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40章 希望大使

南都的春天来得不声不响。

先是梧桐树的枝头上冒出嫩绿色的芽，然后是研究所门口那排玉兰树上绽开了白色的花，接着是康复训练室窗外的草坪上，不知从哪里飘来的蒲公英种子扎下了根，开出了第一朵黄色的小花。

陈建国是在二月的最后一天，第一次在没有助行器的情况下站起来的。

那天上午，康复训练室里只有他一个人。李姐去食堂打饭了，唐顺去开一个什么会，弗里茨在动物房里给M7洗澡。陈建国扶着平行杠站了一会儿，腿不抖了，呼吸平稳了，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他松开了右手。

平行杠还在左手边，但他的右手悬在了空中，没有支撑。他的身体晃了一下，右腿的肌肉瞬间绷紧，膝盖微微弯曲，然后稳住了。

他站在那儿，只用左手扶着杠，站了三秒钟。

然后他把左手也松开了。

什么都没有扶，两条腿踩在地上，膝盖不打弯，腰背挺得笔直，像一棵被风吹了很久终于站直了的树。

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四秒钟，五秒钟。

他的身体开始晃了，右腿的肌肉在微微颤抖，像一根绷得太久的弦。他赶紧抓住平行杠，手心里全是汗。

但他站了五秒钟，五秒钟，不扶任何东西，靠自己站住了。

李姐推门进来的时候，陈建国正靠在平行杠上喘气，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哭。

“建国，你怎么了？”

他的声音是抖的，“我刚才……站住了。”

“你每天都在站啊。”

“不是扶着的站，是松开的站。什么都不扶，靠自己的腿站住了，五秒钟。”

李姐手里的饭盒差点掉在地上，她放下饭盒，走到陈建国面前，看着他。

“真的？”

“真的，我真的站住了。”

李姐的眼眶红了，她掏出手机，给杨平打了个电话，电话接通的时候，她的声音是哽咽的：“杨教授，建国站住了，松开手站住了，五秒钟。”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钟。

“我马上来。”

杨平到康复训练室的时候，陈建国已经又试了三次，第一次站了六秒，第二次站了七秒，第三次只站了三秒就不行了，腿抖得厉害。

“够了，”杨平说，“你今天已经做得很好了，剩下的明天再做。”

陈建国坐在轮椅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教授，我能站住了。”

“看到了，五秒、六秒、七秒，你在进步。”

“我什么时候能走？”

杨平蹲下来，和他平视。

“建国，你知道M7从站到走用了多久吗？”

“不知道。”

“两周，它站住之后两周，开始迈第一步。但是M7是猴子，它的四足步态是天生的。你是人，人的双足步态是学来的，是你一两岁的时候学会的，现在你要重新学，会比M7慢，慢很多。”

陈建国的眼神暗了一下，但立刻变得坚定自信。

“慢没关系，M7能走，我也能。它用两周，我用两个月、两年，都行，只要还能学。”

杨平看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站起来。

“好，从明天开始，我们练走。”

练走的第一天，陈建国摔了十七次。

康复训练室的地上铺了厚厚的软垫，唐顺站在旁边随时准备扶他，但陈建国不让扶。

“让我自己来，”他说，“M7也是自己来的。”

他扶着平行杠站起来，松开一只手，再松开另一只手，站住。然后他把重心往前移，右腿抬起来，离开地面，向前迈。

迈出去了，左脚还在原地，右脚落在了前方二十厘米的地方。然后他要把重心从左脚换到右脚，把左脚也迈出去。

重心刚换到一半，他的右腿膝盖突然一软，整个人像一堵墙一样倒了下去。“砰”的一声，身体砸在软垫上，扬起一片细小的灰尘。

唐顺冲过去要扶他，陈建国摆了摆手。

“不用，我自己起来。”

他用手撑着垫子，一点一点地爬了起来，抓住平行杠，重新站住。然后又开始迈步。迈出去，摔倒，爬起来，站住，再迈。十七次摔倒，十七次爬起来，第二十次的时候，他把两只脚都迈出去了。

左脚在前，右脚在后，站在软垫上，没有扶任何东西，站了两秒钟，然后缓缓地、有控制地坐了下去，不是摔的，是自己坐的。

“教授，”他转过头，看着站在门口的杨平，“我走了两步。”

杨平走过来，蹲下来，看着他。

“两步？”

“两步，左脚一步，右脚一步，两步。”

杨平伸出手，陈建国握住了他的手，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都没有说话。

远在海德堡的韦伯，在当天晚上收到了杨平的邮件。

附件是一段视频，是用手机拍的，画质不算好，但能看清陈建国的每一个动作，从松开手，到站稳，到迈出第一步，到摔倒，到爬起来。

韦伯把这段视频看了几遍。

然后他给杨平回复了一封邮件：“杨教授，这段视频比我们发表的任何论文都重要。论文是写给科学家看的，这段视频是写给全人类看的。请转告陈建国：海德堡有六只猴子在为他鼓掌。”

杨平回复：“我会转告，您那边的六只怎么样了？”

韦伯回复：“Hoffnung今天跑了三百米，破了M7的纪录。Vertrauen开始尝试跳跃了。它们都在进步，和南都的方向一致。两个大洲，七只猴子，一个结果。杨教授，这不是巧合，这是规律。”

杨平回复：“规律找到了，接下来就是把它变成所有人的规律。”

韦伯看着这条消息，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窗外的海德堡正在下雪，雪花落在内卡河上，瞬间就消失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那座古堡在雪中渐渐变白。

M7是在陈建国迈出第一步的第三天，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弗里茨从网上买了一个小号的足球，红色的，上面有黑白相间的五边形花纹。他把球扔进M7的笼子里，M7用爪子接住球，然后开始踢。它用后腿蹬球，球滚到笼子的另一边，它跑过去再蹬，一边蹬一边发出兴奋的叫声。

“它在踢足球，”汉斯站在笼子前面，目瞪口呆，“一只猴子在踢足球。”

“不是踢足球，”弗里茨纠正，“是在玩球，它不知道什么是足球，它只知道这个东西会滚，很好玩。”

“但它用后腿蹬球，”汉斯说，“后腿，不是前爪，它的后腿能做这么精细的动作了？”

弗里茨没有回答，他掏出手机，开始录像。镜头里，M7追着那个红色的小球，从笼子的这头跑到那头，再用后腿蹬一下，球飞起来，砸在笼子的栏杆上，弹回来，M7又跑过去接住。

“杨教授，”弗里茨把录像发给杨平，“M7会踢球了。”

杨平看了录像，回复：“它不知道自己在康复，它只知道好玩，这就是最好的康复——在玩中恢复。”

杨平把这段录像也转发给了韦伯。

韦伯看到录像的时候，正在海德堡的实验室里吃午饭。他放下三明治，把录像看了四遍，然后抬起头，看着坐在对面的汉娜。

“汉娜，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哪一句？”

“我说，我这一辈子发过的所有论文，价值都比不上杨教授这一个实验。”

“记得。”

“我现在觉得，那句话还是说错了。”

“错在哪里？”

韦伯把手机转过来，屏幕上M7正在追那个红色的球。

“那些论文，没有让任何一只猴子踢球。但杨教授的实验，让一只瘫痪的猴子，在用后腿踢球。不是论文的问题，是我以前找错了问题。”

汉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

“教授，那不叫‘瘫痪的猴子’。那叫‘康复中的猴子’。瘫痪的猴子不会踢球，康复中的猴子才会。”

韦伯点了点头，拿起三明治，继续吃饭。他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嚼很久，像是在品尝某种比食物更重要的东西。

三月中旬，国际脊髓损伤研究学会的主席Richardson给杨平发了一封邮件，问他能不能在学会的官网上刊登一篇关于M7和Cell封面文章的报道。

杨平回复可以，不过这事应该由曼因斯坦去做，因为这是曼因斯坦负责的项目。

Richardson又发了一封邮件：“杨教授，我还有一个请求，能不能让M7和您的病人陈建国，做一次视频连线？我想让全世界的脊髓损伤病人看到，希望是什么样子的。”

杨平没有立刻回复，他想了很久，然后去找陈建国。

“建国，Richardson教授想让你和M7做一次视频连线。你会被全世界看到，你愿意吗？”

陈建国坐在康复训练室的软垫上，刚做完一组步态训练，浑身是汗。他想了想，然后问：“教授，那些看到我的人，会知道我曾经瘫痪过吗？”

“会！Richardson就是想让他们看到，一个曾经瘫痪的人，现在能站起来了。”

陈建国沉默了一会儿。

“那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很惨？”

“不会！他们会觉得你很勇敢。”

陈建国的嘴唇动了动，像是在犹豫什么，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杨平。

“好，我连，让全世界看看，一个瘫了的人，是怎么站起来的。”

视频连线的日子定在三月二十号，春分。

Richardson在旧金山的家里，面前摆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杨平在南都的研究所会议室里，旁边是陈建国和弗里茨。M7在动物房里，面前架着一台平板电脑，屏幕上显示着Richardson的脸。

M7盯着屏幕里的那个白发老人，歪了歪头，然后伸出手，碰了碰屏幕。

“它在摸Richardson的脸，”弗里茨说，“它没见过他，但它想认识他。”

Richardson在屏幕那头笑起来。

“M7，你好，我是James。我看了你的视频，很多很多遍。你是我见过最了不起的猴子。”

M7当然听不懂，但它听到了声音，耳朵动了动，然后转过身，走到笼子的另一边，又走回来。它的步态很稳，走得很快，尾巴高高翘起。

“它在走，”Richardson的声音突然变得有些沙哑，“它走得真好。”

视频切换到会议室，陈建国坐在轮椅上，面前也是镜头。他穿着一件干净的蓝色T恤，头发梳得很整齐，脸上带着笑，但那种笑不轻松，是一种紧张的、认真的笑。

“建国，你准备好了吗？”杨平问。

“准备好了。”

Richardson的脸出现在屏幕上。

“陈先生，你好。我是James Richardson。”

“Richardson教授，你好！我是陈建国。”

“陈先生，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您问。”

“你从受伤到现在，差不多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天？”Richardson点了点头，“从不能动，到能站起来。你觉得自己幸运吗？”

陈建国想了想。

“当然，我是最幸运的，能够成为杨教授新技术的实验对象。”

“陈先生，你说的话，我会记下来。我会告诉全世界所有的脊髓损伤病人，让他们看看你的样子，听听你的声音。你不是医生，不是科学家，你是一个病人。但你说的话，比我们所有医生和科学家加在一起都有力量。”

陈建国的眼眶红了，但他没有哭。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问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问题。

“Richardson教授，我能不能去医院，跟那些刚受伤的病人说说话？告诉他们，不要放弃，不要绝望，有人在做事情，在做能让他们站起来的事情。”

Richardson看着陈建国，看了好几秒钟。

“陈先生，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安排让您担任我们的希望大使。学会下面有三百多家医院，遍布全球。你想去哪家，我帮你联系，所有的费用将由慈善基金负责。”

“哪家都行，只要能帮到人。”

视频连线结束了。杨平关掉屏幕，转过身看着陈建国。

“建国，你知道你刚才做了什么吗？”

“知道，我跟一个美国教授说了几句话。”

“不只，”杨平说，“你做了一件比我发论文更重要的事。论文是写给科学家看的，你是写给病人看的。病人不看Cell，但他们看得见你。你站起来了，他们就知道，他们也有希望。”

“我是世界上第一个站起来的瘫痪的脊髓损伤的患者，我觉得如果能够给其他患者带去希望，这是最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