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写的比较短，仿佛是听到的小道消息一样，在报纸上开辟了一个豆腐块儿：
大陆青年作家余切新书单行本引发哄抢，首印一万册京津地区试水，不料竟远远不足。后续三十万册铺向全国还需一周时间，港地读者可再等待两周即可与这部作品见面。
《大公报》则撰写了一篇时文分析：
“在哪里，都有狮子山精神！”
“港地有一种狮子山精神，这是一种刻苦耐劳、勤奋拼搏的精神。自上世纪70年代就与港地挂钩。一代人在逆境中通过刻苦奋斗改变了自己命运，但不得不说，它绝对不仅仅出现在港地，它是人本身就能具有的良好品德。”
“大陆青年作家的小说《大撒把》，讲述一个面对各种诱惑，选择坚守本心，建设家乡，最终获得成功的老实人，这部小说尤其在留学生群体中，获得了较大的反响，对我们港人也有感染力。”
一些和内地有联系的港地文学评论家，想办法弄到了《大撒把》的原文，希望能写出更具有深度的评析。把这一部由“王濛”作序，代表了内地文学新风向的小说介绍到港地来。
港地人长期关注大陆的思潮和动向。
据说当时的港地人每五个人就有一个是大陆人，如果往前数两三代，那自然全是大陆人无疑。
有关于大陆的最新消息，每天都能出现在港地市民的手上，因其发达的文化传媒产业，有时甚至比内地传播还要更快。
南方的粤省羊城。
在这里，许多人并不关注普通话新闻，而是更喜欢追逐当时港地繁盛有趣的报道，当时购买电视的有钱家庭一吃过了晚饭，马上就开电视追看港地的无线电视台翡翠台。
翡翠台的广播台在羊城乃至整个粤省也很受欢迎。在7月三号的早上，翡翠广播台刚刚播送完张国容的舞曲《Monica》，立马就切换了早间时事新闻报道。
女主持人聊到了发生在燕京的趣事儿：“一本书在大陆学生中引起了哄抢，甚至要溢价来购买，余切已经成为了大陆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考虑到他十分年轻，又是高知分子——部分文学题材的创作，只能他来进行。我们认为，对余切的追捧带有一些自发的吸引力……”
“比如，余切的个人形象，余切作为学生作家的独特身份，以及他身为一个知名爱国者的号召力。”
“但这难道是一件坏事吗？这当然是好事了。”
单行本首印确实卖的很好。
从京津两地的反馈来看，至少还有上百万的册的销量可以去发掘，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数学乘法。
燕京，《十月》编辑部，余切参加了编辑部的简短庆功会。张守任兴奋地大喊：“卖光了，一万册卖光了！”他伸出手指，“一万册是首印，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我们会有三十万册，还会有一百万册！”
“《高山下的花环》是近几年很受欢迎的小说，单行本当年卖了一百八十万册，因为纸浆不够用，全国共计有九家出版社先后印刷了这本书，我们争取不要碰到这种情况，把美丽的‘新现实文学’果实，完全的吃到自己肚子里面去！”
许久没见的王世民也在庆功会上。一般来说，王世民负责总览全局，他已经很少出来单独为了某一分类的作品来庆祝。
但余切的小说不一样，这一系列书是否成功，已经代表了杂志社最根本的创刊目的：引领文学潮流。
“我们是否引领了文学潮流？”
在这里，王世民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81年，我和几个老朋友创刊，作为杂志人错过了引领一时风尚的《班主任》，错过了《伤痕》，我感到很可惜……”
他的目光看向余切，感慨不已：“但我没有想到，一种新的东西可以那么快的出现，我想如果我不能再发扬光大，在许多年之后我会为此而后悔。”
王世民深情道：“我希望将来历史来记住我们，不因为我们写了一些评论文章，而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杂志人，作为编辑，因为我们那一双眼睛。”
“所以我们是否引领了文学潮流呢？不由我们来评价，而由读者来评价，由其他的作者，由时代来评价！”
张守任听到这话“啪”的站起来，竟然说不出话，而是紧紧握着王世民的手。
余切并没有经历过这两个编辑老头冒着坐牢风险的创业过程，心中的激动肯定远远比不上他们。但余切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他俩没有忘记余切，而是非要让余切来站到前排，全《十月》上下拍了一张大合影。
《十月》杂志社的位置比较偏，两三年前成立的时候，这里还是庄稼地，种的麦子，还有一些桃树。当时没想到会如此成功。创刊伊始，因为文章过于少，评论组没什么可分析的，就天天分析伟人写过的诗词。
因此得名“伟人著作分析办公室”。
但王世民显然以此为荣：“三大战役，跨大江、追穷寇，我们才刚刚打完第一场，看到了一些胜利势头，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
“还不是骄傲的时候，还没有到一锤定音的时候！”
许多人激动的把当天的情况写成文章来发表，或者写成信给其他作家朋友，这像是一场誓师会，全杂志社都做好了战斗准备。
4号，新一期《人民文学》上连载了《大撒把》的部分内容。王濛再次为该文写了评价：“我打算对《人民文学》进行一次彻底的革新，放开手脚，轻装上阵。于是我问有哪些作家有希望走向国际，写一个名字来。杂志内部因此进行了不记名投票，我自己来唱票。”
“当时，前十票有六票是同一个人，我感到十分吃惊，我抬头向大家确认，大家都望着我发笑……”
“您所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作家，所撰写的这样的作品。”
《人民文学》是真正的文学期刊老大，每期狂卖上百万册，地位无可动摇。它对于余切的介绍引发了对单行本的进一步追捧。
新的三十万册于一周后发行，这是首印后的头一次加印，然而从一线的反馈来看，它竟然远远不够！
当时，单位用公款大量购买图书都必须有“社会集团购买力”的批条，因此以新华书店为主的国营书店定了一个钱数额度，超过了，就得掏出批条来，向上面再申请，调配纸浆来进行印刷。
同时，一线的书店营业员根据经验和以往的销售记录填写订货数量，各个书店填写的数字汇总到京所，京所反馈到出版社，一般会填的保守，因为卖不出去营业单位要自己承担损失。
这是两条能决定书籍印刷数量的标准！
于是常常有作者唉声叹气：我著作的印数是由拿着条子，把钱放在裤裆的中年男人决定的，如果还有谁能来决定，新华书店柜台里面那个梳两条小辫的姑娘也可以决定。
三十万册发行后，很多外地的单位闻讯到燕京来采购图书，点名要《大撒把》这一本书，这些外地人在内裤上缝个口袋，装上钱，交款时当场解开裤子掏钱。
“《大撒把》，五千册，这是条子。”
“没了。”
“怎么能没呢？昨天上的新，我今天来的，那可是三十万册。”
“同志，昨天下午就没了，您方便的话等着吧，把钱塞回裤裆，在燕京住几天，等下一轮加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