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连载于哥伦比亚的《观察者报》，这是马尔克斯曾经做新闻调查记者工作过的地方。
余切将《聂鲁达之死》写成一个新闻系列调查，每每有新进展，他就写在这上面。
“红衣大主教”开始行动了！
拉美作家们意识到，余切是玩真的。
相信聂鲁达确实死的蹊跷的，就把余切的研究转载到自己的报纸上，而不相信的则暂时沉默着。既不敢替聂鲁达说话，也不敢违逆红衣大主教。
余切那两个保镖开始和余切如影随形，马尔克斯说：“你正在涉及到智利这个国家最隐秘的一面，如果有一天你被他们派人暗杀了，我不会感到奇怪。”
“那你会写一篇《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来纪念我吗？”余切说。
“我已经把文学走到头了，现在我不需要再写出更好的小说，我希望你能活着。”马尔克斯眨了眨眼睛。
显然事情比余切想象的要严重，贝坦库尔愕然于余切忽然对智利的政府火力全开，建议余切住在马尔克斯家中，或者是总统府。
后者自然不必多说，而马尔克斯，作为这个国家最有名的人物，他发财后在波哥大的山顶有一套豪华别墅，安保级别很高。
余切搬到了马尔克斯的家中。
他第一次真正的看到了波哥大这座城市的布局，它有如电影《上帝之城》拍摄的那样，整座城市建在海拔2600米的山上，空气稀薄得让人头晕。
往北看，城市的豪宅和写字楼阳光下闪闪发光，像科幻片里的未来城；往南看，贫民窟的铁皮房密密麻麻挤在山坡上，远看就像一块发霉的破布。
最魔幻的是，这两个世界只隔着一条马路。因此会出现这种情况：在马路的这边，贵妇们在喝昂贵的咖啡，马路那边就是光着脚捡垃圾的孩子。
为什么每次暴雨都能冲出尸体呢？
因为这座城市就是个巨大的排水渠，一旦发生暴雨，肢体就像是垃圾一样被冲往山下。
贫民窟的巷子窄得只能侧身过，污水顺着山坡往下流。贫民的家往往是不到十平米的铁皮房，一家五口挤在一起。所谓的床就是几块木板，灶台是用废油桶改的。晚上经常能听到枪声，但人们已经习以为常。
他去贫民窟参观时，政府给他雇佣了一个叫卡洛斯的年轻人。这个人的名字和后世皇马足球队的左后卫一模一样。
卡洛斯也爱踢足球，还会唱歌跳舞，他的薪资十分微薄，而当地的物价却高得离谱。
对他来说，只要有一个玉米饼吃就可以满足。
四十年后，当余切的祖国崛起后，这里仍然没什么变化，但这些人至少可以有廉价的工业品可用，可以刷短视频当乐子，而现在他们啥也没有，那他们天天玩什么呢？
是的，看小说。
仅仅就精神世界的贫瘠上来讲，它竟有些类似于八十年代早期的中国内地。
《百年孤独》在哥伦比亚这个地方卖了数百万，考虑到人口比例，相当于某一本小说，在中国卖了一两亿本！
“我相信聂鲁达先生，一定不是个伤心而死的诗人，他不会那么脆弱。余先生，我看了你的《潜伏》，余则成有三个老婆！这三个老婆，又分别在不同的时间里离开了他，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生命，无论怎么大的悲痛，都没有压垮他！”
这是卡洛斯对余切说的话。
对啊！
余切忽然反应过来，在中哥文化交流中，他的《潜伏》被翻译成西语在拉美世界销售，一些人看了他的小说后，对革命者这个形象有了新的认识。
革命者是隐忍坚强的，聂鲁达作为享誉世界的大文豪，早期党员，他怎么可能伤心到当即去世？
余切的创作欲空前高涨，他接连发了数篇研究稿。并且在拉美作家的定期聚会中，不断游说，宣扬他的观点。
女作家阿连德很好奇：“你为什么就知道，聂鲁达是死于中毒？万一你错了呢？”
因为我看过相关报道。聂鲁达死于铊中毒。
中国人对铊不会陌生。
这是一种几乎在活着时，无法通过症状直观查出来的毒素。而中国有一个极其轰动的大案，发生在燕大对面的水木大学。
那里面有个女生寝室发生了同样的惨剧，一名女生出于妒忌对室友投毒，造成室友事实上的死亡，医院对此束手无策，因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能眼睁睁看着被害者走向死亡。这件案子影响很大，横跨数十年，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铊牛逼到这种地步，你说我怎么会不晓得这个呢？
余切在作家聚会中做出了自己的演讲：“人们常常把拉美文学风暴，总结为拉美人先证明自己是拉美人，然后才是一个作家。这句话的含义是，我们本身也是配合制造拉美刻板印象的一部分。”
“当人们提到拉丁美洲时，只能想到性、杀戮、贪腐……难道要永远这样下去吗？拉美人是有勇气的，让我看到你们的勇气。”
“余，你打算怎么做？”一个叫巴斯克斯的西班牙作家对余切的话产生了兴趣。
余切认得他，巴斯克斯是20世纪西班牙最伟大的侦探小说作家，年轻时因为反对当局的独裁统治，而被监禁十八个月。并且，他还是一个党员。
余切说：“我正在搜罗有关于聂鲁达之死的证据，如果你支持我，就把我的话转载在你认识的报刊上；如果你不支持我，我希望你这次对我无动于衷。”
“我怎么会不支持你？我当然支持你。”巴斯克斯说。
“拉美文学爆炸第五大将”多诺索同样表达了对余切的支持：“我一直认为聂鲁达先生死得蹊跷，我相信他对生活是浪漫和敏感的，而对自己的事业，他是足够坚强的。”
这两人表态后，一些人不再沉默下去，他们主动为余切提供了当时的材料：
在智利，其实一直有巨大的质疑声音，但都被当局压下来了。而国外的很少有大人物可以有逻辑的把“聂鲁达之死”盘清楚，也许马尔克斯有这样的地位，但他连桥牌都打不好。
马尔克斯在这方面是个蠢蛋，他一开始相信老朋友死得莫名其妙，然而到了晚年后，他也相信老朋友因为伤心过度死了。结果聂鲁达被开棺验尸，查出来毒素，马尔克斯那时又患上了老年痴呆，啥啥也记不得。
相当于他终生都不知道老朋友咋死的，更何况去帮助聂鲁达翻案。
余切看到啥资料？
聂鲁达死后，他的住宅被洗劫一空，除此之外，智利的前总统弗雷几乎死于同一家医院，医院的档案完全找不到了，死状和聂鲁达相似，但弗雷的身体健康，没什么明显慢性病。
这个人是标准的暴毙而亡，甚至没来得及说出什么话。
当时的内政部长也死于自己家中，智利官方的宣传是“死于自缢”。一个安享天年的内政部长，竟然会自缢？
这是不可能的。
女作家阿连德和马尔克斯都和聂鲁达认识，他们各自透露出一个不为人知的秘闻。
首先是阿连德：“聂鲁达先生的司机还活着，他一直认为，聂鲁达的死存在问题。我愿意把他引荐给你。”
余切用了两天时间接触到聂鲁达的司机，此人确切的说：“聂鲁达先生不可能是自然死亡，有人被当局主使，向聂鲁达的胃中注射了致命的毒药，诗人因此毒发身亡。”
“你怎么知道的？”余切问。
这个人说：“因为我那时就在医院外陪着聂鲁达先生，他睡着了，医生们来来往往，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把我赶走，等我回来的时候，聂鲁达先生强撑着对我说，他们给他注射了什么东西……”
“你没有想什么办法吗？”陪同余切的还有马尔克斯，他顿时大怒。
这个司机说：“我只是个司机，连总统都被逼的自杀了，我又能怎么办？”
好吧，马尔克斯只能深深的叹息。
随后，马尔克斯谈到聂鲁达一个秘闻：聂鲁达是个相当冷酷的人。
聂鲁达有个残疾的女儿，起初聂鲁达很喜欢她，但这个女儿表现出残疾之后，聂鲁达就不再喜欢这个女儿了，而且因此离开了自己的妻子。
在这方面，他是个大渣男，也是个不称职的父亲。
聂鲁达在早期很喜欢向朋友介绍他的女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朋友们诡异的发现这个小女孩的头越来越大，样子也越来越畸形，因此，朋友们纷纷流露出“可怜巴巴的难言神情”。
聂鲁达就渐渐的少于提到自己的女儿，最后好像这个人在他的人生中没有出现过一样。
他认为“这个孩子会死的。她遭受了极大的痛苦”。所以不需要再做什么额外关照，应当使其自生自灭。
这代表什么呢？
聂鲁达是个完美主义者，这种人就算自杀，也不可能伤心过度而死亡。就是说，在穷途末路时，他会把生死掌握在他自己手上。
他这种人，对待自己的女儿，以及对待他自己都一模一样的冷酷。
当然了，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民，聂鲁达是真诚和热情的，因为那是聂鲁达作为诗人和政治家的另外一面。
余切将之都写在《聂鲁达之死》当中，这篇研究稿引爆了拉美文坛，掀起了历史尘封的一面：人们开始觉得，聂鲁达这样一个人，是绝不可能伤心过度死亡的。
毕竟他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自己“情诗”那样的人。
哥伦比亚当地议论纷纷，聂鲁达是拉美人心中的英雄，虽然他是个智利人，但他也写西语小说。他的小说阅读起来并没有什么障碍。
而余切是最近崛起的新锐作家，刚刚因“核子文学”和对基建犀利的评论小有名气。
现在两个人走到了一起，后面那个人决心把前一个人的棺椁打开，向人们解释，这个人死前的二十四小时发生了什么。
波哥大的贫民窟，为余切做过向导的卡洛斯向朋友炫耀：“我认识那个中国人！我跟他说过话！”
朋友们惊讶的望着他，然后拿出一份《观察者报》：“你说的是这上面的人吗？”
上面的照片是余切在大剧院演讲时的照片，清晰度不高。
但卡洛斯还是认出来了：“是他！他长得格外高大，就像是总统卫队那些挑出来的仪仗兵一样！”
在阿根廷，在哥伦比亚，在秘鲁……大量报刊转载了余切这一篇考证研究，在事件中心的智利，政府下令在全国封锁这一篇研究稿，同时在境内查封余切的小说，宣称余切是“不受欢迎的人”。
马尔克斯来问余切的感想如何？“你现在遭受了和我当年一样的命运，被一个国家封杀。”
余切说：“这只不过是我故事的一部分罢了。”
“万一你死了怎么办？我当时逃去了墨西哥。”
“我现在住在拉美最有名的人家中，总统派了两个护卫24小时跟着，我相信我的安全。”
《聂鲁达之死》成为余切近期的代表作，《观察者日报》全文刊登余切的研究稿，人们对此津津乐道。
诺奖作家，竟然也有可能被暗杀？
马尔克斯曾经被通缉，被暗杀的事情，促使他在大众眼中具有传奇性，而现在一个叫聂鲁达的诺奖作家似乎已经被暗杀掉了。
另一个叫“余”的作家为了这个“未曾谋面的朋友”进行调查，他因此被一个国家封杀，这赋予了余切新的传奇性。
哥伦比亚当地有个叫“黑绵羊”的出版社，把《聂鲁达之死》集结成册，进行出版。首印十万册，在一周内销售一空，随后，墨西哥一家出版社也申请版权进行印刷，出版三十万册。
与此同时，阿根廷“南美”出版社和西班牙“布鲁格拉”出版社也大量进行印刷。这都是在当地响当当的出版社。
卡门也来找余切。
“你现在走得太远了，有人传话让我警告你。余，到现在就够了，真的够了。”
卡门通吃黑白两道，她手底下的作者往往也惹出天大麻烦，需要她来摆平。一份报纸《纽约人》引用欧洲出版商的说法：“她是像詹姆斯邦德一样，是个有杀人执照的超级文学经纪人。”
意思是卡门横行出版界，想弄死谁就弄死谁。
然而，她这样的人物也摆不平余切现在的麻烦，因此她不得不来劝余切就此收手。
余切当然不会同意。
卡门道：“你为什么要查明真相？”
“我看了聂鲁达的诗，聂鲁达是我的朋友。”
“余，如果你想通过这件事情，增添你的故事性，那么现在就可以停止了。人们既会知道你的功绩，你也不至于面临追杀，聂鲁达的死早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你等得到。”
余切回答她：“你把我当做一个投机主义者了，可能我过去做过的事情让你有这样的误会。但每一件事情，都付出了我的汗水，流过我的血。”
是的，卡门为何看重余切？
除了余切才华横溢，还因为余切身上有无与伦比的故事性，这无法教会，也不容易包装，是一个作家与生俱来的天赋和嗅觉。
难道顶级作家之间的水平当真差得有那么大？
为何有的人刻在文明史上，千年不朽；有的人过了几十年就无人提及？
因为后者没有故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