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清明坐了不到半个时辰便告辞了，张焕则半倚在软垫上细细地喝茶，他需要静下心来思考着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尤其是韩滉所言重镇兴商和郑清明所言官印纸钱，重镇兴商他相信这是韩滉集数十年的为官经验所得，而且韩滉条理清晰，用无数的事实来说明了问题，他是需要好好考虑，而郑清明所言的官印纸钱，就仿佛被一根针刺了一样，当时是感觉到眼前一亮，打开了一个崭新的思路，但事后当刺痛感消失，他又觉得这其中蕴藏着极大的随意性，且不论他张焕是否是这方面的行家，但一些常识他是知道的，虽然飞票在长安城内可以无须表记兑现，但也有时间限制，可是出了长安城则必须要有密押，比如事先约定的暗语或者一顶帽子、半只戒指之类的，这是防止被人假冒，而象郑清明所言，拿着一张百贯的纸就去买田买产业，傻瓜才会相信，至于三五贯小额度的纸钱，辨不出真假，一般人还是要铜钱，这仅仅是从常识上考虑且有诸多问题，至于从财政制度上是否可行，就是更需值得商榷了。
想到这，张焕立刻命亲兵道：“去把李泌道长请来！”
李泌现在是张焕首席幕僚，暂时住在张焕的府内，片刻，李泌匆匆走进了张焕的书房，跟着张焕一个多月，他明显地胖了许多，气色也变得红润，他上前向张焕深施一礼，“贫道参见都督！”
“李道长请坐！”张焕请李泌坐下，便将今天和韩滉以及郑清明的谈话内容简要地告诉了李泌，最后道：“这两件事我想听一听道长的意见。”
李泌半天没有说话，他背着手在房间内来回踱步，良久才叹了一口气道：“肃宗帝削商一事其实我也有责任，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平安贼要钱、应付回纥人也要钱，可自耕农的数量已经少之又少，不可能再加税，所以只能从商人身上打主意，当时肃宗帝问我可行，我也表示了赞同，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竭泽而渔之事，只是当时形势危急，不得不用此极端手段。”
张焕见李泌沉溺在往事之中，他略略有些不快地道：“过往之事就不用再去追究了，我在问先生现在韩滉的建议是否可行？”
李泌惊觉，他歉意地笑了笑便道：“韩尚书的建议我绝对赞同，以工商兴国，这是一个解决土地问题的绝好思路，土地问题说到底就是生存问题，若大量的劳动力转移去了城镇，民众不靠土地生存，那兼并再多的土地又有何用，尤其这样一来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农民对世家的依附，无形中削弱了世家的力量，再在城镇中推广平民教育，让平民获得更多读书机会，再以科举方式将他们提拔到高位，此涨彼消，百年后世家甚至就从此销声匿迹。”
一席话说得张焕连连点头，世家的渊源可追溯至汉，延绵数百年，其间汉亡、隋亡无处不见世家的身影，虽然从本朝高宗及武则天开始大力削弱世家的力量，但根子却除不掉，一但条件适合，世家又会卷土重来，而世家的根子是在土地，如果能解决土地兼并问题，那就是挖掉了世家的根。
张焕低头沉思片刻，又问道：“我还有一个疑问，如果人口大量向城镇倾斜，那谁来种粮种桑麻，我担心粮食会出问题。”
李泌对此早胸有成竹，他走到大唐地图前，拾起木杆指了指长江以南广大土地道：“粮食的多寡在于种粮人口和亩产两个因素，如果种粮人口不足，那就可以在亩产上打主意，淮河以北的亩产大多是二三百斤，而且二年三熟，而江淮以南的亩产却能达到四五百斤，而且是一年两熟，甚至岭南地区还能做到一年三熟，这样算下来只须一半人种地，便可满足全国的粮食需求，而且南方不仅产粮多，土地兼也不严重，朝廷可通过授田的方式将农民向南转移。”
张焕才思也被李泌的创意所点燃，他接过木杆也指着地图道：“唐初授田立意是好的，为平民置产，但允许永业田买卖却为以后的土地兼并开了口子，以至于短短百年，均田制便破坏无疑，玄宗皇帝再三下旨禁止土地兼并也无济于事，所以这次重新授田我准备只授口分田，不授永业田，土地之权属于中央朝廷，由朝廷建立劝农署管理，不收租赋、不得买卖，地方官府也无权收回田产，若想进城从事工商，只须把地退还给劝农署，在地方官府办理户籍迁移即可，若城中活不下去，又可返回原籍请田种地，这样民众总归有条活路，不至于被逼无路而造反，虽然这对朝廷掌控民户有些难度，但相对于解决土地和蓄奴这两个大问题，让民众自由一点，也就不算什么了，我想普通的民众总是希望安居乐业，自古都是官逼民反，从来没有什么民逼官反之说，普通民众在某地活不下去可以走人，相反，也可以由此看出某地的治理情况，对于规矩地方官员也有好处，当然，这中间也还有许多细节问题，比如地方官府对户籍迁移时的刁难等等，但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问题，不碍大局，关键是制度，我们要先把制度订立下来，再去完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