只是他去的电视节目，在那种场合，他说不出更高深的东西。”
“——是这么吗？”尾上兼英摇头。“中国历史上出过许多文学家，但这么年轻，又这么在国外出名的，之前还没有过。这个余切甚至连一部日本作品都没有发出来，他没有写过长篇小说，多半是捧出来的。”
“东京大学和燕大一样，都是本国高校的思想阵地，如果余切讲不出什么东西，大家会对他很失望，那些媒体捧出来的人气，最后也会快速消失。”
池田温说：“如果他讲出好东西呢？”
尾上兼英已经是反“余”急先锋：“你还不知道，他为何能这么受到欢迎？这不光是文学的原因。”
事实上，余切自己也明白这个道理。
他受到的追捧是不正常的，是日本发达的传媒造就的产物。在这之前，没有一个懂得日语，形象不错，又产生了影响的异国年轻人，他现在恰好占据了这个生态位。
余切和二十年后，一个叫“加藤嘉一”的日本年轻人来中国的遭遇，几乎是一比一的镜像了。
无论是李小林还是陈希儒，都以为余切受到日本人喜欢，是因为他的仗义执言和文学，其实他的外貌和身份比他的文学更受欢迎。
而媒体在其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巴老明白了这一点，于是立刻给他联系出版商：用作品，把这些虚名转为真正的名气。
中哲会有专门给国外学者交流用的阶梯教室，余切就站在里面，数百个日本人围着他，余切的背后是黑板，讲得好会有掌声，讲的不好会被立刻挑剔。
他有种回到了上一辈子论文答辩的感觉。
但余切其实上一辈子也是个卷王。
“你们要问我什么？”
“核时代文学！”
“这不够！”尾上兼英听说了余切对“民族性”的观点，他立刻提问：“我想知道鲁迅，核时代文学，还有你说的民族性有什么关系，你不要故弄玄虚！”
中国人到底能对“核时代文学”发表什么看法？
余切掏出了那一株银杏叶：“我们先从这个叶子来谈起，我们是否承认，在设计这一些校徽的时候，本质反映了本国精英们，不同的审美偏好？”
他们暂且同意了。
“那么，为什么东京大学是一片银杏叶，而鲁迅所设计的校徽，却是两个篆体字？有多少人看过燕大的校徽？”
学生和教师们，举起手，但举手的人并不多。
余切回过头，在黑板上画燕大的校徽，他格外的庄重和肃穆，但丝毫不紧张，使得在场人忽然感到有一些没听过的说法，要被他讲出来。
《朝日新闻》的松永此刻心潮澎湃！
他毕业于东京大学，作为校友来参加余切的文学分享。他是这场日本“余旋风”的缔造者之一，六年前，他派往中国，参观了沪市的微电子厂，然后发现了这个地方的工人们“十个有九个人在生产线旁边玩”，消极怠工到了极度夸张的程度。
松永因此冷静的在自己回国的报道中判断道：“中国一定会改开，他们已经到了不改开不行的地步！”
作为东大的精英，他原以为余切这个作家，是他所创造出来的传媒“旋风”，而现在忽然期待起来：他大概是真的吧！
他难道能是真的吗？
余切是会演讲的，鲁迅是最著名的中国文学家，燕大同样是类比于东京大学的最高学府，除了这之外简直没有更好的例子。
“北”和“大”两个篆体字，叠在上面。
“两个篆体字，表示以人为本，这是大学本来的理念，其次是当时中国积贫积弱，这个标志像人在背负什么东西，鲁迅号召学生们要背负起责任……但最为直观的是，它看起来像‘三个人’。”
“三，在中国有‘众’的意思，三就是无数了，为什么三个人要围在一起？它代表团结，它代表的众志成城，但我们还不能直接从一个校徽，说中国的民族性是‘团结’，它太白了太牵强，而且具备字面上的主观含义，团结的目的是什么？谁能告诉我？”
“我需要一个中性的词汇，它不具备主观的含义，它描述一种状态。”
中哲会里面有许多懂得中国文化的专家，也许余切都能用中文来进行演讲。
立刻有这么一些答案出来：
池田温认为，目的是天下大同。
尾上兼英表示，目的是克服困难，打败强敌，说白了就是抗日。
蜂尾邦夫觉得，团结是结果，是规范和制度的结果。
松丸道雄研究甲骨文，在甲骨文里面，“团”是建造一个篱笆，把人围在里面，“结”是一群人去采集东西回来，他认为这是为共同的利益而行动。
他们都没有错，但余切给的答案和他们都不一样，余切说，“团结的背后是秩序。”
秩序？
好像是这么回事，又好像不完全这样。
天下、礼仪、外敌、和规范……他们和秩序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
余切接下来又解释：“如果没有秩序，就再造秩序，如果秩序不好，就推翻了重新来，这种对于秩序的追求并不是被动服从，而是有暴力性质的——我们把那些平定天下，并且使得社会最终恢复了秩序的人，称之为真正的英雄和伟人。我们的民族，歌颂这样的人。”
“请注意，这和日本并不一样，尽管对于秩序的追求，在不同民族身上都存在，但在中国人的身上，它是尤其明显的。”
他还引入了松丸道雄研究甲骨文的结果：“在中国古人创造出甲骨文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文字，努力的刻在光滑的龟背上，并且写成了一排、一列，方方正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表现出对秩序的追求。”
眼下的人都是真正的专家，他们深耕多年，不完全认同余切的想法。
除了子弹，没有什么观点能让他们纳头便拜，五体投地。
但这几句话一出来，就知道余切真有两把刷子。
作为研究左翼文学的专家，尾上兼英认同这一句话，起码这是中国民族性的一个关键方面。
天下大同，或者是崛起于世界之巅，解放全人类这些东西，当然是当时中国左翼作家的共同愿望，任何一个民族都会这么想，但这些都还太遥远。
他们一开始的渴求，是“恢复秩序”，这个民族不要再这么乱下去了。
当一个国度的文学家们都这么想的时候，把它作为民族性并不过分。
那么，日本人的民族性是什么呢？
尾上兼英站起来，他问了这一个问题。并且，他微微弯下头向余切致意。
余切给出前置关键词：“物哀文化。”
日本人没有反对，他们当然不会反对了。
日本人的民族性是“秩序”吗？他们战乱了数千年，近代才得以统一，这怎么会和“秩序”有关系。
“物哀这不是我来定义的，而是你们日本人自己这么说的，十八世纪之前，日本的研究学者发觉日本文学中的存在某种普遍特质，这种特质的文学巅峰也是你们日本人来创作的……”
余切扫向台下的人：“你们认为这个文学巅峰是什么？”
答案不约而同，是《源氏物语》。这本书里面的“物哀”不光是哀伤，而是“真情流露”，被外部世界的变化所打动，称之为“哀”。
余切说：“尽管中国人也有‘物哀’的想法，也有对外部世界的共情，但中国人更为积极主动，我们想要改造外部世界，从流传在我们民族的神话传说来讲，我们多的是‘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这些故事……而日本人更多的是神灵之间的互动和冲突，以及他们所造成的灾难。”
日本的神话不光是灾难，也有对太阳的崇拜，祖先崇拜，政治特性——如果不是眼下中日正好，余切真要说一句，请反对天皇吧，他们伪造了你们的神话。
将他伪造太阳神的子孙，将皇室作为神灵的血脉。
他又问：“在座有研究马哲的吗？”
怎么会没有呢？尾上兼英本人就对马哲有涉猎，余切向他说“物质决定意识”那一套东西。“日本的自然环境多灾多难，频繁的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使得日本人对生命的脆弱和无常有深刻的感受。”
但余切又说，“中华文化源头是黄河文明，生产力发展的必要，促使我们构成对‘秩序’需求的自然基础，但黄河这条母亲河也并不是一直那么温柔，在历史上，它多次改道、泛滥，引发惨绝人寰的事件……但尽管如此，中国却没有产生大规模的物哀文化。”
“我们可以这么说，从秩序上讲，中国人渴望这个世界运行有道，而日本人并没有；从物哀上讲，中国人更为积极向上，要改变天，改变地，而日本人没有表现出这种文化，他们认为这是神灵的事情，是那些有血统的人去做的事情，和平民无关。”
“所以日本人的民族性是什么？我们从团结引申到秩序，从物哀引申到了什么？谁告诉我那个词？”
这个阶梯教室，已经完全安静下来，只有余切的声音。
有的人心里面想到了答案，但他们不敢说出来。
因为答案是“服从”。
日本人并无改变世界的勇气，他们关注自己本身的情绪。
但这究竟和核时代的文学，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