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22章 我觉得这样更加诗意

等待的日子比想象中更难熬。

陈建国夫妇回去后的第一天，曼因斯坦把所有的检查数据整理成了一份完整的报告，四十七页，附上了影像学原始图像、电生理原始波形、血液生化全套指标。他亲自写了报告的每一个字，连标点符号都检查了两遍。

伦理审批报告提交后的第一周，曼因斯坦每天刷三遍邮箱。早上到实验室第一件事是打开邮箱，中午吃饭的时候再刷一遍，晚上离开之前又刷一遍。没有回复。

“伦理委员会的人是不是放假了？”他问奥古斯特。

“没有！我打电话问过了，他们说正在审，让我们耐心等。”

“耐心！”曼因斯坦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像是在品尝一个他不喜欢的味道。

奥古斯特看着他，没有拆穿他。一个十多年在死胡同里打转都没有放弃的人，现在让他等两周批文，他反而等不了了。这不是因为他不耐烦，是因为这次不一样。

第二周，曼因斯坦开始失眠。

第三周的周一，批文终于来了。

那天早上，曼因斯坦刚到实验室，手机就震动了。一封来自伦理委员会的邮件，标题是：“关于‘三维导向基因技术修复陈旧性脊髓损伤的临床研究’的伦理审查意见”。

曼因斯坦盯着这个标题看了五秒钟，没有点开。

他站起来，走出实验室，走到杨平的办公室门口。门开着，杨平正在看一份论文稿。

“教授！”曼因斯坦站在门口，声音有些发紧，“批文来了。”

杨平抬起头，看着曼因斯坦的表情。那张德国人的脸上混合着期待、紧张、恐惧和兴奋，像是一个等待高考成绩的孩子。

“进来！一起看。”

曼因斯坦走进来，把手机放在杨平的桌上。两个人并排坐着，看着那个屏幕。

杨平点开了邮件。

正文很短，只有三段。第一段是例行公事，感谢研究团队的提交。第二段是结论。

“经伦理委员会全体委员审议，认为本研究方案设计合理，科学价值明确，风险控制措施充分，患者知情同意书内容完整，委员会一致同意批准本研究方案。”

曼因斯坦的呼吸停了一瞬间。

“一致同意。”杨平念出来，“四个字，很重。”

曼因斯坦没有说话，他伸出手，指着屏幕，手指在微微发抖。

“教授，你往下翻，还有附件。”

杨平往下翻，附件是一份长达十二页的审查意见，逐条列出了伦理委员会对研究方案的评价和建议。大部分是肯定，少数是修改建议，知情同意书的措辞需要更通俗，风险告知需要更充分，术后康复方案需要更详细。

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杨平的手停住了。

最后一页只有一段话，不是格式化的意见，是审查委员会主席亲笔写的一段话：

“本研究是人类脊髓损伤修复领域的一次大胆尝试。作为伦理委员会，我们的职责是保护患者的权益和安全。在审查这份方案的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研究团队对患者的尊重和诚意。尤其是研究团队提出的‘不给虚假希望，只给真实机会’这一原则，让我们确信，这项研究是在正确的人手中、以正确的方式、为了正确的目的而进行的。祝研究顺利。”

曼因斯坦读完这段话，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

“教授，你知道我看到这段话是什么感觉吗？”

“什么感觉？”

“感觉像是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去吧’。”

曼因斯坦开始拨通陈建国的电话。

电话响了三声，接起来了。

“陈建国，我是曼因斯坦。”

电话那头陈建国的声音响起来，对方沉默片刻，杨平听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曼因斯坦教授！”

“批文下来了！通过了，你可以入组。”

又是沉默，这一次更长。

杨平听到电话那头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很小，很轻：“建国，怎么了？”然后是一声很长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之后用力呼出来的气。

“曼因斯坦教授，”陈建国的声音终于有了裂痕，“谢谢您。”

“不用客气！”

“我什么时候能来？”

“越快越好，下周就给你做手术。”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短促的、像是笑声又像是哭声的声音。

“好！下周见。”

电话挂断了。

曼因斯坦把手机放下。

“教授，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什么？”

“我在想，如果手术失败了，我怎么面对他。”

杨平看着曼因斯坦说：

“曼因斯坦，你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无数次。从第一个病人进手术室之前就在问。答案是——你不需要‘面对’他。你需要做的是，在手术之前，把所有能想到的都想到，把所有能准备的都准备好。手术之后，不管结果如何，你都要诚实地告诉他。成功说成功的话，失败说失败的话。不要逃避，不要撒谎，不要找借口。这就是‘面对’。”

曼因斯坦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做过无数次手术，拿过诺贝尔奖的奖章，写过无数篇论文。但此刻，它们只是一双手，一双即将为陈建国做手术的手。

“教授，你陪我做。”

杨平愣了一下。

“你说什么？”

“手术那天，你陪我做，我需要你在场。”

杨平看着曼因斯坦，看了很久。

“好！我在。”

接下来的几天，整个团队进入了手术前的最后冲刺。

曼因斯坦把手术方案过了十多遍。每一个步骤，每一种可能出现的意外，每一套应急预案。他在白板上画了一张巨大的流程图，从患者入室到麻醉诱导到手术切口到基因编辑到术后复苏，每一个节点都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了风险等级和应对措施。

奥古斯特负责器械准备，他列了一张清单，上面有一百四十七项物品，从最核心的基因编辑试剂到最不起眼的止血棉签，每一项都打了两遍勾。他把这张清单贴在了手术室的墙上，进一个勾一个，出一个再勾一个。

克拉拉负责术中电生理监测。她在术前三天就开始调试设备，把所有的电极、放大器、滤波器都测了一遍又一遍。她对曼因斯坦说：“你放心做手术，信号的事交给我。只要有一根轴突长过去，我就能告诉你。”

汉斯负责术后康复方案，他查阅了一百多篇关于脊髓损伤术后康复的文献，结合陈建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套为期五十二周的个性化康复计划。从术后第一天的被动活动到第五十二周的社区步行训练，每一周的目标、方法、评估标准都写得清清楚楚。

弗里茨负责一件事——告诉M7。

那天下午，弗里茨蹲在M7的笼子前面，用德语轻声说了很久。杨平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从M7的表情来看，它歪着头，眼睛一眨一眨的，偶尔伸手碰碰弗里茨的手指，它似乎听懂了。

“弗里茨跟它说了什么？”杨平问奥古斯特。

奥古斯特翻译：“他说，‘M7，你的任务完成了。下周有一个人要来，他和你一样，坐了很久的轮椅。你要给他力量。让他看看你是怎么站起来的，怎么走路的。你是他的榜样。’”

“M7能听懂吗？它似乎能够听懂？”曼因斯坦问杨平。

杨平思考一会说：“它听不懂，它只是一只猴子，智商没有发达到可以听懂这么复杂的语言，但是或许它能够感觉到某些东西。”

“教授，你真是理性，其实，我也知道它听不懂，但是我就是想听到你的回答是——它能够听懂，我觉得这样更诗意。”

杨平笑了笑：“好吧，我更正——它能够听懂！”

“你真是幽默，可是这种幽默很少有人能帮品出来。”

“你不是品出来了嘛！”

手术前几天，陈建国夫妇提前到了南都。

这一次，是曼因斯坦亲自去接站的，自己一个人带一个博士做司机去了火车站。

他在出站口等了二十分钟。人群里，李姐推着轮椅走了出来。陈建国穿着一件干净的深蓝色外套，头发理过了，胡子刮过了，看起来比上次精神了很多。

“曼因斯坦教授！”陈建国看到他，眼睛亮了一下，“怎么是您亲自来？”

曼因斯坦走过去，蹲下来，和陈建国平视。

“陈先生，几天后你就要上手术台了，我今天来接你，想跟你聊聊，是想当面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陈建国看着他：“你问吧！”

“你确定吗？最后一次机会。你现在说不，没有人会说你胆小。你可以回去继续等，等到我们的技术更成熟、风险更低的那一天，没有人会怪你，其实你已经等了这么久，不一定非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做第一个。”

陈建国没有犹豫。

“曼因斯坦教授！”

“还是按照中国习惯，你叫我曼教授或者曼医生吧。”

“曼……教授……我确定。我坐了十一年轮椅，等的就是这一天。风险我知道，失败我也想过。但我更怕的是有一天你们成功了，而我没有报名。”

曼因斯坦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推着轮椅，往停车场走去。

李姐跟在旁边，手里拎着那个旧包。三个人在火车站广场上慢慢地走着。

几天，陈建国被推进手术室。

李姐跟在推车旁边，一直走到手术室的大门口。门上面写着“手术重地，家属止步”。她停下来，把手放在陈建国的肩膀上。

“建国，我在外面等你。”

陈建国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

“好。”

两只手握了很久，李姐松开了手，退后一步，手术室的门关上。

陈建国被移到手术台上，麻醉医生走过来，在他手臂上扎了一针，他侧过头，看了一眼站在角落里的杨平。

“杨教授，您来了。”

“我来看看。”

陈建国笑了一下，然后麻醉药起效了，他的眼睛慢慢闭上，呼吸变得平稳而深沉。

曼因斯坦站在手术台前，深吸了一口气。

“开始！”他说。

手术刀递到了他的手里。

杨平站在角落里，看着曼因斯坦的手。那双手很稳，每一刀都精准得像是用尺子量过的。从皮肤到皮下，从皮下到肌肉，从肌肉到椎板，一层一层，像翻开一本厚重的书。

奥古斯特在旁边递器械，克拉拉在监控电生理信号，汉斯在记录每一个步骤的时间。手术室里只有器械碰撞的声音和监护仪规律的滴答声。

手术进行了三个小时，任务是清除脊髓原损伤部位所有的疤痕，制造一个新鲜的“损伤断面”。

当最后一针缝完的时候，曼因斯坦放下持针器，退后一步，看着手术台上的陈建国。他的脸上没有笑容，没有如释重负，只有一种深沉的、近乎虔诚的平静。

“教授，”他说，“做完了。”

杨平走到手术台前，看着陈建国的脸。麻药还没有醒，他睡得很沉，像是很久没有这样睡过一样。

“曼因斯坦，你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吗？”

“在睡觉。”

“不，他在做梦，梦里的他在走路。”

曼因斯坦说：“教授，你说他醒来之后，会不会已经能走路了？”

“不会！神经再生需要时间。几天，几周，几个月，不可能一醒来就能走。”

“我知道，但我想让他一醒来就看到希望。”

杨平走到曼因斯坦旁边。

“他会看到的，不是因为他的腿动了，是因为你站在这里，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亲自给他做手术，亲自等他醒来。这就是希望。”

手术室的门打开了。

李姐从走廊的椅子上站起来，快步走过来。

“辛苦你们了，怎么样？”

“手术很成功，麻药还没醒，等他醒了就可以回病房。”

李姐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没有哭出声，只是站在那里，眼泪无声地流了满脸。

“我能看看他吗？”

“等他醒了，现在还在麻醉监护室。”

李姐点了点头，又坐回了那张椅子上。她坐在那里，双手放在膝盖上，腰挺得很直，像是一个在站岗的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