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14章 它站起来了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杨平手里的咖啡杯停在半空，怀疑自己听错了。

电话那头，曼因斯坦的声音带着一种奇怪的平静：“我说，那只猴子现在能走六步了，不是辅助站立，不是颤抖着撑两秒钟，是实打实地、四只脚协调地、走了六步。”

“……”

“教授？你在听吗？”

“我在算！”杨平放下咖啡杯，“六步意味着什么？有没有视频？”

“视频已经发你邮箱了，步态分析显示，后肢的承重比例达到了正常水平的62%，关节屈伸角度还有偏差，但运动模式是对的，不是代偿，不是拖拽，是真正的神经驱动的步行动作。”

杨平已经打开了笔记本电脑，视频缓冲的那几秒钟，他发现自己居然在屏住呼吸。

画面亮起来。

一只恒河猴站在实验台的边缘，前肢轻轻扶着栏杆。它的后腿不像之前那样无力地拖在身后，而是稳稳地踩在地面上，然后，它动了。

左后腿抬起，向前迈出，脚掌着地，承重。右后腿跟上，同样的动作。一步，两步，三步，到第四步的时候身体晃了一下，但它调整了重心，继续走。第五步，第六步，然后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镜头，倒下去了。

那个眼神杨平永远不会忘记，不是痛苦，不是恐惧，而是一种近乎困惑的清明，好像在说：哦，原来我还可以这样。

“教授，我们提前达到了50%的修复率目标。不对，准确地说，是62%的实验组动物出现了可测量的步行功能，其中三只能够独立行走六步以上，这已经超过了我们当初定的50%的线。”

曼因斯坦的声音终于有了波动。

“我已经在收拾行李了。”曼因斯坦说，“教授，我要当面向你汇报，当面与您分享喜悦，电话无法分享我此时的心情，你给了我理论，我欠你一个完整的交代，我要让你亲眼看到数据，亲手翻实验记录，亲耳听我讲每一个细节。”

电话那头沉默一瞬。

“还有，”曼因斯坦的声音低了一些，“我想当面跟你说一声谢谢，电话里说不够。”

杨平握着手机，好一会儿没说话。

“来吧！”他最后说，“带上所有材料，我去接你。”

曼因斯坦的飞机落地时，南都在下小雨。

杨平亲自去接的，他看着这个德国老头从到达口走出来，差点没认出来，曼因斯坦瘦了至少十斤，颧骨都凸出来了，头发从花白变成了几乎全白，但双眼依然炯炯有神。

“你没睡觉？”杨平说。

“睡了！”曼因斯坦把行李箱扔给唐顺，“在飞机上睡了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不够。”

“够的，教授！我现在不需要睡觉，需要咖啡。”

杨平看着他，没说话。曼因斯坦的衬衫皱巴巴的，领口解开了一颗扣子，手里抱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抱得很紧，像是怕被人抢走。

那个公文包里装着的，是实验主要数据，是一只瘫痪猴子重新站起来的证据，是一个人十几年死胡同之后终于看到出口的证明。

“先吃饭。”杨平说。

“教授——”

“你从德国飞了十个小时，落地第一件事不是吃饭，是汇报？”杨平瞥了他一眼。

曼因斯坦愣了一下，然后笑道：“好吧！先吃饭，然后回酒店睡觉，明天早上八点，研究所会议室，你要给我两个小时。”

“好。”

别说两个小时，再多的时间杨平也有。

第二天早上七点四十五分，曼因斯坦就到了研究所。

杨平下楼去接他。

“你几点起的？”杨平问。

曼因斯坦说：“五点半，睡不着，把PPT又过了一遍。”

“第几遍了？”

曼因斯坦想了想：“从我离开德国算起的话，大概是第十七遍。”

杨平笑了一下，没再说什么，转身带他上楼。

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杨平课题组的全体成员，还有几个从其他研究所赶来的合作者，加起来五十多个人。曼因斯坦进门的时候，所有人都在低声交谈，看到他进来，声音渐渐小下去，最后完全安静了。

曼因斯坦站在讲台前，深吸了一口气。

他的中文很纯正，每个字都很清楚：“各位，我今天来，是向杨平教授汇报一项研究进展。这项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杨教授的三维导向基因理论。实验设计和执行，由我在德国的实验室完成。今天我带来的不是论文，不是新闻稿，是原始数据。”

他翻开文件夹，第一页是一张表格。

“这是实验设计，十二只恒河猴，完全性脊髓损伤，T9节段。对照组六只，实验组六只。实验组接受基于三维导向基因理论的原细胞修复治疗，在损伤后四十八小时窗口期内，调控特定基因的表达。”

他翻到第二页。

“这是监测的连续电生理数据。”

会议室里只剩下翻页声和曼因斯坦略带沙哑的讲解声。他一项一项地过数据，不跳过一个异常值，不美化任何一个不完美的结果。有一只实验组猴子没有出现任何功能改善，他专门用了一页PPT来分析可能的原因：基因编辑脱靶、损伤程度过重、个体差异。

“科学不能只报喜不报忧，这只失败的猴子和那只站起来的猴子一样重要。它告诉我们，这个方法的边界在哪里。”

讲到第二十分钟的时候，他翻到了那一页。

那是一只猴子站立的照片。

不是模糊的视频截图，是高分辨率、打印在相纸上的照片。猴子的前肢没有扶任何东西，后肢稳稳地踩在地面上，身体直立，头微微抬起，看着镜头。

会议室里有人倒吸了一口气。

“这是M7。”曼因斯坦说，“手术后第二十周，这一张——”

他翻到下一页。

“这是M7走路的样子。”

照片是一组连拍，六张照片排成一排，记录了M7迈出前两步的全过程。第一张，右后腿离地；第二张，向前摆动；第三张，脚掌着地；第四张，承重；第五张，左后腿离地；第六张，身体重心前移。

六张照片，两秒钟的动作，被拆解成六个凝固的瞬间。

“这不是代偿，不是拖拽，不是无意识的痉挛。”曼因斯坦的声音有些发紧，“这是真正的、神经驱动的、有目的的步行。信号从大脑发出，经过损伤区域下方的神经传导通路，到达后肢肌肉。这条通路，在手术后的第一天是完全中断的。现在，它重新连接了。”

他停下来，看了一眼杨平。

杨平坐在第一排，双手交叉放在桌上，表情没什么变化。但曼因斯坦注意到，他的手指微微收紧了。

“教授，”曼因斯坦说，“我想请你上来看一张片子。”

杨平站起来，走到讲台前。曼因斯坦让开半个身位，在键盘上敲了几下，调出一张脊髓组织的免疫荧光染色图像。

“这是损伤区域横截面，红色的是神经元标记物，绿色的是轴突标记物，蓝色的是细胞核。你看这里……”

他用激光笔在图像上画了一个圈。

“这是损伤中心，正常情况下，这里应该是一片空白，没有神经纤维能够穿越。但你看，红色的轴突从上游长过来了，穿过了损伤区，在下游形成了新的突触连接。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灵长类动物身上，证实了轴突可以重新连接。”

杨平盯着那张图像，很久没有说话。

会议室里所有人都在看着他。

“放大！”杨平说。

曼因斯坦放大了那个区域。

“再放大！”

再放大！

屏幕上，红色的轴突纤维清晰可见，它们像是一条条细小的河流，从损伤区的上游出发，穿过曾经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屏障，在下游重新汇合。

杨平直起身，转向会议室里的人。

“这个结果的意义，不是六步，不是62%，不是那张漂亮的荧光图。这个结果的意义是，我们之前的假设是对的，它具备普适性，原细胞修复可以开启，神经可以重新连接。这不是偶然，不是运气，是一种可以被诱导、被调控、被复制的生物学过程。”

他停了一下。

“这意味着，脊髓损伤不是终点，它只是一个可以被修复的故障。”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会，然后掌声响起来。不是那种礼节性的、敷衍的掌声，而是那种憋了很久、终于可以释放的、发自内心的鼓掌。有人站起来，有人跟着站起来，最后所有人都站起来了。

曼因斯坦站在讲台边上，被这阵掌声弄得有点不知所措。他看了一眼杨平，杨平也在鼓掌，看着他，微微点了点头。

那个点头的意思是：这是你应得的。

掌声结束后，曼因斯坦继续讲了四十分钟。他把所有数据过了一遍，回答了十几个问题，然后合上文件夹，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话。

“我这次来中国，不只是汇报，还有一个请求。”

他看着杨平。

“教授，我想把下一步的研究设在中国。不是合作，是把我的实验室搬过来。德国的条件很好，设备很先进，但有一个东西德国没有。”

他停顿了一下。

“这里有你，有三维导向基因理论的源头，我不想隔着半个地球做研究，我想待在这个理论诞生的地方，和提出它的人一起，把这条路走下去。”

会议室里又安静了。

杨平看着曼因斯坦，看了好几秒。

“你确定？”杨平问。

“确定。”

“你的团队呢？你的学生，你的博士后，你的技术员。”

“我问过他们了。”曼因斯坦说，“他们说在德国待够了，想来中国吃火锅，其他人有的犹豫，有的决定留下。我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但核心团队，愿意跟我走的，有七个人。”

“七个人。”杨平重复了一遍。

“七个人，加上我，八个。一个可以运转的最小实验室。”

杨平靠在椅背上，想了一会儿。

“研究所现在没有多余的实验室空间，但是我会帮助你协调，在三博医院内给你一个独立的实验室。”

“教授，你这是答应了？”曼因斯坦没想看杨平这么爽快。

“没有理由不答应。”

杨平伸出手。

曼因斯坦握住。

两个人在五十多个人面前握了手，没有鲜花，没有香槟，没有摄像机。只有一个德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在一个上午，在一个普通的会议室里，握了一次手。

很多年后，当人们回看脊髓损伤修复的历史时，他们会把这称为“杨-曼因斯坦握手”。

会议结束后，所有人散去。杨平带着曼因斯坦去食堂吃饭。中午人多，有些嘈杂。曼因斯坦端着餐盘，看着窗口里的菜，有种久违的感觉。

“红烧肉。”

“麻婆豆腐。”

“烧鹅！”

“叉烧！”

“番薯糖水！”

他全部要。

杨平笑道：“别着急，慢慢吃，能吃完吗？”

“能！”曼因斯坦的眼睛又盯上另一个菜。

两个人端着餐盘找了个角落坐下来，曼因斯坦尝了一口麻婆豆腐，脸瞬间红了，然后疯狂灌水。杨平在旁边看着，笑出了声，那种很少见的、完全放松的笑。

“怎么几年不吃这个变得这么辣。”

曼因斯坦灌了第三杯水，眼泪都快出来了。

“你是诺奖得主，连这点辣都扛不住？”

“诺奖不教人吃辣！”

“教授，我说真的，谢谢你。”

“你已经说过了。”

曼因斯坦说：“说多少遍都不够，你知道我在德国做这个实验的时候，最难的是什么吗？不是技术，不是经费，不是猴子。是那种孤独感。全世界没有人相信我做的事是对的。每次组会，我的学生看我的眼神都像是在看一个走火入魔的老头，只有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只有你相信这条路走得通。”

杨平夹了一块红烧肉，慢慢嚼着，没有说话。

“现在猴子站起来了，”曼因斯坦说，“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你面前，说一句——教授，我没有辜负您。”

杨平放下筷子，看着曼因斯坦，他现在就像一个年轻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