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07章 每个人都有奇思妙想

柏林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杨平正在研究所的实验室里看一张细胞染色的片子。

是曼因斯坦，一条语音，语气很是激动。

“教授，我做到了！“

声音不大，甚至有些沙哑，像熬了几个通宵。

“是原细胞修复，不是疤痕，是真正的、有功能的、电信号传导正常的神经组织。我用的是你的三维导向基因理论，现在原细胞修复已经提高到14%，上帝啊，14%，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意味着我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上次我告诉你好消息的时候，我只是发现在损伤处发现零星的脊髓原细胞，即使是零星的，我确认这是你的理论的成功，我没有放弃，继续改进方法，现在是14%，我坚信有一天我可以做到100%。”

“如果做到100%，脊髓损伤的修复将变得轻而易举。”

“如果达到50%，我将尝试用猴子做换头实验。”

语音结束。

杨平把手机搁在实验台上，他刚刚那张细胞染色的片子的还没看完，他继续，显微镜下那些被染色剂标记的细胞核，蓝色的小点密密麻麻铺满视野，像一片沉默的星空。

杨平的三维导向基因理论，核心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想法：人体是由细胞构建而成，为什么细胞不是平铺，而能够在三维空间搭建人体，其实在基因信息里藏了专门的三维空间定位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让细胞朝着它需要的方向生长，后组成人体，而不是立方体或者球形。

曾经有理论也说过，细胞在三维空间中的迁移行为，是由基因表达的空间梯度决定的。这个想法在发育生物学中不算新鲜，早有科学家提出过类似的“形态发生素梯度“假说。但杨平的贡献在于，他把这个假说变成了真正的理论，不是粗糙的猜想，而是科学系统的理论。

曼因斯坦将杨平理论在脊髓损伤的运用也是经历诸多波折，曾经迷路过，当时曼因斯坦试图从神经轴突的精准爬行来做突破口，曼因斯坦的原话：A基因在损伤后X小时表达升高，导致B蛋白在Y空间范围内形成梯度，这个梯度会引导C类型细胞的轴突向D方向生长。如果你在X小时用药物抑制A基因，轴突的生长方向会改变，新的方向是E。“

科学理论不仅仅可以解释，还可以预测，而预测是科学最硬核的部分，从来不是解释已经发生的事，而是预测还没发生的事。一个理论如果只能解释过去，那它什么都不是。一个理论如果能预测未来，那它就是真理的候选者。

曼因斯坦利用杨平理论研究出来的脊髓理论预测了一个具体的时间窗口：脊髓损伤后四十八到七十二小时，是干预的最佳时机。在这个窗口内，如果能够精确调控某个特定基因的表达水平，就可以改变损伤区域周围的微环境，让抑制再生的“围墙“打开一个缺口，让原细胞修复神经。

曼因斯坦和杨平的交流非常频繁而深入。不是每天，是随时。曼因斯坦想到一个问题，不管几点，可能是柏林凌晨三点，可能是南都的中午，他都会给杨平发消息。有时候是一段语音，有时候是一张随手拍的实验记录照片，有时候只是几个关键词加一个问号。杨平不一定马上回复，但一定会在当天回复。他的回复从来不绕弯子，不堆砌术语，不故弄玄虚。一个问题，他能在三句话之内给出核心答案。如果他不知道答案，他会说“我不知道“，然后说“但我们可以一起想“。

曼因斯坦后来对奥古斯特说过：“杨教授是一个天才，但是他依然对自己诚实，对问题诚实，对不知道的事情诚实，在学术界，这种诚实非常宝贵。“

原细胞修复的突破，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

曼因斯坦已经五十七岁了，他曾经获得诺贝尔奖，那是他学术生涯的巅峰。但巅峰之后是漫长的下坡，不是声誉的下坡，是研究方向的下坡。他转向脊髓损伤修复这个“硬骨头“领域，带着诺奖的光环和夏里特医学院最好的资源，却在这个问题上卡了整整十五年。

十五年，对于脊髓损伤的病人来说，是五千多个日夜的轮椅生活。对于曼因斯坦来说，是无数次实验失败、无数个假设被推翻、无数次在深夜的实验室里独自面对显微镜的沉默。他尝试过化学遗传学、光遗传学、细胞移植、生物材料支架，所有前沿的技术都用上了，都只能做到“疤痕修复“。轴突长了，但方向混乱；突触形成了，但电信号传导异常；动物的运动功能最多有改善，但远称不上“治愈“。

有一次，曼因斯坦失败后，打电话给杨平，杨平在电话那头几乎没有说话，只是偶尔“嗯“一声，表示他在听。等曼因斯坦说完，杨平沉默片刻，然后说了一句让他记了很久的话：

“你在用你的逻辑想它的路，你应该用它的逻辑走它的路。“

曼因斯坦愣了：“什么意思？“

“神经细胞长了几亿年，它的导航系统比我们设计的任何导航都精确，你不要去替它决定往哪走，你要去问它，你想往哪走？然后给它创造条件，让它能往那走。不是你在引路，是它在认路。你只是把挡在路上的石头搬开。同样，神经细胞为什么不能原细胞修复，而骨骼可以原细胞修复，你有没有从更底层的逻辑去思考这个问题？“

这段话，改变了曼因斯坦接下来几年的研究方向。

他从“主动引导“转向了“被动允许“，不再试图用外源性信号分子去“指挥“轴突的生长方向，而是用基因编辑技术把那些抑制轴突生长的内源性因子一个一个地“关掉“，让轴突自己去探索、去选择、去找它该去的方向。就像一个孩子在学走路，你不是替他迈步，只是把地上的障碍物清干净，他自己就会走。

这个转变的效果，在实验数据上很快就体现出来了。他们第一次实现了“功能性再生“的雏形，轴突的生长方向从“随机“变成了“定向“，穿越损伤区后，开始沿着白质束的走行方向延伸。那是一丝曙光，但还不够。动物的运动功能有轻微改善，但距离“正常“还很远。曼因斯坦知道，他们还在门槛上，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

可是实验停止在轻微的改善，再也没有进步，他与杨平进行深入的交流后，果断放弃原来的路线。

即使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他必须忍痛放弃，因为杨平告诉他，思路是错误的，必须从原细胞修复的思路着手，才有可能成功。

他想起来应该试试原细胞修复，而不是轴突的生长爬行，虽然后者也是应用了三维空间导向基因理论。

这次他做到了，脊髓损伤的修复，不是轴突的生长跨越，而是修复，这不是疤痕，这是原细胞修复。这是十五年来，整个领域最接近“治愈“的一次。

他这坐在显微镜前，看着那些穿越了损伤区的、带着荧光标记的神经纤维，在黑暗的视野中像一颗颗发光的流星。他看了很久，然后拿起手机，给杨平发了条消息。

“你的理论太神奇了，脊髓损伤的原细胞我做到了14%。“

上次只是零星存在。

杨平回复：“恭喜！“

曼因斯坦看着那两个字，笑得很开心。

曼因斯坦将整个实验写成的报告发给杨平，杨平是在一个早上读完的。

他坐在研究所办公室里，屏幕上的文字一行一行滚动，每一个数据、每一张图表、每一个结论，他都看得很慢。不是读不懂，是不舍得读快。曼因斯坦在这篇论文里放了十五年的人生，五千多个日夜，无数次接近成功又跌回谷底的挣扎，他不想用三十分钟就把它消费完。

读到最后一个结论，杨平停了下来。

他把椅子往后推了推，靠在椅背上休息，他脑子在想一个人。

他脑海里想的那个人不是曼因斯坦，是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人，是病人。一个未来的、可能存在的、在某一天会躺在手术台上的人。那个人可能是一个车祸受伤的年轻人，可能是一个从高处坠落的工人，可能是一个因为脊髓损伤被宣判终身瘫痪的普通人。如果曼因斯坦的研究继续往前走，如果“原细胞修复“从动物实验走向临床应用。那个人会被拯救。那个人会站起来，会走路，会跑，会做所有他现在做不了的事。

杨平拿起手机，给曼因斯坦发了条消息。

“我读完了，这是今年临床医学最重要的成果，没有之一。“

曼因斯坦的回复来得很快，不是文字，是语音。杨平点开，曼因斯坦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

“教授，你知道我这十五年最后悔的是什么吗？”

杨平没有回复，他知道曼因斯坦不是真的在问他。

“是傲慢！诺奖之后的傲慢。我以为凭我的名气和资源，没有攻不下来的堡垒。我试了所有我认为'正确'的路，却忘了更基础的问题。之前你给我打那个电话，你说'你在用你的逻辑想它的路，你应该用它的逻辑走它的路'。那四十分钟，比我过去十五年读的所有文献都有用。科学这个东西，到最后拼的不是实验技术，是想问题的方式。你想问题的方式，是我见过最特别的，也是唯一让我走出那个死胡同的。“

“后来我就想，为什么不试试你的理论呢。”

杨平听完这段语音，没有马上回复。

他想起自己刚开始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很多问题并不是后来才有，后来只是又条件去实现。

想三维空间导向基因的，那时候他还是个刚毕业的住院医师，每天在病房和手术室之间奔波，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他只能在值夜班的间隙看书，在手术的间歇记笔记，在回家的地铁上想问题。他的笔记本上写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细胞信号通路的图、基因调控网络的草图、手绘的解剖结构、从文献里抄下来的数据。那些东西在别人眼里是一团乱麻，在他眼里是一张正在慢慢变得清晰的地图。

可是后来，生活的诸多压力让他暂时放弃这些奇思妙想，他必须完成日常工作，必须应付职称晋升，必须关注每个月的工资收入……

要不是后来又了系统，他这些想法可能也会永远被埋藏，当然，也可能会被实现。但是实现的可能性肯定不大。

其实后来，系统也不曾给他''主意”，但是给了他海量和时间和试错机会。

正式这些海量的试错机会让他可以试验每一个想法，这样将成功的概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现在他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要想在某个领域里成功，必须专注，一直投入，因为人的时间是有限的，试错的机会也是有限的，如果将它们分在不同的领域，成功率自然降低。

有时候他在想，其实每个人曾经都有一些奇思妙想，只不过最后这些奇思妙想被扼杀消磨，而他有幸可以低成本的去尝试。

那天晚上，杨平没有留在研究所。他关了灯，锁了门，走下楼梯。楼道里的声控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又在他身后一盏一盏灭掉。他的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像一种古老的、只有他自己能听懂的节奏。

走出研究所大门的时候，南都的夜风迎面扑来，他站在门口，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抬起头，看着头顶的天空。夜空看不见星星，只有云，灰白色的、薄薄的云，在城市灯光的映照下缓缓移动。但在云层的后面，他知道，那些星星还在，它们一直都在，只是看不见。

他想起曼因斯坦在语音里说的那句话：“唯一让我走出那个死胡同的。“

科研有时候就是这样，灵光一现，就那么一下子走通了，如果没有那一瞬间的灵光一现，可能一辈子都走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