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尔茨年前来的燕京，呆了一个来月。
这期间他广泛考察了中国的农业情况，结合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给中国人开了些药方。
彼时的中国有八亿农民，为促使这些人摆脱贫困，主要有两方面的意见：
一方面是“农业化就是机械化、拖拉机化，所以搞工业就是救农业”。
另一方面是放弃农业，直接向外购买。因为中国人多地少，在土地上卷是没意义的。
舒尔茨的想法和这上面都不一样，他认为，前两者都忽视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应当提高农民的内在素质，还有很多潜力可以挖掘。
简单的来说，直接去指导农民如何办事是行不通的，只能辅助。而农民自己会把现成的资源达到最大利用。
这引发了经济界的长久争论。
杨振宁等人创立了个《科技导报》，这报纸虽然在美国创立的，面向的却是全体的中国科研工作者。
于是在《科技导报》上，持有不同意见的经济学家在上面撕逼，最后舒尔茨这个洋大夫占了上风。
无他，因为机械化搞不起，外购更不可能。
这些经济学家，耕过田吗？知道农村的收入吗？怎么会提出农业机械化这么匪夷所思的政策？
如果在这都能农业机械化了，化肥自然更管饱，力大砖飞了，还要你经济学家干什么？
舒尔茨的观点未必正确，但起码有机会拿去试。
舒尔茨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欢迎，他在中国各大顶级经济院校做报告，受到领导层的接见。舒尔茨自己也很骄傲，在他看来，“芝加哥学派”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
“MCGA！让芝加哥学派再次辉煌起来！”
倘若这些东西可以在新兴国家成功，那么，这有可能缔造跨越百年的学术豪门。那些“芝加哥弟子们”在拉丁美洲的实验失败，已经过去了。
就算他死了也心甘情愿。
毕竟人到了这个时候，一般的荣誉已无法使他激动，只有那些死后仍然被称颂的东西，才能让他花心思做下去。
而现在这桩事是有希望的。
弟子林一夫被委以重任，他的合作者余切更有来头。
这波岂不是直接起飞？
学者贝克尔听说舒尔茨在中国的事迹，向他打来电话祝贺：“舒尔茨先生，难以想象您在中国竟然受到了这样多的欢迎！”
“龙的鳞甲是坚硬的，但也有几处地方很柔软。您如今就在那样的地方。”
舒尔茨听到这话很高兴。
因为贝克尔已多次被提名诺奖，被这样的人来夸赞，爽感直冲天灵盖。
舒尔茨有意卖弄：“《地铁》收藏版在美国受欢迎吗？”
“当然！”贝克尔不假思索。“两大超级大国，正为了中导条约唇枪舌战，全世界都在散布核大战的阴云。《地铁》创造的核废土世界，引来了很多模仿者，但都不如原版。我很想买一套。”
贝克尔难掩沮丧之心。
舒尔茨知道为什么，因为贝克尔很喜欢余切。他是余切的书迷之一。
贝克尔此人是个怪才。他喜欢从生活现象中研究经济学，而且他的学术著作也写的引人入胜，他喜欢把那些现象都抽象为直白的经济学问题：
比如，《犯罪经济学》——罪犯为何要屡屡犯罪？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不是因为他去偷、去骗、去抢比打工更有性价比？
《家庭行为的经济分析》——为何有的人会离婚？是激情的缺失还是财产的再分配？
《家庭论》——如果把生孩子作为一种投资，那么生多少个是划算的？两个人靠生一大堆孩子并且拼命鸡娃，能不能到中晚年飞黄腾达呢？
贝克尔既然是这样的人，他就很难不喜欢余切。因为《地铁》描写的废土经济系统也很有意思，贝克尔想和余切交流。
舒尔茨故作不经意：“哦？余送我了一套《地铁》收藏版……”
贝克尔的声调明显提高了，带有那种实实在在的期盼：
“是那套刻有神秘符文，真皮精装，封面烫金压花，书口三面刷金，22k真金……的收藏版吗？”
舒尔茨似乎已经听到了贝克尔口水的声音。
“是的，余切亲自送来的。”
舒尔茨撒了个小谎，但这无关紧要。
这番话彻底赢得了贝克尔的青睐：“我真希望能来中国一趟，或者是余切再来一次芝加哥大学。上次人太多，我没说上几句话。”
“也许是因为你没获奖？”舒尔茨再次不经意的提醒“他们之间的微小差别”。
“你知道的，贝克尔。我们芝加哥的诺奖学者太多了，当时站不下那么多人。”
贝克尔听罢，幽幽地长叹一声，只恨自己不争气。
“也许当我获得诺奖，我就能和余切说上话了。”
于是，舒尔茨爽的无以复加。
甚至还想要再进一步，招揽余切来芝加哥大学。不料，这似乎却惹怒了余切。
——离开前，舒尔茨听说余切打算给自己的对象，找一个大学来上。
瞌睡来了就是枕头！
舒尔茨当即找来林一夫，表示自己可以介绍“余切的对象”来芝加哥大学读书。
目的当然不是余切的对象了，而是余切本人。
林一夫替余切拒绝：“美国不承认中国的学历。而且，余切的对象是文工团出来的，这是苏系国家的一种特殊体系，我已经被拒绝过。”
“没关系，我不在乎他的夫人。我希望余切能来读芝加哥大学的博士，他最好也能加入芝加哥学派。”
舒尔茨随口说道。
加入芝加哥学派，这代表什么？
芝加哥学派会帮助这两人争取资源，这是一条捷径。
当然了，余切也不得不被印上“芝加哥学派”的印迹。
仅仅从拿奖来看，是有价值的，然而也就拿奖了。
林一夫愣了一下，“老师，余切是一个符号性的人物。您还不了解他的情况，他爱人来留学，和他本人赴美留学是天翻地覆的区别！这对余切的名誉是一种巨大的伤害！”
又说：“这里很多人爱他，可以宽容他犯错，但绝不是这种错。这代表‘余切究竟是我们的，还是别人的’。”
“有什么区别？”舒尔茨说。
林一夫深深的看了自己老师一样，然后道：“我会和余切表达您的想法，但我想……你会失望。”
几天后，他收到了余切打来的电话，余切客气的拒绝了这件事情。
电话中，余切的口气似乎已经变得很冷了。
他心情不好？
舒尔茨很惊讶，但没有多想。他很快又做错一件事情：驻华使馆为在燕京的美国学者举办聚会，几位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在那。
舒尔茨得知，他们都是来自燕大的。有个叫历一宁的学者，曾指导过余切的论文写作。
“那是个写日元对华借款的论文……哟，你居然知道呢？关注他挺久了吧。”
“是……是……余切的论文选题是一流的，数学是不入流的，结合他小说《落叶归根》，达成了超一流的影响力。但很多人不知道，那小说是因为论文才写的。”
“哈哈哈！余切确实是燕大的才俊，院长胡岱光很喜欢他，私下里总说他。难以割爱。”
舒尔茨得知历一宁是燕大经管系的主任，立刻加入到对话中，然后表达了可以让余切来美国读博的想法。
不料，历一宁听明白话后那一刻脸色变了。“余切是我们燕大的。虽然洋博士很重要，可是土博士也很重要！你抢不走他，他也绝不会走！”
“我从没有在美国上一天学，但这不影响我做学术。你小看我们了。”
好吧，这儿总有一些固执的人，就像是他的学生林一夫一样——非得回来。
舒尔茨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些建设性的努力，他没有料到这件事，破坏了他和弟子，以及余切之间的关系。
2月初，舒尔茨离开京城。林一夫来送他，舒尔茨发觉他的弟子林一夫忽然生出了反骨。
林一夫是和余切一起来的，见到舒尔茨后说：“老师，我打算花三年的时间，重新对全国进行调查。我希望能走遍每一个乡村。”
三年？
这是否太久了。
舒尔茨道：“如果那时我还在的话，我会想办法指导你的。”
林一夫忽然摇头起来，接着发笑，然后像告别那样的说话：
“您的指导对我受益终生，但当我回国之后，可能无法再向您咨询得更详细了。”
舒尔茨感到不安：“Justin，你的意思是……”
“这和学术无关，纯粹是为了保密。另外，芝加哥学派在拉丁美洲的失败，也促使我明白，我们最终要找到一条自己的路。”
林一夫的脸色，越说越自在，越说越放松。
“余切在哥伦比亚呆了很久，追杀他的智利政府，原财政部长就是芝加哥学派的弟子，余切很知道智利如今的情况——短暂的兴旺，之后是更长久的灰暗。”
“他另一句话也让我有感触。他说，既然苏联人错了，为什么美国人就是对的，难道只能二选一吗。”
这让舒尔茨天旋地转！
他当即后悔在林一夫面前说，美国人生到了苏联未必搞得更好。
也后悔告诉林一夫，让他和余切来合作。
余切的个性太强了。
余切本来就是知名作家。虽然在经济学上初出茅庐，但毕竟地位那里。
收他来给芝加哥学派添砖加瓦不现实。
舒尔茨试探道：“余，是因为你不能容忍芝加哥学派吗？”
余切承认了：“我有个叫卡门的西班牙编辑。她喜欢玩教皇游戏，把我册封为红衣大主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平时我总陪她玩这种游戏，后来我发现她竟然是一种试探，她以为我屈服于她了。我的任何成就，她都以为她占了很大功劳，而我的想法正好相反。”
“之后我对任何这样的说辞都很警惕。”
芝加哥学派怎么能沾上？
林一夫后来之所以成就最大，就是因为他跳出了“芝加哥学派”这艘大船。这全是一帮自由魔怔了的学者，仙之人兮列如麻，鼎鼎大名的“哈耶克”就是该学派的人中龙凤。
学技术可以，搞认证就不行了。
舒尔茨很后悔。
为什么自己要突然提这回事儿？
是因为余切送的礼物吗？还是在中国实在是太受到追捧？
舒尔茨用了“sorry（遗憾）”这个词，而余切想要听到“apologize（谢罪）”，但以舒尔茨的身份，他当然不可能讲这句话。
余切道：“没有必要觉得遗憾，我们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这让离别变得相当尴尬。舒尔茨预感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舒尔茨今年已85岁，弟子林一夫又要在国内长待几年……舒尔茨就像是诀别一样，快速的说着自己能想到的所有话。
他真的很后悔。
去往机场的路上，舒尔茨三次谈到两人以后要怎么做。
在车上，舒尔茨说“做学者不要碰权力，但也不要一无所知”。
林一夫道：“我知道。因此我不会成为西式模仿者，我会做得很好。”
抵达机场，舒尔茨又说：“宣传比研究更重要。”
这次不是林一夫来说话，而是余切：“当我认为一个研究重要时，我就会写出合适的小说，你不用担心这件事情。”
登机前，舒尔茨最后道：“中国人在某些时候，是一种状态，我深以为然……”
这是余切在芝加哥大学讲的原话。
当时是用在那些贷款上学的美国学生身上，而舒尔茨这里，应该说的是后发国家的研究学者。他们都面临极大的劣势，却给自己设了一个极高的目标。
他们心高气傲，但有时也会感到疲惫。只有少数人可以完成蜕变。
舒尔茨说：“我想给你们捷径。说实在的，我没有什么坏的想法。”
这话触动了林一夫，他叹气道：“我宁可走最难的那条路，而且这就够了。”
余切则说：“我们彼此之间就是捷径。”
舒尔茨最后拥抱了自己的弟子，倒也很洒脱，林一夫哭了。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随后冲上云霄，十几个小时后抵达芝加哥。考虑到舒尔茨的年纪，这确实可能是师徒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
林一夫怔怔的站在那，余切问他：“后不后悔？”
“不后悔。”林一夫说，“芝加哥学派反凯恩斯，也就是反大组织。这是个国内学者的悖论，要做出成果就要抛出芝加哥的理论，抛出了芝加哥的理论就不可能得到成果。我早明白了。”
余切拍了拍他的肩膀：“舒尔茨是个好人，但他也有立场。说起来，我见过杨振宁……杨先生在美国呆了很多年，一直没有转国籍，后来他改了，也走到了更高，然而一辈子不敢告诉自己的父亲。这是不是一种遗憾？”
林一夫问：“你问过他？杨老感到遗憾吗？”
“遗憾！因为他的名字‘振宁’，就是振兴他的家乡怀宁的意思。这是他父亲对他的期许，我要说‘sorry’（遗憾）了，这不是一个名垂青史的理论物理学家的错。”
“sorry？”林一夫反复念了这词几次，“这个词用在这里，真合适。”
……
舒尔茨虽然走了，他邀请余切来芝加哥读书的事儿还没完。
当天听到的人挺多，直接在小圈子爆炸了。历一宁也邀请余切在他那读博，堪称是三顾茅庐，随后，隔壁的水木大学有学者也发出邀请，余切都婉拒了。
没想到，这让胡岱光相当感动。
二月上旬。
燕大已经开学，余切久违的来了学校教室。
他要代替胡岱光上一节课。
由于胡岱光已经退休，这是一堂选修课，专门研究西方经济学现状的。胡岱光是国内最早引入计量经济学，以及编撰西方经济学教材的人物，他的课程很受欢迎。
不过，八十年代的学风很差。燕大也不例外。
眼下有一股“读书无用论”的思潮，前两年已经这样了，现在更加夸张，校园场地和学生宿舍成了“贸易中心”，学生在这里摆摊设点，卖衣服、音像制品、杂志等东西。
教师到堂授课，1/3学生缺席已司空见惯，有时甚至一节课只有十几人乃至几个人来听讲，几乎每个教室的前两排都是“虚位以待”。
俞敏宏——就是那个被打碎眼镜的西语系同学，如今也在燕大任教。他的英文课几乎就没人来，最少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因为文科不好就业，也不好留洋，所有文科专业都是逃课重灾区。
胡岱光的课好一些，七十八个人，不过逃了区区三十二个而已。
上课前，众多学生说笑话：“说邓丽君要来大陆开演唱会了？听说过没有！”
“什么地方？”
“羊城！”
一个做录音带生意的学生说：“那我得想办法去羊城看看，那边盗版录音带多，拿来倒手卖，几千块钱，上万块钱都不是问题。”
提到邓丽君开演唱会的同学说：“下海有前途吗？真的假的？”
“嗨！之前科大的副校长，看学校里边儿摆摊的那么多，很不满意，把学生轰走了。结果他去沪市出差，报销不了机票的钱，一个摆摊的学生说，老师，您让我在这摆摊吧，我把机票钱给您报销了。”
“哈哈哈……”
燕大学生哄堂大笑。
这就是那几年的现状。
“还有什么新闻，说来听听？”
“还有……还有……就是那个舒尔茨，那诺奖学者啊。据说和余切闹掰了，还扯上个什么农发中心的研究员。”
“啊！”众人都震惊了。
“不信？我老师说的，舒尔茨想让余切转国籍，做美国人，余切会吗？他要这么做了，他就不是余切了！”
舒尔茨那是广受欢迎啊，为了迎接他，全燕大都动员起来了。竟然还涉及到余切，那可是个燕大的神级人物。
你听说这个人在燕大读书，但从来没见过他。
有的人说见过，有的人说没见过。最后一批余切同学毕业了，如今余切已成了传说。
前些天崔建在燕大开演唱会，那是国内第一次有歌手能到这。
摇滚乐呢，又是个被认为“西方舶来品”、“叛逆”的这么个音乐，可是近几年在国内太受欢迎了，燕大歌迷为崔建成立了个“摇滚后援会”，这也是国内第一个歌迷会。
这崔建多受欢迎啊！
结果崔建也有偶像！唱完之后，崔建忽然不受控制的问：“余先生呢？余先生在什么地方？”
没人回话。
崔建又问：“你们都知道我说的是谁！如果他能在底下听演唱会，我真值了！”
仍然没有人搭话。现场确实没有余切。
崔建非常难过，说：“有人遇见余老师，跟他说一声。我和他一样，我学的是西方人的乐队，可我创作中国的摇滚！！！”
“再问一句，余切余先生真不在吗？”
真不在！崔建那《一无所有》唱的是真好！
他那天就像是一无所有一样，失魂落魄。
学生正绘声绘色的讲，余切推门进来。神出鬼没的余切，传说中的老学长，出现在了这帮满脑子下海的本科生面前。
真是他！没错！
他在了！
大高个，粗胳膊，走起路来虎虎生风，讲起来话来活像下达作战指令的军人。
只有那微笑，那是属于文学家的微笑。
恬淡，清澈，像湖水，像甘泉。
那一刻，听过崔建演唱会的学生，忽然有种荒谬的骄傲感：崔建没干成的事儿，老子坐着就来了。